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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录机打破官方垄断

来源:开放杂志
   摄录机打破官方垄断

   摄录机打破官方垄断

   ●三部有代表性的独立制作纪录片的镜头.左起《紧急避难场所》《上访》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Youtube)
   村里土地被村官卖掉,帐目却并不公开,村民在律师、记者、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免村官运动。二○○五年广东番禺太石村事件是方兴未艾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着名的案例,而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记录了这一事件,律师遭殴打,村民被抓捕,村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最后的镜头是拍摄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围堵,车玻璃被砸碎,惊恐地拨打电话求救。制作人打上这样的字幕:“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都有摄像机,我觉得村民也应该有一架属於自己的摄像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压制性政治体制造成的侵犯人权现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后极权政治体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这可以来看做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应运而生。而从互联网来到中国之后,明显地增加了公民运动的速度、广度并改变了其面貌。从文字到照片,从图片到视频,从传统媒体到公民记者,从单向传播到资讯互动,这个过程符合传播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而纪录片正在中国公民运动中扮演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

艾未未的《老妈蹄花》


   我曾经以维权律师的身份介入一些人权案件,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中国既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媒体,可以借助的为数不多的手段就包括利用官媒以外的管道传播真相,诉诸公众的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纪录片以其图像和人物的直观性,最容易被人理解,产生共鸣,达到震撼效果;有时可以放大当事者的声音、推进事件本身的进展,甚至会成为某一公共事件中最为关键的转捩点.
   一类纪录片是直接记录某个案件或事件的,比如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记录了谭作人案开庭前,艾未未作为法庭证人在成都的种种遭遇。《老妈蹄花》出来之后,在网路上十分红火,争相传看,对於谭作人案的宣传动员,居功至伟。以致艾晓明教授在讲述谭作人等志愿者调查四川地震的纪录片《公民调查》之后,又推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录艾未未的地震调查工作和老妈蹄花。
   奥运之前发生的杨佳案,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线民中引起的巨大震撼,不亚於二○○三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孤僻的人》围绕杨佳案的审判过程,通过杨佳个人的遭遇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杨佳案之於艾未未,正如太石村至於艾晓明的意义:促成了一南一北两个重要公共知识份子的某种转变;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纪录片作品,成为中国公民运动中的突出人物。

