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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一言和徐水良驳许知远《暴力的诱惑》

   

张三一言:戈倍尔的暴力出暴政


   
   
   许知远:“对于反抗者来说,暴力最多只能摧毁一个旧体制(很多时候,它连旧体制都不能摧毁,它更带来自相残杀),而不能带来一个新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暴力只能通过恐惧带来一时的稳定,它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这是一句只需信口开河不用思考和理据懒惰理论典范的的假话,这是一句违背事实的假话,是一句极流行的假话,这是一句意图把它说上千万遍会成为真理的假话,这是一句经不起推敲的假话:请问世界最著名的民主国家,美国、德国、日本是不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中国唯一的自由民主之地(实是原本合法的中国)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能成主之原由是和平还是暴力?
   
   这些用暴力建立的国家中,是不是“带来自相残杀”?
   
   这些国家是“只能通过恐惧带来一时的稳定”还是取得了没有恐怖而长时间稳定?
   
   这些国家“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请问,世界上还有比它们更具合法性的?
   
   一个建立在违背事实基础上的命题就是伪命题。
   
   张三一言 20100729
   
   
   

徐水良:他们要使专制暴力不受挑战永世长存


   
   
   这批人,不管你举出多少例子,说明他们的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假话,但他们永远一成不变地重复这种假话。你用铁的事实把他们的假话一次又一次拆穿,他们仍然都是装作没看见,继续讲假话。
   
   他们拼命抹杀现代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是由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这种铁的历史。英国清教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中国辛亥革命,还有其它许多许多暴力革命,以及暴力改良,如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南北战争,他们一概都是看不见的。对个别暴力革命,他们能够歪曲就要歪曲。例如动用一万五千大军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的英国光荣革命,因为是不流血的暴力革命,他们就要一定要说成是和平改良。
   
   对专制暴君坚持暴政,不断使用暴力,以及社会上各种犯罪暴力,例如对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战争,目前全世界恐怖主义的“超限战”,以及全世界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的暴力犯罪,你不用正义的军队的、警察的、和人民的暴力,包括暴力威慑对付他们,能行吗?难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作战和目前全世界的反恐战争,都是错误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带有反抗者暴力的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都是错误的?警察用武力和武力威慑对付犯罪,也是错误的?
   
   他们尤其抹杀全世界除了极少几个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是由革命或者战争,由民主力量或自由民主的文明阵营,战胜专制暴君的法西斯阵营以后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铁的事实。
   
   因此,他们要“反暴民”,不反暴政,“不反中共”。
   
   他们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抹杀正义暴力和非正义暴力的区别。把一切暴力和共产党以及其它专制暴君的暴力等同起来,剥夺全世界反抗这种反动暴力的主要手段正义暴力,在反暴力的虚伪幌子下,努力使已经存在的专制暴力不受正义暴力的挑战,从而使它永世长存。
   
   他们指责人们忘记历史教训,也就是“忘记”他们捏造的彻头彻尾的假历史的假教训,恰恰正是要人们忘记真实的真正的历史的真教训。
   
   他们一再无视铁的历史和铁的客观现实,不断闭着眼睛说假话撒谎,撒谎二十多年,完全脱离了一般常规。这其中的原因,人们不难理解。
   
   徐水良
   
   2010-7-30
   
   
   
   

许知远:暴力的诱惑


   
   作者:许知远 文章来源:亚洲周刊
   
   对统治者来说,暴力只能通过恐惧带来一时稳定,它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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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一个青年人闯入了上海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连续刺死了六名警察。尽管案情从未真正公开,但根据偶尔披露的消息,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个叫杨佳的二十八岁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谁来讨回尊严,除去向整个警察系统诉诸暴力,别无他法。
   
   杨佳的行为和他激起的广泛同情,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判断:「公众事务的官僚主义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暴力的手段……人们不知道该与谁争辩,不知该向谁诉冤,也不知权力的压力能施加在谁身上。」
   
