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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手聯彈》“讚”汪精衛說起

   2010年香港書展開幕,邀請的嘉賓中有章詒和跟賀衛方。他們合作的新著《四手聯彈》中有一些新疆的照片,可惜文字部分似乎並無涉及我所熟悉的生產建設兵團。

   但不少篇什仍然引起我的興趣或共鳴。例如賀教授記述海德堡,就勾起我15年前的美好印象;而章詒和懷舊的美文,更令我浮想聯翩,以致情不自禁地致函兼致電,“發思古之幽情”。這個“古”,並非唐宋元明清,也不是所謂“剝削階級失去了的天堂”,只是民國時代的文化罷了。

   而汪精衛,正是這個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讀小學的時候,就知道中國有個大漢奸,叫汪精衛。中日戰爭期間,全國人民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抗戰,唯獨他投靠日本,出賣國家。蔣介石也是假抗戰,真反共。那時的教科書都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宣傳的。回到家中講給父親聽,他哈哈大笑,說:‘課本上寫錯了,老師也講錯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

   書中章詒和的《衛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以此開篇。她特別憶述其父章伯鈞對汪精衛的三點看法:漂亮,才情,人品。

   毋庸贅述,作為民初四大美男子之一,汪氏的第一點有目共睹。對第三點,章伯鈞這樣說:

   “政治上從慷慨赴死,到涕淚登場,到客死異國,汪兆銘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說他一輩子無可挑剔。不貪錢財,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賭。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蔣、老毛相比,是個沒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至於汪的才情,章伯鈞讚曰:

   “汪兆銘詩文可以選入教科書!台上是領袖,提筆是文人。”

   說到此,大概不少讀者都會記得汪氏25歲時行刺清朝攝政王不遂,在獄中所作四首《被逮口占》之一: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而此行之前,汪氏的《致南洋同志書》中慨然道:

   “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如此壯懷激烈,確實堪與戊戌變法的譚嗣同相比肩。譚之絕命詩云:“我欲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氣沖斗牛。而汪氏遺孀陳璧君後來在獄中賦詩感懷,內有“翰苑才華憐後主,英雄肝膽惜崑崙”,與譚氏詩句不無相似也。

   身為南洋富商的千金,陳璧君早年在汪於京城身陷囹圄的瀕死關頭,隻身涉險極力設法營救,並以密函表示願以身相許。汪閱後“萬分感動,遂改清初顧梁汾寄吳兆騫之《金縷曲》‘季子平安否’舊作”以答: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凄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偎俄。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對於汪氏的文學天賦與情深款款,連曠世奇才錢鍾書都讚以“掃葉吞花足勝情,巨公難得此才清”。

   章詒和文中續寫道:

   “汪精衛從政一生,詩詞也伴隨了一生。據說,他病重時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詩詞稿。他的詩篇詠山河,哀民生,痛名節,彌漫著悲苦凄涼,縈繞著憂國情思。”

   章文繼謂:

   “學者葉嘉瑩認為,汪詩中蘊涵著一個‘精衛情結’,所謂‘情結’,即指一個人的內心始終存有一個追求和執著的理念。汪精衛的名字緣自《山海經》‘精衛填海’的典故。 他有‘衛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的詩句。‘衛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衛鳥。一個小鳥,想銜著小石子去填那破敗中國的滄海,填得了嗎?出於‘曲線救國’的政治路線與‘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時刻,汪精衛希望能保全淪陷區一部份民眾和土地,他就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了。為達到這個理想,他跟日本談判。日本人把條件說得很好,一旦邁出腳步,條件馬上變了。加上老蔣的打擊排擠,上了船的汪兆銘無可奈何了,也永難回頭了。葉嘉瑩說,精衛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這種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衛所做,正是這種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於是才有一生的‘衛石成痴絕’,才有一世的‘滄波萬里愁’。縱觀汪詩,從壯懷激烈到一腔愁苦,這個‘精衛情結’貫穿了始終。” 古人云“蓋棺論定”,但對汪氏似乎遠非如此。資料稱:

   近年來華人史學界對於他的評價漸趨和緩,認為他與日本謀和的努力,也不能一併抹煞。(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07-09-21)

   學者林思雲在《真實的汪精衛》一書中甚至提出:在汪統治的日占區,人民生活能較穩定,且認為因汪代表國民政府向日本求和,使日方沒有再大舉進攻重慶和延安,這都是他的貢獻;而且汪站在日本一方,蔣站在美國一方,戰後無論同盟國抑軸心國勝利,中國均為戰勝國,從而可避免戰敗國割地賠款的損失,保存中華文化,起碼中國還能苟延殘喘。

   林上述看法爭議甚大,茲不細議。只是聯想起與毛有關的兩件事:一是“毛選”中所提“兩面負擔糧稅的”地區(946頁);二是陳永貴的“漢奸”問題。

   據“毛選”《學習和時局》一文《註釋》(八):

   “兩面負擔糧稅的地區,是指根據地的邊緣地區和游擊區,在那些地區因為敵人可以經常來騷擾,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擔糧稅外,還經常被迫向敵偽政權繳納一些糧稅。”(953頁)

   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負責徵集糧稅應付敵偽的當地村政府算什麼性質?辦事人或村中父老,算不算漢奸?高爾泰《尋找家園》中就提到一個名叫方秀的小雜貨店老闆,常被村民找來處理這種“日偽軍.挺進軍(國民黨武裝---張註).新四軍三方都來要糧”的問題。(花城出版社,11-12頁)相信村民是不會視之為漢奸的,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會不會追究?中共建政後又如何呢?尤其“人民政府”治下方某恐怕就難脫干係了!

   再看陳永貴。1942年他被推選為大寨村偽維持會代表,後加入日偽組織‘興亞會’。但文革中山西駐軍負責人謝振華將陳的歷史問題上報,周恩來為此向毛請示,毛表示不必追究。陳永貴遂得保無虞,且節節高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大陸農業。

   應當指出,無論其時負責臨時性徵糧的方秀也好,正式任職於維持會的陳永貴也好,總是要有人去做事。沒有方秀,也有圓/袁秀;不是陳永貴,就是李永貴。

   愚意以為,此種問題應作具體分析。即使確屬漢奸,晚節不保,但前期表現要區別對待,特別是汪精衛這樣複雜的人物。

   行文至此,想起陳丹青曾稱許周作人1946年在南京受審出庭時的文人風度,如此正面評價一個“漢奸”的形象舉止,堪稱膽識不凡。而章詒和借其父之口大“讚”汪精衛詩詞人品,就更難能可貴了。

   這難道不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嗎?

   (7-21)2010年香港書展開幕日凌晨1:48完稿

(2010/07/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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