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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何樂入作協

   閱梁文道文《金庸何苦入作協》,頗不以為然。本來,金庸入作協已非新聞,首見於去年6月25日中國作協在官方網站發布的公報。雖曾引起熱議,但時過境遷,何以梁舊事重提呢?梁文解釋寫作緣起道:“上周我在杭州有場講話,主辦怕我敏感,不讓我早定主題,最後搞成了一局漫談。但我還是盡力整出一條線,從朱陸異同講到《伊利亞德》,看古人研讀經典的意義何在。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標題變成了《梁文道:韓寒是下一個魯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協毫無意義》。可憐朱晦翁陸像山泰山喬岳,皆不及韓寒金庸奪目。記者並不關心我的主題是什麼,他們只對市場負責,只對自己代表市場提出的問題感興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韓寒仍能形成一個市場。恰恰是這種文化市場的出現,使得金庸自動申請加入作協的舉動變得那麼不可思議,那麼荒誕。”

   這段話末句稱“金庸自動申請加入作協”與事實恐有不符。

   據當時的報導:

   “在大眾的熱議中,金庸是不是主動加入的,成為議論的焦點。昨天上午,記者致電金庸的助理吳小姐。她證實,金庸的確於日前主動向中國作協遞交了申請表。金庸助手、香港 《明報》現任總編輯潘耀明(應為《明報月刊》總編輯—張註)透露,填表格、遞交申請、審議、公示,‘大俠’金庸並沒有因為名氣大而搞特殊。

   不過潘耀明又表示,‘大概今年年初的時候,中國作協方面主動發出了邀請,金庸一聽便欣然同意了。’雙方經溝通後,一切都按程序辦理。”(《廣州日報》2009年6月22日)

   可見,是年初中國作協“主動邀請”在前,金庸“欣然同意”之後“主動”“遞交申請表”。這和“自動申請加入作協”顯然不一樣。

   對此,上述報導的末尾還有補充:

   “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作家張賢亮則稱:‘這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不需要太多理由。’張賢亮回憶說,早在香港剛剛回歸時,他便向作協提議吸納香港作家,大概是1998年,他還在北京當面向金庸發出了邀請,‘可能是時機不如現在成熟,當時金庸聽過後未置可否,這事情也就耽擱了下來。’”(同上)

   “十年人事幾番新”。1998年是香港回歸第二年,“一國兩制”能否持續尚在未知。2009年則是大陸經濟在寰球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香港越來越依靠“祖國”。金庸自然認為加入作協此其時矣,這才“欣然”應邀,“一切按程序辦理”,從而繼已有的8522名會員(其中包括梁羽生)之後,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作家組織之新鮮血液。

   既屬“欣然”,則其樂何如?梁文謂其“何苦”,實在誤解金大俠了!

   梁身為鳳凰衛視的評論員,對“國情”並非茫無所知。他自言“明白”:大陸作家有“一級二級”之類等第,“這不只是個榮譽,還是切切實實的身份待遇”;“他們領的薪資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醫院也不同。而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為官僚體制的等級,例如王安憶,貴為上海作協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當於副部長的級別。”

   但他拿名成利就的韓寒無需憑作協獲利為例設問道:

   “比起韓寒,金庸簡直更是華人文化市場的天皇,百年來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協,難道謀的是副部級醫療待遇,甚至部級的養老服務嗎?”

   這似乎有點書生氣太重,偏於一味的形而上了。試想,“查先生”去年高壽85,耋耄長者,倘若貴體違和,能在京、滬等地享受“副部級醫療待遇”,又何樂而不為呢?蓋早有傳言,1980年獲鄧公首個接見的港澳知名人士金庸,將榮登作協第十位名譽副主席寶座。故上述實惠殊非鏡花水月也。

   梁文又認為:

   “作協當然不只是實際利益的分配工具,它還是象徵資本的分配系統。很久以前,加入作協,得到分級,你才算是個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個好作家。可如今,相對獨立於國家體制的文學場域又見成形,相對於官方評定的天下公論也早已回歸。圈內圈外都知道,國家一級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國家一流作家,全國作協主席鐵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國文壇祭酒。作協的象徵作用又還剩下幾斤幾兩呢?”

   言下之意,蜚聲寰宇的小說大師金庸,完全不必借中國作協確認身份,揚名立萬。如此剖析金庸的心態,便有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不可否認,幾乎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可是,正如去年熱議中某論者所言:

   “金庸確實寫了不少書,在華人世界的影響也頗大,可是他寫的都是武俠小說,是入不了大雅之堂的,怎麼能入中國作協?”

   此類對武俠小說是否可歸入文學/純文學的質疑,可謂屢見不鮮。筆者記得,2003年香港藝術發展局首次頒發“藝術發展獎”給金庸時,他致辭表示沒有想到會獲獎,認為劉以鬯比自己更合適(大意)。我相信此乃其由衷之言,內中不無“武俠小說難登文學的大雅之堂”的想法。

   因此,中國作協此一龐然大物給予的身份認同,即使對“華人文化市場的天皇”金庸,也不是可有可無、不足掛齒的。

   至於梁文抨擊稱:

   “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套體制強把文學場內的身份化約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統,不只用官僚級別的方法判斷作家的地位高低,還使得文學藝術的尊嚴屈從在政治的權威之下。例如全國作協主席是個部長級的職位,那是不是意味著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徵資本還及不上國務院總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根本是兩套不可比的系統。中國固然有以官職代別號的稱呼傳統,但有誰會相信杜工部王右丞傳頌千古,全憑他們的官做得夠大?”

   這段話言之成理,義正辭嚴,擲地有聲。不過,“文學藝術的尊嚴屈從在政治的權威之下”,正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現實。而金庸雖生活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卻時刻不忘北望神州。對此,我們不妨重溫以下故事:

   “1999年10月26日,杭州召開了個《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研討會》,新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金庸應邀作了談話。他說:‘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

   董橋讀了這則報導,說:‘寫武俠小說奠定文學地位的金庸,正是著名報人查良鏞先生……查先生這篇談話雖是在杭州發表,我在香港拜讀,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要新聞工作者向解放軍看齊,那倒是香港傳媒人要從頭學習的課題了。查先生的言論前進得很。’”

   可以設想,假如下屆全國政協“邀請”金庸出任常委,他也必定“欣然”同意。上一任作協主席巴金曾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作協副主席王蒙(據說他是金庸加入作協的介紹人之一)乃政協常委,這不是有例可循嗎?

   梁文續稱:

   “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認的武俠小說宗師,影響幾代人的小說大家,理應是國家領導人對他敬重有加才對,又何苦自貶身價跑去和官員們部來部去?”

   就港人的價值觀而言,確實“理應”如此。借用貝多芬當年對德意志某公爵的話:“公爵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但貝多芬只有一個!”同理,金庸也只有一個,大可不必“自貶身價跑去和官員們部來部去”。

   問題是他並非貝多芬,神州也迥異於德意志!

   梁文最後寫道:

   “天子呼來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寧願繼續閒話范冰冰,也好過自動報名加入作協,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請被接納了。”

   “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是“楚狂人”李太白。金大俠卻屬浙東望族的世家子弟出身,發跡而成傳媒業大亨。儘管晚年“金盆洗手”,其“凡心”卻肯定未泯,與“謫仙”大異其趣。所以,免不了還需垂注鐵凝小姐簽署的華箋了。

   哀哉!

   (2010-7-4)

(2010/07/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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