   在四十年前的那篇名为《论暴力》的文章里,汉娜•阿伦特追溯与分析了暴力在现代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支配性的作用。因为现代技术的出现,暴力不再是驱动历史的辅助力量,而可能成为其中心力量。这也像是现代社会的另一种隐喻——手段取代了原有的目的,成为目的本身。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政治的延伸,恩格斯则认定暴力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取代这种十九世纪思维的二十世纪对暴力的崇拜。在列宁、斯大林创造的政党与国家中,暴力是首要的依靠,毛泽东则笃信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浸泡在咖啡馆里的西方哲学家们也投入到这股情绪中,他们用美妙的言辞把暴力浪漫化。萨特声称「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历史最终证明,这些论调是多么的错误与危险。
   
   在苏联与中国的某个时期,不断加剧的暴力似乎成为国家生活的唯一动力与目的。而暴力不仅没有给第三世界带来新时代,反而把它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渊。但这又并非意味着暴力毫无意义,很多时刻,它是被压迫者维系自己最后尊严的方式,它把不幸酣畅的表达出来,倘若处理得当,它也可能打开一条改革之门——「有时候,我们需要暴力来让人们听到温和的声音」。
   
   覆述汉娜•阿伦特的精辟分析,是因为中国社会似乎又一次处于暴力陷阱的边缘。在漫长毛泽东年代,暴力以「阶级斗争」、「专政」、「清除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出现的,它充斥于人们的行动、语言、眼神和内心,从批斗会现场到街头武斗再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暴力曾经无孔不入,还头戴意识形态的光环,它不仅涉及上层的权力斗争,更深入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无数的灾难,也让很多人兴奋难耐。
   
   邓小平的改革进程,也是一个用利益计算取代暴力争夺的过程。人们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讨价还价,而国家政权则把自己的暴力本质掩藏在新的面纱之后。历史的伤口从未得到清理,深层原因也从未被追问,也因此人们难以形成共识与机制来应对可能产生的新的暴力漩涡。「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强硬派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精神的延续。谎言与暴力是这个政权的真正基础,至于它暂时披上的外衣,不管是分田地、市场经济、国际化、民族主义,都对它的实质没有影响。这个政权崇拜、迷恋暴力,每当它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失控时,就会本能性的诉诸暴力,这是最熟练、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饰它内在的脆弱性。
   
   这种精神也污染了整个社会,很多人尽管深受暴力之害,却也不自觉的成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会不公,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令愤怒既没有渠道的释放,也无法转化成行动,人们深感无力,暴力则变成了最后的依靠。从上海的杨佳案、湖北的邓玉娇案、吉林通钢的集体殴打致死、连续多起的幼儿园砍杀再到新疆的屠杀与镇压、重庆的打黑,新的严打政策,甚至类似《非诚勿扰》这样的电视节目,暴力的情绪与行动,四处弥漫。
   
   经济改革带来的暂时安慰已经消退,政权与社会之间的默契也正在失衡,市民社会迟迟没有建立,个人与群体的失败感无人平抚。人们对于杨佳、邓玉娇充满同情,把他们视为反抗官僚体制的象征,在他们身上,暴力行动被浪漫化为「尊严」、「抗争」、「勇气」﹔而在通钢事件中,人们的情绪更为复杂,似乎既有对死亡的不安,又对这些愤怒的杀人者的同情——他们是中国残酷转型的牺牲品。没人怀疑在幼儿园砍杀的凶手的惨绝人寰,但同时又下意识地为他们做出辩解——一定有更深的社会原因促使他们走出了这一步,人们憎恨他们的冷酷,却同情他的「无能」。
   
   至于新疆的冲突,则更是民族与社会问题沟通失灵的典范。而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则像是一场暴力的娱乐化,普通人没法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就把集体性的精神暴力加诸在舞台上的表演者身上﹔而不管是对西藏、新疆的加紧控制、新一轮的严打,都是政权借由暴力重申合法性的方式。
   
   对于反抗者来说,暴力最多只能摧毁一个旧体制(很多时候,它连旧体制都不能摧毁,它更带来自相残杀),而不能带来一个新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暴力只能通过恐惧带来一时的稳定,它永远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但每当社会动荡时,人们就都忘了历史教训,纷纷对暴力寄予厚望,因为它最简单、最直接,最能释放烦躁。
(2010/07/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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