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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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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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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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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仰复兴、社会重建与制度转型——“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来源:观察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牧师、传道人、教会同工及基督徒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了由神州传播协会主办的“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在大会的闭幕式上,与会者共同发表了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旧金山共识》,该文件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及基督信仰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如下之看见:
   “中国这一场变革与以往三千年所有变革不同,这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上帝拯救的大能已经临到中国人,福音日益广传,教会纷纷建立。在中国走向更加自由、文明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中,基督徒群体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在上帝的恩典中获得新生的大批基督徒,在中国当前最为需要的仁爱、信实、公义、和平、饶恕等方面,活出了有目共睹的生命见证。”
   以一八零七年英国宣教士马礼逊入华为标志,新教扎根中国已经两百年有余。然而,近代以来,基督教始终被视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先锋和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的“外来者”,用近代史家蒋廷黻的说法,基督教是“骑着炮弹到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道、法、释交融的统一的世界观破裂,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并分裂为不同的群体,为中国的现实与前途而争论不休。有趣的是,在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上,他们却出奇地一致:守旧士绅阶层为了捍卫文化自尊而反对基督教的宇宙观和伦理观,新式知识分子基于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而反对“落后”的基督教,更激进的群体则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锐武器对基督教作猛烈的批判。因而,基督信仰在中国社会一直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和政治运动,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不仅未能力挽狂澜,甚至未能争取到自身的宗教信仰自由。此种状况,在近二十年来终于有了明显之改变:中国大陆中心城市许多新兴教会开始自觉地走向公开化,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教会和基督徒积极介入文化、艺术、教育、传媒和慈善等领域,福音在中国传播出现了崭新的格局与趋势。教会和基督徒正在中国当下及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发挥不可或缺之影响力。
   中国社会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之转型,此次转型之深刻与广泛,有甚于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中国社会转型之核心部分,除了在政治制度上由专制转向民主之外,更为重要的乃是国人基本价值的确立、道德伦理的重建及精神世界的更新。如史家唐德刚所云,中国的近代化宛如在惊涛骇浪中“出三峡”:由鸦片战争而激发出洋务运动,由甲午战争而激发出戊戌变法,由庚子拳乱而激发出辛亥革命,由巴黎和会而激发出五四运动,由日本入侵而导致共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皆为被动之应对,故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中共建政六十余年来,以无神论治国,一手谎言,一手暴力,妄想以谎言和暴力维持恒久之稳定。于统治者而言,为专制与独裁一色;于老百姓而言,为鲜血与眼泪齐飞。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二十多年以来,中国以低人权、高能耗、毁灭环境之“优势”,换取了高速却畸形的经济增长。在“大国崛起”的顾盼自雄的背后,是贪污腐败的加剧、贫富鸿沟的加深,是数百个权贵家族垄断国家的权力与财富,而数亿农民工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孙志刚之死不瞑目、孙中界之断指明志、唐福珍之点火自焚、张海超之开胸验肺……只是每年超过十万起“群体性事件”之冰山一角。虽然有一群御用文人鼓噪“中国站起来了”,实际上中国仍然离民主宪政制度遥不可及,中国人仍然没有过上自由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中国社会的危机仍然无比深重,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美国学者亨廷顿说过,中国是伪装成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远未完成。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败局,根源究竟何在?

