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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选举

原载1997年3月20日《责任》号外第7期

   

   再谈选举

   

   回忆与思考之一

   

   编者按:今年我国将进行区县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如何运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使公民权利由虚假变为真实?这是摆在每个公民面前的课题,傅申奇的选举过程,也许对大家有某些参考价值,公民权利的实现要靠公民自己来争取,但愿每个中国人都自问:我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公民,具有公民权利?!

     记得80年我在原上海动力机厂(南市区的一个选区)竞选人民代表之后,曾用笔名在香港《七十年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大陆的竞选谈起》。

     这以后,十六年过去了.其间,我三度入狱,历十年之久.今天,我初到纽约,坐在陋室里,但享受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思想自然更活跃了.欲把想到的种种一古脑儿都写出来,作为一个开头,我从大陆的选举问题落墨,其意不只是回顾.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从理论上说,人民代表的选举是有关选择权力机构的大事.在分级选举顺序中,区县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是普通选民行使自己权利的基本方式之一.但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选举的理论含义是不存在的.

   它的实际含义便成了一党专政和寡头独裁的遮羞布,成了愚弄人民的道具,成了欺骗国际舆论和世界人民的幌子。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而只是匍匐于中共独裁寡头脚下的奴才.早先,以"一致通过"丑态来毫不掩饰地表演这种奴性;近些年则加上些"弃权"或"反对"票的调料来掩饰这种奴性.

     其次,从选举过程来讲,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滑稽剧。省市和全国人民代表的选举对普通公民来说,简直是云里雾里不知其然。即便是区县选的代表侯选人,对普通公民来说也是素不相识或者是知其名而不知为何等样的人。对于这些由相关党委内定的侯选人,选民要么因为洞悉这种选举的虚伪而嗤之以鼻,胡乱投他一票;要么无可奈何甘于被愚弄而糊涂地投他一票。

   

    民运人士如何对待这种选举?

   

    那么,民运人士如何对待这种选举呢?大体有两种态度:1。认为参加这种选举就是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和人大的代表性。因而,只是揭露这种选举的虚伪性,而拒绝卷入这种选举,既不运用选举权也不运用被选举权。2。认为充分运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是民主化进程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在揭露这种选举虚伪性的同时,投入这种选举。有条件的就运用被选举权,争当人民代表;没有条件的则运用选举权,并促进其他选民真正地行使选举权。

    我于一九七五年投身社会活动,七六年与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王申酉烈士邂逅而遇,便一道开展组织民主反对派的活动。王申酉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枪决后我继续进行这一活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大规模的西单墙民主运动爆发之后,我便率先在上海打出了第一面民主团体的旗帜振兴社。尔后又与陈军、刘劭夫等友人创办了《民主之声》。在中共逮捕魏京生、任畹町的第一个压制民主运动的浪头之后,继续出《民主之声》,并在全国范内与各地民刊和民运团体的朋友一道坚持公开的合法斗争。

    基于这种背景,我对选举便采取了第二种态度,积极卷入,尽量扩大社会影响造成社会效应。

   

    我的选举简况

   

    当时,上海师大、复旦和同济等大学的学生,已经进行了选举。许多有民主理念的学生站出来,投入竞选,其中以徐邦泰在复旦大学的竞选最有声色,并正式当选为宝山区人民代表。

    这表明:在知识层面较高的地方,选举可以从虚假走向真实,并产生实际的结果。那么,在知识层面较低的地方,是否也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呢?我决定以身试法。

    八零年四月下旬,我依据当时新颁《选举法》的一些有利因素,[列如:一人提名三人附议便可非正式候选人,以及可以宣传候选人等等]开始了竞选。

    我首先向选民们发了一份传单,作自我解绍,宣布争当人民代表,并阐述了争当代表的目的。我说:人民代表不是一种官衔,而是由选民授权的选民利益的代言人,我之所以要争当人民代表,是为了表达本选区选民的意愿,维护选民的利益。

    这不啻是在一湖静水中投下了一枚炸弹,全厂选民被我的举动所震惊,象旅游团似的,从我工作所在车间的这一头进,走到那一头出,川流不息,都要来看一看我这个不见经传,而破天荒第一回要在工厂里争当人民代表的小人物是何等样的人。接着流言四起,有的说:我肯定有局一级以上干部的家庭背景,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可见专制制度下人已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正常运用自己的公民权利就算大胆]有的说:我在社会上早有活动,这一下肯定要挨整;有的说:我是个有头脑、有胆识的小青年,开了个好头。一时间贬褒不一、众说纷纭。总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讨论。

    接着我动员一些师兄弟,一人提名,三人附议列为非正式候选人,就公布在厂里的公告栏上。厂里的党、政、工、团都动员起来,召开各种会议打招呼,要求全体党团员和工会会员,抵制我的选举活动,并声称我是人民广场的动乱分子,是即将抓起来的第十四个人。(注:上海市公安局七九年发布《三·六通告》之后上海抓了十三个人)。后来,干脆以即将进行的工资调整,威胁支持我竞选、打算投我票的工人。

