[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王怡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王怡文集]->[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唐山大地震》]
王怡文集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保障宗教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就蔡卓华案致宗教管理部门的公开信
·“北京家庭教会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辩护辞
·王怡和陈永苗谈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
·从物权到人权
·为什么雅虎是自由的敌人
·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致敬
·选举社会的伟大理想——纪念废科举一百年
·在“川渝两地高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2006年
·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天府畅言:打倒张德江
·少先队是怎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司法与大陆的宪政转型
·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巴别塔与立宪政体—— 基督教政治哲学札记
·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之五)
·母腹中的微笑:纪录片《子宫日记》
·一个世界的阴谋论:电视剧《越狱》
·国家只能是一条狗:电影《300》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二)
·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简报(2007年第5号)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三)
·真实的宗教裁判所,与今日的共产党——与天路客谈信仰之二
·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电影《戈雅之灵》
·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重读《哈耶克文选》
·行过死荫的幽谷——为“六四”18周年而作
·声援葛红兵,重贴《东京审判》一文(修订版)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的国家:电影《Catch a Fire》
·请假装你舍不得我:杨德昌电影周
·中国的七大违章建筑--兼致全国人大的举报信
·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
·救我们脱离凶恶:电影《布鲁克斯先生》
·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伯格曼的电影周
·天上的天,天上的水:电影《吴清源》
·自由主义与当前格局:答法国外交部“分析和预测中心”-
·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电影《密阳》
·戴上你的水晶珠链:电影《十三棵泡桐》
·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我对回帖言论的立场
·叫瞎眼的得看见:电影《盲山》
·信仰与中国复兴
·人若赚得全世界:电影《投名状》
·自由的传染性
·灰烬中的钻石:电影《卡廷森林》
·交出最后一个冬天:电影《贝奥武甫》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电影《窘境》《鬼佬》
·路上行人欲断魂:电影《血色将至》
·对成都宗教局和警方冲击秋雨之福教会的声明
·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见龙卸甲》
·愿死者记得我们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电影《最后一个绞刑师》
·这如火如荼的爱力:电影《左右》
·为你,千千万万遍:电影《追风筝的人》
·摇啊摇回家
·宇宙中的双城记:电影《凯斯宾王子》
·圣约和国度下的自由:《自由的崛起》译后记
·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日光之下无新事: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沉默》和《深河》
·但爱情如死之坚强:电影《荣耀之子》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电影《选票风波》
·就是不能把头撇过去:电影《全民判决》
·每一次媒体聚焦都在给法院机会
·寡妇的地界:《柠檬树》
·地上的国和地上的义:电影《赤壁》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阳光下的葡萄干》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宗教法规:当前的政教冲突及其趋势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刺杀希特勒》
·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福音单张
·万古磐石为我开:《千年敬祈》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真相至上》
·人性的落差:《南京南京》
·和散那,和散那:《圣彼得堡的恶魔》
·此刻有谁在世上死:《北逃》
·6月4日(诗两首)
·谁带你来,谁带你回家:《护送钱斯》
·做个聪明的小丑:《周立波笑侃三十年》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饥饿》
·身无彩凤双飞翼:《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众水不能淹没:《难以破碎》
·个人主义的印记:评于歌《现代化的本质》
·什么样的人越来越爱:电影《朗读者》
·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动画版《三国演义》
·王莽谦恭未篡时:《窃听风云》
·灵魂深处闹自由:《金刚狼前传》
·我的微笑还好看吗:《三条窄路》
·筑山上之城:《庐山恋》
·万物的结局近了:《2012》
·论家庭教会传统和城市教会的公开化(上)
·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十月围城》
·我们这个悲惨世界:《背马鞍的男孩》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唐山大地震》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唐山大地震》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则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的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唯一的,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的画面。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外,是三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了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素逼出来了。换个说法,就是一个外在的试探,让里面的罪活了过来。
   有时,我们的确难以去评价那些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但母亲在之后的32年间,活在无法重建的心灵废墟上。这个事实,已显明她的选择无法带给自己无亏的良心。我们若承认,人类良心的水准,只可能低于宇宙中的道德律,而不可能比宇宙中的道德律更加道德。那么,即使我们不从外面去做论断,但母亲的自我惩罚,已自我定罪了她当初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因为那个把家里唯一的西红柿给弟弟、不给姐姐的细节,已显明在母亲心里,更加偏爱弟弟。32年后,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饶恕,为她预备了一大盆西红柿。事实上,她的确和千万中国人一样,看儿子的价值高于女儿。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她的良心中不断地定罪她自己的选择。而一切灾难和灵魂受苦的意义,也无非是使人类赢得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和扭转自己那些错误和可怕的价值观。
   同时,就像电影中的孔明灯,写着“感恩”两字一样,如果你相信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上天都高于自己。那么在一切道德困境中,“拯救”就不是人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德责任。“不能杀人”才是人类在宇宙主宰面前的道德责任。换言之,你可以尽自己努力而不一定成功救人,但你一定不能杀人。但当母亲说出“救弟弟”时,不可否认,她的意思表示和内心意念中,均包涵了对在救援中主动导致姐姐死亡的同意。这一同意事实上已构成了杀人。母亲在那一刻的意念,无法通过自己即使是残存的良心的审查。
   无论如此,这仍然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接近于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让这对母女,先后触碰到了生命的议题。冯小刚至少扭转了一个张扬大爱无疆的央视化的方向。其实他努力在说,人的爱都是自私的。假如没有大地震,人们可以一如既往的、自私地去爱。但灾难的意思,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逼到墙角,情感和道德就变形了,我们的罪就被逼了出来。这个罪,既包括了自私,也包括了怨恨。无论是赶到唐山“要把方家的孙子抱走”的奶奶;是“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生母,还是“我可不愿意得而复失”的养母。
   因为灾难给我们最大的哀伤,不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的爱,是因为从中看见了残缺的爱。
   到了90年代,姐姐在另一种现代式的苦难中,作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她未婚怀孕,男朋友陪她去作人流。但她拒绝了。她说,别人可以去人流,但我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你不懂什么叫生命,所以其实你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句台词。如果大地震真能带来这个国家对生命观念的更新;如果唐山市这三十年来的人流数,会低于其他城市;如果我们不需要从大地震的死人堆爬出来,也能像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一样,停止把我们的安逸建立在杀死后裔的基础上;那么,大地震就真的能够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就像在电影中,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对姐姐的祝福一样。她用对别人的救援,释放了自己的苦毒。因为什么是你的痛苦,什么就是你对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中国第一部反堕胎的电影。冯小刚特别借用姐姐坚持生下孩子、将她独自抚养成长的选择,责备了这个当下的时代。因为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引产中所杀害的生命,每一年,都能填满十座唐山。
   真正的爱,是母亲怀念父亲时所说的,“拿命去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什么样的选择中,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2010年8月2日
(2010/08/20 发表)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