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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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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官”、股市、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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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精神不足为训——与袁鹰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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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反右是毛走向独裁的分水岭?——与章立凡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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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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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驳孙力舟似是而非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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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记文学看57反右(下)

首先我简单谈了一下,我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我重点谈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的遭遇。

   “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的违反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有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老母进行搜身?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们道个歉吧。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史达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巫宁坤《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允晨文化,2007年,65-66页)

   由是,他很快落网。1958年3月,名列“极右分子”的他“受到一等一级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同上,75页)

   所幸这位著名翻译家大难不死。2007年笔者赴美参加反右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后,专程到弗吉尼亚州其府上拜访。他在持赠的《一滴泪》扉页上,写了“四海无家一滴泪,万里还乡半步桥”两句诗,“半步桥”是作者当日被押送去的北京市劳动教养所坐落的地名。

   书的封面上以三句话概括其30年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I came,I suffered.I survived)。

   对此,余英时教授在该书《代序.“国家不幸诗家幸”》中称“为之击节”并阐释道:

   在中国文史传统中,这正是所谓“春秋笔法”。当然,作者的隽语是从凯撒(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vidi,vici)脱化而出的,经过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学修养和匠心独运,即此可见。

   (八)残酷迫害惨绝人寰

   劫后余生的巫教授以“我受难”三个字,浓缩百万“右派”的血泪人生。如果套用托翁《安娜.卡列尼娜》开头那句话后半截,便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存者只是少数。据说前年尚在生的57受害者不足两万,约占各类“右派”(包括“中右分子”和“内控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局实行“灭绝思想兼肉体”,尽管毛口头宣称“不采取极端的政策”。

   表面上看来,当年的“右派”基本上没有判死刑的。林昭是几年后才加上别的罪名予以处决。对右派的处分最高为一类:劳动教养,如巫宁坤教授即是。次一等为二类:送农场监督劳动,如戴煌、萧乾。

   殊不知,这两类处分死人无数。原因在于:虐待加饥饿。

   关于这方面的惨剧,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最广为人知。1958年最高峰时,该场向省劳改局汇报的犯人数为3074人;1959年末,管教人员司继才“给劳教犯人们发衣裳,据他日记上记载为3136人,名单是刻印出来的。”1960年底中央工作组派人“统计幸存的人数为500多人”(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2008年,14页)。对此,幸存者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有精到的描述。而北大荒农场的情况,戴煌以“九死一生”为题的回忆录也叙之甚详。

   下面摘录戴煌当时的难友、《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1987年在香港答记者问,见于《笔底风云---二战名记者朱启平传》(纪卓立著,富达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81-186页):

