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余杰文集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
*
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
*
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
*
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
*
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来源:RFA
    《光与盐》一书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十个人物的故事,他们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容闳、清华第一任校长和促使西方终止鸦片交易的外交官唐国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美的女医生石美玉、基督教青年会《进步》期刊的主编范子美、基督教中华女子青年会的第一个中国人领袖丁淑静、清华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现代妇产科医学奠基人林巧稚、武汉华中示范大学校长韦卓民、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晏阳初。这些人在一八五零年至一九五零年间,作为“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以及“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领导者”,在那一个世纪“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十个“术业有专攻”的人物,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有留美的背景,二是都是基督徒。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这两个特征都是巨大的“政治不正确”。既然他们不是“革命者”,便理所当然地被以“革命”为中心的中国当代历史叙事遗忘和遮蔽了。

“社会福音运动”之先驱


   直到今天,“基督徒”这一身份仍然未能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获得合法性,这也影响到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即便人们了解其中某些公共性更强的人物的事迹,比如容闳、梅贻琦、晏阳初,但并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更不知道他们的事业奠基于信仰之上。后人往往会赞赏梅贻琦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卓越贡献,会感叹晏阳初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们为什么能够实现中国古代士大夫只能“心向往之”的“知行合一”呢?仅仅靠自身的人品和修养就能达到此境界吗?《光与盐》第一次将这些人物的信仰与生命的血肉联系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是一批有使命感的人,其使命感来自于上帝的呼召。他们在那一个世纪里完成的事业,虽然未能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之后,仍是一笔不可忽略之历史财富,对今日亟需信仰重建与价值树立的中国尤为宝贵,正如《光与盐》的作者、美国学者李可柔女士在绪论中所论:“中国公众对腐败和社会功能紊乱感到担忧,因为在中国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内在的规范和制度则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美德是支撑经济发展和更新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这十个人当中,容闳、唐安国、丁淑静、范子美等四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便去世了。剩下的六个人,梅贻琦到了台湾,石美玉到了美国,晏阳初到了菲律宾和美国,林巧稚、吴贻芳、韦卓民则留在了中国大陆。离开者,他们在大陆的事业自然无法延续;而留下者,也没有了一九四九年前宽松而富于活力的社会空间供他们施展才干,此后历次政治运动让他们历经磨难,甚至信仰亦不能保持始终。个人的力量不足以与时代的走向及政权的变迁抗衡,但为什么这十个人献身的社会福音运动会如此无疾而终呢?“社会”与“福音”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福音救国,以基督教救国是自“五四运动”以降许多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知识分子之口号。然而,福音为什么未能救国?福音为什么无法抵挡共产主义的惊涛拍岸?是福音的问题,还是基督徒自己的问题?陈佐人牧师在《归正神学之三大导向︰历史、福音与文化──怀念赵天恩博士》一文中,也发出一系列之追问:“从事历史之回溯与回顾,常发现许多曲折,吊诡与中断,其中之因果脉络,仿如迷宫,治史之难,即在于此。究竟我们应如何疏解基督教在现代中国之曲折命运?特别是为何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均扬弃基督教之信仰?是因为基督教没有深入民间,关心民疾吗?但是中国教会在投身中国社会之工作上,成绩斐然:创办大、中、小学,扶贫救济,兴办医院,倡导民权。但结果中国教会依然在历史之转变中,遭遇沉重之击打。”换言之,具体到这十个杰出人物身上,他们为何如彗星般掠过黑暗的夜空,光芒固然绚烂,而夜空依旧黑暗?

“福音”为先,还是“社会”为先?