    我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争斗,出版一份《选举简报》,每隔两、三天发一期,既对党政工团的做法提出批评,也正面阐述我如果当选人民代表将为选民做什么。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接待选民,与选民畅谈选举与每个选民切身利益的关系。

    广大选民逐步加深了对我的了解,都知道我在厂里工作九年,一贯踏踏实实,为人正派、耿直、勤奋学习,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是全厂仅有两名被录取者中的一名(注:我因全身心投入民运,于七八年十二月主动退学回厂),虽为“黑五类”子女却是团员,故对我颇有好感。也被我的热情、坦诚、忘我和挚着所感动,支持我竞选的选民日趋增加。甚至许多党员都向我保证,一定会投我一票。

    厂部党政领导慌了手脚,意欲甩出一个杀手锏。他们在五月上旬召开一次全厂大会,想出其不意地对我来一次致命的攻击,以形成对我的批判。他们在宣读了市委有关人民广场活动的文件,以及《三·六通告》通告等文件指名道姓地说我就是其中的害群之马,要在厂里搞动乱,想激起选民的义愤。选民们虽然不为所动,但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了,许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接着,他们打出了邓小平七九年一月十五日讲话这张王牌。在这篇讲话里邓小平说:上海民主讨论会(即振兴社)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等。随后大会发言人明确指出:傅申奇就是振兴社的坏头头,一刹间,全场嘁嘁喳喳的议论响成一片。既然邓小平点了我的名,看来我在劫难逃了,选民们惶惑起来。

    那时,我坐在大会场的后面,即刻写了一张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我在纸条里要求大会主持人给我五分钟发言时间。主持人宣读了纸条,但称会议没有这一项议程,拒绝我的要求。他的话音刚落,我霍地从后排站起来,慢慢向主席台走去,全场一千三百多名选民都看着我。我走上主席台,冷静但大声地说:厂领导讲了许多违背事实的话,我有责任也有权利向选民们澄清事实。他们讲了一大堆话,但我只要讲几句话。我说:民主讨论会的许多成员被逮捕了,他们是不是反革命不必我来讲,时间会讲。我只想讲,我是振兴社的负责人,振兴中华有什么不好?(注:几年后中共在全国开展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我没有被捕,还在这里,还是团员,还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的公民,请问:我手上拿的选民证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哑然无声。我接着说:所以,邓小平得到的汇报材料是不符事实的。[注:邓的这篇讲话编入邓选后,删去了(即振兴社) 这几个字]你们想借此侵害我的被选举权,是违法的,也是办不到的,我的话完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们目瞪口呆,无言以答。厂党政领导对我的打击,变成了对我的宣传。

    之后,党政工团绞尽脑汁,试图挫败我的竞选,但都没有奏效。尽管我被选举委员会排除出正式候选人的名单,可是认为我会当选的呼声越来越高。

    临近投票的前三天,我请了事假,按早、中、晚三班的时间表,在大会场作了三场竞选演说,把《竞选演说》全文刊在《选举简报》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投票那天,我的支持者都认为大局已定,有些工人兄弟甚至准备好了鞭炮,准备一过半数即鸣放庆贺。

    开始唱票了,黑板上出现了一串串正字,我的选票一直遥遥领先。到五百多票时,一个同情我的检票人下楼小便时漏出风声,说我已过了半数。也就在这时,我的票数骤然减少,甚至没有了。最后,选举委员会宣布:厂长七百多票,勉强过半数而我的有效票数为六百三十六票,名列第二。他们解释说:由于我是非正式候选人,所以凡是选票上填写名字时写错的,例如把傅写成付或漏掉一点,都无效,而把废票算上去我是过半数的。究竟是不是把我的许多有效票都算作了废票,这个谜只有待将来知情人来澄清。

    即便如此,按选举法规定,我们选区应选出两名代表。如果第一次 选举只选出一名代表,应组织第二次选举。我立即向选民们宣布,我将参加第二次选举,提醒选民们不要再写错字。同时上书区选举委员会,要求依法办事。

    但是区选举委员会对此不加理睬。十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消息,最后正式宣布:根据我们生产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再进行第二次选举了。于是,我到区委食堂散发了抨击区选举委员会,要求举行第二次选举的传单。同时还到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我们厂和区选举委员会。这两个部门都声称无法受理此案。我在厂里又展开了要求依法举行第二次选举的签名活动。有二百三十多名工人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在这时,厂里正式开始调整工资了。许多签了名的工人顾虑重重纷纷来找我,希望我顾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不要把签名上交。鉴于这种情况,也因为我要把精力投向社会,继续出版《民主之声》,并为全国性的组织作准备,所以宣布当众烧毁签名信。

    至此,我的竞选活动虽不算成功但还算漂亮地划上了句号。

    同年七月,陈尔晋到上海,我们商讨后一致认为要推动各地即将开始的选举,尤其是北京地区的选举。我编写了一份《选举纪要》;陈尔晋带了二百份到北京去,据他说:他把这份《纪要》散发到了北京几乎所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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