   (在零下二三十度凿冰开渠)记者:这是很艰苦的劳动吗?朱:当然,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原上。冷风吹来,真要把人冻僵。拿起十字镐拼命砸,用铁铲往外甩,一刻不停的强度很大的劳动,才使身上有点暖气。记:你们一天劳动多久?几小时?朱﹕談不上幾小時。天還漆黑﹐就要起床﹐摸黑到飯廳派飯的窗口排隊。飯廳是個土牆草頂的小屋﹐掛著一盞煤油燈﹐廚房裡的熱氣瀰漫出來﹐把燈光逼成模模糊糊的亮圈。誰也認不清誰﹐一個個黑影。領到的飯是兩個菜糰子﹐其中糧食不到一半。所謂糧食是玉米。拿上這兩個糰子就邊吃邊走。出門﹐黑暗中有人在前面帶路﹐一個跟一個走。到了工地﹐坐下來等天亮。有一點光了﹐開工。到中午﹐炊事班有一個人挑一副擔子來了﹐一頭是菜糰子﹐另一頭是湯水﹐早冰涼了。歇工吃飯﹐吃完又幹直到天黑。記﹕你們住在那裡﹖朱﹕就是土牆草頂的屋裡的土炕上﹐四周漏風﹐屋裡零下數十度﹐炕上沒有一點暖意﹐人睡在冰冷的土炕上。我們把外衣一脫﹐鑽進被﹐把所有的東西都蓋上﹐大家擠得緊緊地。精疲力竭﹐倒下去就睡著了﹐不知睡多久﹐好像剛閉眼就被叫醒了。最有趣的是﹐我們脫下的棉鞋必須塞在被褥下﹐不能放在地上。棉鞋凍得像是鐵皮打的﹐綁綁硬﹐擲在地上會像皮球似地跳起來。如果放在地上﹐有人夜裡起來出去解手﹐不小心在你的棉鞋上踩一腳。壞了﹐棉鞋變形了﹐第二天你起床穿不進去了。記﹕那你們怎能吃得消﹖朱﹕自然吃不消。漸漸地許多人頂不住了。記得有一天傍晚收工﹐我凍得麻木了。什麼叫麻木﹖譬如說﹐你那時對我說話﹐我大概明白你說什麼﹐但是頭腦已不能作出反應﹐更不要說回你的話了。……凍死人了經常發生記﹕那有沒有醫生呢﹖朱﹕有﹐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覺﹐醫生來了﹐給睡在我旁邊的一個人治病。我把鋪蓋捲起﹐靠牆﹐我坐在鋪蓋上﹐留出空地給醫生看病。醫生用聽筒﹑打針.......折騰半天﹐忽然下炕﹐坐在炕邊上﹐把病人的手拿過來把脈﹐看手錶﹐把病人的手放回去﹐對同來的助手說﹕“記下﹐現在是十點 x x 分。”然後﹐站起身來﹐問﹕“還有一個呢﹖”助手帶他走了。後來知道這“還有一個”是當晚收工後﹐大家發現他沒有回來﹐趕快出去找﹐他凍僵倒在路旁。醫生去﹐已經無法挽救了。死在我身邊的是個四十多歲的大個子﹐凍死的那個才二十多歲。記﹕你怎樣熬過來的﹖朱﹕我到後來一點力氣也沒有﹐走路只能半步半拖。體力消耗多了﹐大小便失禁﹐人成了活動廁所。吃下東西去﹐腸子裡留不住﹐骨碌碌流出來了。我以為一定要葬身冰原了。(不得已)写信告訴她(指妻子)﹐儘量寄一些吃的東西來。她寄來兩大盒蜜餞。我一口氣沒斷﹐是靠這蜜餞。……記﹕你怎樣離開北大荒的﹖朱﹕起初一點不知道﹐只是得到通知﹐調我離開北大荒。那時家裡寄來兩大罐奶粉。我知道這是從孩子嘴裡挖出來的。我沒有吃﹐送給別人。我把被褥﹑衣服﹑膠靴﹑勞動工具等也送了人。我是活著出去了﹐為什麼不使別人多一點活的可能﹖在我狼狽萬狀時﹐有一天﹑走在路上﹐忽然有人走上來﹐塞給我半個玉米面窩窩頭﹐匆匆走了。我見過他﹐但不認識他﹐小個子﹐瘦瘦的﹐戴眼鏡。我終生不會忘了他的形象﹐但願在人生的道路上與他重逢。走的前一晚﹐睡在我旁邊的一個人萬般悽楚﹐對我說﹕“啊﹐你是走了﹐我還不知怎樣呢﹖”他已喪妻﹐只有一個女兒在北京讀初中。他較早地不能幹重活。在我們挖渠時﹐他在渠邊上“清邊”。渠裡挖出來的泥土往兩邊甩﹐堆在渠邊﹐越堆越高﹐渠底的人已經不能把泥土甩得更高。“清邊”就是把渠邊最高一層泥土﹐向外撥﹐騰出地方容納渠裡甩出來的泥土。這是很輕的勞動﹐但在他已是力不從心了。有一天﹐他正在“清邊”﹐渠底一個急於要表現自己的小伙子﹐竟把一鏟土扔上去﹐罵道﹕“還在磨洋工﹐不好好幹﹗”他嘿嘿苦笑﹕“我要能幹還不幹嗎﹖我在這裡給你罵好受嗎﹖”我也在渠底﹐他的話直刺心胸。我走後沒幾天﹐得到消息﹐他死了。他的女兒無母無父了。離開北大荒﹐要到虎林縣去辦手續。到了縣裡﹐首先找飯吃﹐沒有什麼菜﹐白飯一碗碗吞下肚。身上其髒無比﹐到澡堂洗澡﹐脫了衣服剛要下池子﹐池裡七﹑八個人都盯著看我。我有什麼好看﹖洗澡不是誰都脫光衣服嗎﹖人家瞧得緊﹐我不由得也看看自己﹐究竟有什麼可看的﹖啊﹗原來我是個骷髏架子﹐人家沒有見過這樣真正皮包骨的人﹗我的胳膊﹐可以用大拇指食指圈起來﹐我的大腿﹐兩隻手可以箍起來。回到北京﹐親友見了﹐簌簌落淚。到北京才知道為什麼把我調出來﹐因為我還可以派點用場﹐死不改悔的右派可以發配使用。(原载香港《百姓》杂志,1987年7月号,41-45页)