   《光与盐》一书并未回答这些问题,这本书的目的是彰显这些被遗忘的先驱的历史贡献。但是,彰显之后,反思则是第二步。我们固然不应苛求古人,但理应从前辈失败之处吸取经验与教训,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跌倒。由此,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批人物中的许多人都与基督教青年会(或女青年会)有密切之关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教青年会是规模和影响最大、也最受公众欢迎的基督教组织。但是,表面上的风光并不能掩饰其信仰的弱化与政治立场的偏差。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左派便渗透其中,鸠占鹊巢。后来,青年会的许多成员摇身一变为共产党员。
   之所以出现青年会成为“不信派”的大本营的结果,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年会的领袖让社会服务压倒福音本身,也就是将事功看得重于真理,然而没有属灵生命支撑的事功是无法持久的;其次,若干基督教界的名流虽然已经受洗,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烙印仍未去除,对“中国”的过度眷恋,让他们自以为是地裁剪福音,以使之“适应”中国之现实;第三,由于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浪潮,基督教界的精英分子在压力之下试图与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达成某种融合与和解。对此,李可柔的概括是:“为了让基督教远离帝国主义的糟糕形象,基督教青年会逐步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福音’。青年会的领导们强化基督教的社会特征,弱化其属灵生活。”看似策略上的调整,实际上是生命的失落,其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越是有地位、有成就、有名气的基督徒,生命越是没有发生翻转、价值越是没有发生更新。他们身上传统士大夫的特征基本保留下来,基督信仰并未内化成一种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故而人们将他们命名为“儒家基督徒”。他们不承认圣经真理超越于所有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之上,不承认圣经之绝对无误,也不愿承接大公教会两千年之传统,而只是将基督教当作一种补充中国文化不足的“舶来品”。比如,范子美就认为,在非基运动的冲击下,“教会改良”的希望,必须从“教义促进”的研究入手,因为宗教教义必须随着时代、环境、国族而修正。他在一九二九年出版《我的新耶稣观》一书,其中心思想便是“基督不中国化,中国决不会基督化”。而韦卓民则认为,基督教需要中国,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精神,让它变得更具普世性。“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国人更喜欢接受一种宗教传统的多元性”。这些论点表明,他们的信仰还停留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他们重视“中国人”的特殊身份甚于“上帝所造之人”的普遍身份。

“人文主义的基督徒”的前车之鉴


   赵天恩牧师是中国教会史研究的开山之人,陈佐人牧师如此评述赵天恩牧师对基督教在现代中国之败局的反思:“赵天恩博士以归正神学之观念,充满锐见地指出中国基督教在文化界中之失败是神学上之失败,二十年代之‘生命社’之成员,纵然具有西洋之高等神学学位,但他们均是受了自由主义神学之洗礼,结果顶多只能产生一种人文主义式之基督教,却在所有基础性之信仰上,妥协或甚至是背弃了圣经之立场。”以此透视《光与盐》中的诸多人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接受的确实是所谓的“新派”神学,神学的错误必然导致“一子之差、满盘皆输”和“一步之差,谬之千里”;其次,他们大都缺乏甚至根本就没有基本的教会生活,而基督徒倘若不生活在教会中,便如同鱼儿离开水,信仰的干涸指日可待。
   以林巧稚为例,林巧稚从事妇产科医学的实践与研究,这一实用技术在任何时代皆有需求,加之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是她的病人,所以她算是中共治下处境相对较好的基督徒之一。在面临加入共产党的压力时,她甚至可以婉转地对周恩来说:“由于长期信仰基督教,自己思想上受基督教的影响很深……如果自己昨天还是个基督徒,今天又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担心会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即便有“丹书铁券”在身,在中共全能政治的统治之下,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林巧稚仍然不敢保持基督徒的生活常态:读经、祷告和教会生活。尤其是后者,在林巧稚的后半生,几乎就没有参与过任何教会的活动。于是,作为妇产科医生的林巧稚名满天下,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林巧稚则完全不为人所知。
   更值得反省的是韦卓民和吴贻芳。在国民政府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教育独立和学术自主都有相当之保障,故而韦卓民出任华中大学校长、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促使这两所大学在教育与学术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中共建政之后,这两所大学因其基督教背景,被取消或合并,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成为“党办大学”,韦卓民和吴贻芳自动“失业”。紧接着,共产党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必须牺牲信仰的“职业”: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当局的授意与支持下,基督教界四十位领袖在北京发表《三自革新宣言》,这一天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始。韦卓民名列其中,亦是“三自筹备委员会”二十五位委员之一。然而,如此委曲求全,他仍未逃脱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天罗地网。被打成“右派”之后,他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而吴贻芳亦加入“三自运动”,由于她的国际知名度更高,更有“花瓶效应”,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两次担任“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于一九八零年担任名誉主席。昔日的光与盐,却被黑暗与邪恶吞噬了。
   从神学的失败到生命的失败,其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张。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今天的我们,如何才能持守纯正之信仰,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不以福音为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回避之挑战。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一日
   北京家中
(2010/07/15 发表)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