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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来源:民主中国
    二十世纪南京国民党政权制造的陈独秀案,与二十一世纪北京共产党政权制造的刘晓波案,堪称这两个政权统治时期最引人瞩目的人权案件。炮制这两个案件的当政者最终弄巧成拙:备受诟病的偏偏是审判者,获得崇高声誉的却是被审判者。陈独秀被捕之后,在北大曾为其学生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即在《独立评论》杂志发表题为《陈独秀案》的文章,称赞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彻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而刘晓波被捕之后,当代学术地位崇高的前辈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迅速发表评论指出,刘晓波是一位“可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到文明的主流”。掌权者视陈独秀和刘晓波为罪犯,民众却视他们为英雄。
   陈独秀案和刘晓波案在法院审理过程、政府介入方式、媒体关注程度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等方面的异同,折射出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特性之异同。首先,这两个政权都是“以党治国”的专制政权,理所当然地视“反党”为“叛国”。它们敌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垄断权力,践踏法治,肆意打压不同政见。掌权者以为这就是长久维持其统治地位的不二法门。其次,这两个政权又具有各自不同之特征:前者为威权体制,如美国学者乔•萨利托所论,“是一种几乎没有给自由留下余地的政治制度”(但“几乎”之说,其实又留下了一点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是依靠“令人生畏的暴政”实现统治(到了无法令人畏惧的时候,威权统治也就走向瓦解);而后者为极权体制,它将整个社会囚禁于国家机器之中,整个社会都被政治化了,它“是登峰造极的暴政、是所有暴政中最强调的暴政”,它扼杀了所有善意的、改良的建议,故而这种政体实现和平转型尤为困难。

作为先知型知识分子的陈独秀与刘晓波之异同


   陈独秀与刘晓波都是各自时代先知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热爱自由,推崇民主,甘愿为理想而献身,如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如同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他们以血肉之躯在铁屋子中撞开一个门缝。他们以批判为志业,是中国的脊梁,是伟大的爱国者,尽管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却无怨无悔地挚爱着这片土地与生活于其上的同胞。他们因先知的身份而屡次遭到当权者的逼迫:陈独秀五次入狱,刘晓波四度入狱,出入之间,不改初衷。陈独秀第二次被捕的时候,胡适说过:“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忍得住痛苦。”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作为“国事犯”、“政治犯”和“良心犯”的陈独秀与刘晓波的悲剧性命运:因为思想的超前性,他们不得不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孤独。

   实际上,陈独秀与刘晓波都不是“国家的敌人”。陈独秀从被捕到被审判、被释放,从未认过罪。他认为,反对某一党派乃是公民的天然权利,当执政党祸害国家之际,反党就是爱国者自然而然的选择。他当庭怒斥国民党政府:“国家现状如此,国民党腐败、反动所致,如此误国的党误国的政府,若不早去,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者’!”既然国民党政权非由人民选举,且危害了人民的基本权益,则“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所以,陈独秀说:“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已耳。……”在法庭宣判之后,他再次抗议道:“本人乃叛国民党,并非叛国,以此不公之裁决强加于人,吾人定会上述,以明是非!”
   时间的流逝,在中国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七十六年之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仿佛是陈独秀案的重演,而制造此案的导演和演员的水准更加拙劣。与陈独秀一样,刘晓波自始至终都拒绝认罪。刘晓波在《我的自辩》一文中指出:“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预审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我一直坚持自己无罪。”他从中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历史潮流等多方面作无罪辩护。其辩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可耻的是毫无司法独立精神的法庭,比当年审判陈独秀的法庭还要心虚,根本不许刘晓波当庭宣读自辩书。
   当然,陈独秀与刘晓波对自身的定位亦有所不同。陈独秀不仅是一名坐而论道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而且起而行道,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在野党——共产党——的创始人。当中国共产党后来逐渐沦为苏俄的附庸和傀儡,走向暴力革命、武装叛乱之路,损害中国国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主权的时候,陈独秀不惜与之决裂,被以叛徒的罪名开除出党。此后,他创立托派组织,晚年更是回归五四时代的民主价值。陈独秀晚年的反省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走得最远的,他彻底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效仿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延安中共分道扬镳,并指出苏联的独裁制度与德国的纳粹如出一辙,“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掌握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所以,他期望未来的中国走向英美议会民主之路,这一点自然为国共两党所嫉恨,遂成为“终身的反对派”。
   刘晓波在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文化思想氛围中以黑马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化界,而使之完成人生之“凤凰涅磐”的乃是“六四”的枪声。此后二十多年来,他成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最敢言的知识分子,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狱中度过,即便在狱外的生活,亦无时不刻地处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与骚扰之中。刘晓波从未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人物,更未参与党派活动,而是保持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的超然立场。他既批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亦批判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既批判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将中国导向危险路途的思潮,亦不讳言海内外的“民运”和“维权”力量自身的缺陷。所以,刘晓波被称为“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如鲁迅一样与一切不民主的势力“横战”。如果说国民党政府抓捕和审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其政治活动,陈独秀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故而出于国民党垄断与独占权力的思维定势,抓捕陈独秀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那么,共产党政权抓捕和审判刘晓波这位不曾从事政治运作和政党活动的书生,则是赤裸裸地以言论入罪,表明这个政权对公民个体的批评性言论也害怕到极点,比之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更为虚弱与暴虐。