   朱启平死里逃生,是因为新成立的张家口外语学院急需英语教师,以适应60年代初中苏交恶,毛改向西方伸出橄榄枝的新形势。

   这位二战名记者是萧乾的同事兼校友,浙江海盐县人,生于1915年,曾肄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战期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任职于《大公报》。1945年9月2日以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军记者身份,报道“密苏里”号上日本签降仪式,题为《落日》,文章脍炙人口。后为《大公报》驻美及联合国特派员。但他1948年底偕已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妻子返港,再全家北上。韩战时期又主动请缨赴朝报道停战谈判。周恩来、廖承志均对之甚为赏识。可是毛忌恨新记《大公报》的自由独立办报传统,强调“舆论一律”,于是主张“报纸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的朱启平,也就必然遭到厄运了。

   与朱启平过从甚密的子冈、徐盈夫妇等一批《大公报》人,《大公报》出身后创办《文汇报》的徐铸成,以及许多资深记者、编辑,几乎被一网打尽。毛本人办过报,深知“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必须牢牢抓紧。故新闻界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受命负责领导新闻界“反右”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这位多才多艺并最先编出《毛泽东选集》的中共资深报人,本来兼任该报总编辑,掌有实权。但他早就看出毛号召鸣放内有玄机,故在鸣放之初并未紧密配合毛的“战略部署”,为此于57年4月间遭毛严厉申斥,随后不久即被撤去总编一职,由吴冷西取而代之。尽管如此,毛对邓所欠的此一旧账仍耿耿于怀,八年后予以清算,把邓逼上了绝路,使之成了文革第一个牺牲品。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中对此评述颇详,一代才子在专制魔王下的悲剧命运令人不胜感叹唏嘘。

   结语

   总的来看,所有这些以57反右为题材的文字作为一个整体,其文学性与史料性的完美结合,可与《史记》相媲美。

   至于其中的佼佼者,除已引述过的《一滴泪》、《最后的贵族》和《昨夜西风凋碧树》等,或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或在国内外获得重大文学奖项而脍炙人口外,高尔泰的自传体散文集《寻找家园》尤其值得注意。该书作为一种别开生面的传记文学,于2004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部分篇什曾在《读书》杂志发表,后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高尔泰是画家,又是美学家、哲学家,江苏高淳人。1935年出生,美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某中学任教,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全国性批判并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62年春解除劳教,获敦煌文物研究所接收。文革中再受批斗,后下放五七干校。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京、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89年“六.四”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于南京和成都看守所。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抵港后于93年辗转赴美获政治庇护。现居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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