艾晓明与何杨的纪录片鼓舞维权


   二○○六年、二○○七年艾晓明教授冒着巨大风险完成的《中原纪事》和《关爱》两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了河南及河北省感染爱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抗争及艰难的上诉之路。艾晓明说:“我每次拍摄都会和当地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地方政府把她被定为“反动教授”,强力阻挠村民接受採访.此外她的作品《开往家乡的列车》讲的是广东打工者春节回家乡的故事,《人大代表姚立法》则聚焦在民间运动的活跃人士。这些作品也记录了民间组织在基层的形成和努力,而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艾未未的《美好生活》讲述的则是冯正虎争取回国权的艰难历程。冯正虎在日本成田机场坚持九十二天,成为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传奇式人物。上海访民前往营救、摇旗呐喊,twitter线民长期关注声援,最后冯正虎得以回国,该案例极大地鼓舞了艰难抗争的民间维权力量。
   独立制片人何杨的《吊照门》,讲述了维权律师唐吉田、刘巍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证的事情。他的《应急避难场所》,讲述的是维权律师倪玉兰遭受迫害的故事。她在为拆迁户维权的过程中,被恶警打成残疾,之后被诬告袭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自家房屋遭报复性拆毁,只得流落街头,在皇城根公园的一角的“紧急避难场所”搭起帐篷度日。面对镜头,她平静地讲述起多年来遭遇的惨无人道的虐待和酷刑。虽然从纪录片的角度,太多的述和太少的场景变换会影响观赏性,但故事本身的震撼力基本弥补了这些不足。倪玉兰案虽然在几年前有过报导,但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何杨的纪录片通过网路传播之后,在twitter、微博上成千上万的人转发,倪玉兰的故事才被广泛关注,而迫害倪玉兰的恶警萧巍等人也受到网民的强烈谴责。人们纷纷前去“应急避难场所”捐钱送物,表示支持,在“六一六”端午节这天,网友组织了消夏晚会,声援倪玉兰,警方将倪玉兰抓到派出所,网民乾脆到派出所门口搭帐篷抗议.六月二十七日《南方人物周刊》报导了倪玉兰,并提及网友“围观”派出所,这无疑进一步改善了倪玉兰的境况.在围绕此事件的公民行动中,纪录片无疑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陈为军反映河南爱滋病问题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本刊资料)
   直接参与和记录公民行动
   另一类纪录片则直接参与和记录公民行动。比如在公民行动中轰轰烈烈的“福建三线民案”。因发佈“严晓玲案”的网帖以及拍摄上传相关视频,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被以“诽谤罪”刑拘、起诉并被法院判刑,这引起网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抗议.围绕开庭、宣判、出狱,前后有多次围观行动。每一次围观都有很多手持DV、手机、相机或专业摄像机的拍摄者,他们或者将声音、照片同步传到twitter、微博等社交网站,或者在事后做出纪录片,详细呈现现场情况及前因后果。《让公民与正义比太阳更光辉》纪录了“三一九”开庭的情况;而“四一六”宣判日的围观行动,人数之多、场面之热烈、组织之有序,值得一书。和番禺垃圾焚烧场事件、厦门PX事件之围观不同,三线民案之围观抗议者并非直接自身利益相关人,他们有着争取言论自由的明确政治诉求。在网上流传的就有飘香版、评修版、小凡版三个版本,而综述三线民案的何杨版纪录片正在制作之中。
   飘香制作的《公民行动:赵连海案庭外纪实》纪录了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被审判时,大兴法院门前的公民抗议行动。北京许志永、滕彪等人发起的暴力拆迁公民关注团,也主要以公民DV方式,直接记录突发的暴力拆迁场面。在历次围观“黑监狱”、营救访民的公民行动中,摄像机不仅代表了公民权利,也同时具有话语权力的意味。驻京办开设黑监狱、非法关押访民的行径,最害怕的就是曝光。
   在河北定州血案、福建汕尾血案等事件中,在数以万计的暴力拆迁事件中,在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性抗议活动中,公民录影既成为受迫害者留取证据的方法,也是向公众传播真相的手段。二○○七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新浪、六间房、土豆网、优酷等视频网站开闢钉子户视频专栏,公民记者每天上载现场视频,数千万网民观看传播、参与讨论,成为网路公民运动的经典案例。之后的厦门PX事件,一部名为《我们不要GDP,我们要生存》的纪录片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播出,有人把这个短片称作“中国线上影像行动主义”的代表。周曙光、北风等人在这些事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公民记者的代表。在太湖水污染事件中的视频作品《无锡水祸》、《我拿什么拯救你,太湖》,反映怒江小沙坝村民抗争的《怒江之声》,也是在环保领域记录和推动公民运动的例子。
   公民运动纪录片将会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维权运动如火如荼,公民法治意识和抗争精神迅速提高,民间NGO组织在艰难的法治环境中成长壮大并会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另一方面,视觉电子媒介发展迅猛,DV、电脑编辑、宽频网路、手机上网、博客、微博客快速普及,“视觉维权”、“影像维权”、“媒体行动主义”、“全民媒体”、“自媒体”概念将被广泛关注。一九九○年代兴起的新纪录运动,也不会再满足於个人命运的单纯记录,和社区经验的客观呈现,而是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并在现实行动中展示影像的直观力量。
   胡杰抢救历史的纪录片成为里程碑
   记忆与遗忘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纪录片的一大主题.谈及中国纪录片运动,不可绕过胡杰。他在一九九五年就开始了独立纪录片制作,当年就推出《圆明园的艺术家》和反映小煤窑工人生活的《远山》。二○○四年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胡杰成为带动公民影像运动的最重要的先锋者和启蒙者之一。二○○五年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因带学生看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校方停课,这件事也使胡杰、林昭、纪录片受到公民社会的更多关注。
   之后,胡杰推出《我虽死去》,讲述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的故事;《我的母亲王佩英》讲述了文革时期,一位有着七个孩子的母亲王佩英,面对谎言仗义执言,而被残酷批斗继而被判处死刑的故事。胡杰正在制作的纪录片几乎都是“抢救历史”的工作,无论是反右、文革还是更新近的历史事件,对抗遗忘、挖掘真相,都是公民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地震之后,政府对媒体下达禁令,对民间调查者极尽阻挠威胁之能事,有些校舍废墟旁有专人看守,禁止拍摄;学生家长被警告,上访者被抓捕甚至判刑;谭作人因调查地震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被抓捕或判刑的还有黄琦、刘绍坤、曾宏玲、潘剑林等人(潘建林是四川地震纪录片《谁杀了我们的孩子》的作者)。在这一背景下,艾晓明的作品《我们的娃娃》算是坚定而愤怒的抗议.她记录了普通人的悲痛和抗争,质疑了官方歌功颂德的宏大故事。
   艾未未的地震调查行动是后公民行动的主要一章。《四八五一》和《念》很难算是纪录片,却应该在这里提及。八十七分钟的《四八五一》没有情节,没有人像,没有场景,只有一长串遇难学生的名单和背景音乐。《念》则是由普通公民参与,每人念一个在地震死亡的学生的名字,将音频汇总而成;这是以民间记忆对抗遗忘政策的典型案例;面对真实的死亡,面对一个无法归类的作品,人们不得不反省自身对苦难、人性和体制的态度。如果更多的人自觉留存和分享集体记忆,则谎言和遗忘无法肆虐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公民的维权抗争旨在重建公民社会和政治结构,那么与遗忘的抗争则旨在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共同体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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