陈刘案中政府对新闻舆论控制之异同


   古今中外专制制度最大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不让人说话。无论是昔日的国民党政权,还是今日的共产党政权,都蔑视与敌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如畏惧洪水猛兽般畏惧民众的表达自由。陈独秀指出:“现在国民党统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刘晓波则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遗憾的是,他们的良药苦口般的劝诫,根本不为当权者所接受。
   同样是专制制度,在威权体制下和在极权体制下,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力度仍有明显之差异。对于威权统治当局来说,当然希望做到“滴水不漏”,但囿于时势与环境,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统治全国期间,始终无法完全取缔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新闻舆论,反对派的媒体亦有一定生存的空间。蒋介石曾经威胁《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则针锋相对地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后来,史量才虽然遭到暗杀,但《申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依旧。而对于极权统治当局来说,在他们夺取政权之日,就是其一统媒体、钳制言论之时。毛泽东一生中出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便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因此深知“笔杆子”的重要性。所以,在共产党时代,媒体被改造成党的“喉舌”,媒体负责人即是党的官员,媒体本身也是党产的一部分。在共产党的极权体制下,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家独立的媒体,从来没有形成过在政府掌控之外的“第四权”。此种差异,从媒体对陈独秀案和刘晓波案的报道便可看得清清楚楚。
   陈独秀被捕之后,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和上海《申报》等重要媒体先后作了报道。其中,《晨报》记者获准到狱中探视和访问陈独秀,报道其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晨报》题为《陈独秀被捕》的社论,质疑政府对陈独秀的迫害,“因独秀昔日之同志方以武力为争夺政权,乃迁怒独秀之身,则人权一无保障”,国家必将“陷入于大混沌状态”。该文还称赞陈独秀说:“盖陈思想虽不容于社会,惟其能牺牲一己,而推行其本人认为拯救民众之主义,即其人格弥可钦佩。”当时媒体上的大部分评论,都是支持陈独秀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正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将陈独秀付诸军法审判的初衷,而电令南京“为维持司法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在开庭期间,有多家中外媒体申请到旁听资格,对整个庭审过程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报道。国民党当局尽管通过其控制的《中央日报》等媒体发表支持政府、严惩陈独秀的社论,但其影响力根本不能与民间汹涌澎湃的舆论相抗衡。陈独秀终审获得减刑并在三年之后被提前释放,跟作为“第四权”的新闻舆论的压力不无关系。蒋介石其人,真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对舆论还是忌惮三分的。
   而刘晓波被捕之后,中国大陆所有媒体全都噤若寒蝉,没有一个媒体对该案有只言片语之报道。在互联网上,关于此案的消息亦被列为敏感信息而遭到封锁和过滤,只有少数掌握了翻墙技术的人才能到“墙外”看到有关的消息。当然,更不可能有记者获准到狱中去探视和采访刘晓波。胡温时代的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下令文宣部门拼凑出《刘晓波其人其事》一书,收录诸多御用文人撰写的对刘晓波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相当不堪,但由此举动可以看出,当时的秉政者还有一种坚信自己真理在握的专横与独断。而到了如今的胡温时代,对新闻出版的严酷控制直追毛泽东时代,执政者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其统治模式愈来愈刚性化,亦必将导致官民冲突的日渐剧烈。当局连刘晓波案本身都不允许作公开报道,更不用说组织御用文人在中央级媒体上对刘晓波发起大批判了。胡温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即便是一篇妖魔化刘晓波的报道,也只能起到让该案为更多公众知晓刘晓波的政治主张、让政府的做法遭到更多民众的唾弃的“反作用”。所以,他们只能对此案实施严密之封锁,竭力让刘晓波这个名字不为人所知。可见,堂堂执政党行事为人宛如地下党一般卑琐阴暗,即便是大权在握的胡温亦如同蝙蝠一般躲藏在黑暗之中。但是,躲藏在黑暗中,就能够拒绝光明的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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