   正本清源,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奋斗与拼搏,大都沿着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路向展开,一路激化下来,终于酿成“人定胜天”的、“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的共产革命。追求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的目标,收获的却是一个弱肉强食、道路以目的动物庄园。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选择的都是那种最坏的选择,甚至连次坏的都不是。中国最大的悲剧便在于,或一心学习法俄,或拼命效法德日,偏偏就是与英语国家伟大的清教徒传统和新教伦理擦肩而过。而正是清教徒的信仰与文化,缔结出了五百年来真正的、稳定的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将英语国家视为“英语民族”,在其巨著《英语民族史》中将共同的信仰、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视为超越种族的生理特征的连结纽带。作为《英语民族史》的续集,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在《一九零零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中指出,英语民族的崛起对于世界进步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正如学者刘见林所论:“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现代国家想要健康、繁荣发展,人类想要自由、和平生活的迄今为止最为不坏的选择;英国和美国能够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主导,并且先后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强敌,这既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优越的证明,同时也为该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广铺垫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与清教徒的信仰与价值擦肩而过,乃是中国近代化“屡战屡败”的关键原因。
   西谚云:“凡经历诽谤而不衰的宗教必定是神圣的。”近两千年之基督教历史,近五百年之更正教历史,已经确凿地证明了基督信仰的神圣性和普世性。而清教徒传统和新教伦理,是基督信仰中经过现代化淬炼的、历久弥新的精华部分。这种信仰由荷兰而至英国,再由五月花号带到美洲新大陆。一六二零年,新英格兰普利茅斯殖民地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便是用“以上帝的名,阿门”作为开场白。在美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这些远赴重洋的清教徒便深信,他们将拥有一个缔结盟约的国家,它由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上帝宣布建立,并受其引导。《牛津基督教史》指出,这个国家被促使成为一个“传教地区”,并且在上帝的治理下受到一种“由神钦定的旨意”的感动。在此维度下审视美国之崛起,我们会发现确实是得到上帝祝福的崛起,正如美国学者乔恩·米查姆在《美国福音:上帝、开国先贤及美国之建立》一书中充满激情的论述:“这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国家是怎样克服自身最丑恶的本能驱使,从而悟出自由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项。有了自由,所有其他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公正的理念到宗教信仰,到社会财富的增长——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英语民族”被上帝祝福的历史与现实,难道仅仅是“他者的故事”吗?“英语民族”建构在“有教堂的资本主义”根基之上的民主与富强,能给中国及华人世界以何种启示?换言之,“他们的故事”有无可能转化为“我们的故事”?由基督信仰带来的,第一步是个人生命的洗涤与归正,第二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忏悔与转向。对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来说,信仰的复兴必定是真理的复兴,即在于基本认信、教会建造、神学思考,能否在领受大公信仰、古旧福音的根基上,以更整全的世界观、属灵观,在华人世界完整地表达、传扬和践行福音。当年,离开英国、远赴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是“反对国教者”(国教即英国圣公会),他们寻找的不是发财致富的机会,乃是自由敬拜上帝的乐土。如今,中国的基督徒亦是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坚定捍卫者,正在让“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让由基督信仰衍生的仁爱、信实、公义、和平、饶恕等价值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倘若中国只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改善,而没有信仰与价值的重构,则未来之命运依旧堪忧;倘若中国的崛起仅仅是武力的崛起和财富的积累,那么王力雄在《黄祸》中悲观的预言未尝不会变成可怕的事实。
   上帝救恩之浩大,遍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在南非、南韩以及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和价值重建过程中,教会和基督徒都发挥了不可忽视之作用。对于今天的大中华文化圈来说,“基督信仰、价值重建与社会转型”,不仅是教会及教会中的牧者和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挑战,亦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华人理应深入思考的公共议题。先有基督信仰,才有价值重建,进而才有社会转型,此一因果链条和先后秩序绝对不能颠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在争取各项自由与权利的时候,常常将本来是“第一自由”和“第一权利”的宗教信仰自由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人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没有良心的自由,其他一切的自由也亦成为水月镜花。如果我们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没有吃饭穿衣重要,那就只能说明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苏醒,我们还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一个人对灵魂的关注度不够,必然就对自由的需求度不足。个人是如此,国家民族亦是如此。所以,哪里有神的名得以彰显,哪里才有公义、自由与幸福。一个拒绝神的民族能够走多远呢?
   我们在反省中国近代化的歧路时,不得不承认此一事实:在国家与民族层面,清教徒传统和新教伦理,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久违中国矣。我们更相信,中国社会转型之成败、顺逆、优劣,关键在于选择何种信仰与价值。换言之,能否以清新刚健的清教徒精神取代傲慢冷酷的唯物主义、能否让“以人为本”奠基于“以神为本”之上,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基本面貌。“以人为本”,究竟以什么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是自足的吗?人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克服人的罪性,进而改变社会的败坏与堕落吗?我们坚信,人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赋予的,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为人类赎罪,唯有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才能让人类社会保有平安与稳固。是故,中国之崛起,究竟是无神之崛起,还是有神之崛起,与中国和世界都关系甚大:若是前者,则中国会成为世界的祸害,这种祸害甚至比昔日之纳粹德国和苏联更大;如果是后者,则中国会成为世界的祝福,正如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那样。我们当竭力避免前一种结果的出现,并努力催生后一种结果的实现。尽管我们知道,在“人人皆可为圣贤”中国文化传统中倡导“以神为本”的理念难于上青天,但无论如何艰难,亦要奋力践行。上帝从未遗忘或抛弃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但神州要成为真正的神州,实在是有赖于每一个爱神的人的昼夜思想和奔跑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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