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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缺的《最后一次讲演》

   残缺的《最后一次讲演》
   
   2009-03-09 22:25:32 作者:黄波 来源:中华杂文网
   
   “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这些掷地有声的句子是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它们出自“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之口,是闻先生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就在这次演讲结束之后,闻一多和李公朴一样,遭到了国民党特务卑劣的暗杀。多年以来,《最后一次讲演》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为争民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论及“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时,也特别举出了闻一多的例子,“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我是被闻先生精神感动的后来者之一。为追寻先烈思想演进的轨迹,我开始阅读厚厚一册的《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在读到谱中收录的那篇著名的演讲时,我本准备一瞥而过的,但就是在这一瞥中,我的眼睛倏然被一段突兀的句子撞击了一下,就在闻先生宣告“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闻一多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我把这段话读了数遍,又回头看注释,《闻一多年谱》的编者,即闻一多之孙闻黎明在注中说得很清楚:“这里选录的是8月2日出版的《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的记录,它比较最完整。”显然,年谱中所收录的才是闻一多当年完整的演讲辞,而我们多年读到的包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最后一次讲演》实际上是残缺的。残缺在哪里呢?就是删掉了闻一多演讲中关于司徒雷登的一段话。
   
   闻一多先生的这段话有着怎样的意义?在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阵营中,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等人是被归入左翼的,而闻一多尤其被视为从“右”向“左”转换的典型。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当年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反蒋和反美,上面提到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巨笔如椽盖棺定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雄文风行全国,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闻一多等反蒋是事实,因为国民党政府大搞独裁专制,但这些著名知识分子都是深受西方文明洗礼对西方政治制度体察很深的,他们怎么可能会反美呢?闻一多等人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些具体政策——朱自清拒领美援面粉究其实也是对美国一些具体政策的不满,这同样是事实,但要说他们会在反对的同时将自由民主的理念一并反掉则未免厚诬前人了;与其说他们反美,毋宁说他们在美国政府和人民身上寄寓了把中国带往自由民主之途的希望。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通篇金刚怒目,但在提到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时却饱含深情和热望,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附带说一句,关于司徒雷登其人的全面评价,在当前中美关系日益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形势下,也许我们可以宽容一些了,至少应该承认司徒雷登对旧中国的教育是有贡献的。另外还需说明一件几乎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忽略的事,这就是当“李闻惨案”发生后,梁漱溟先生等人受中国民主同盟委托远赴昆明调查,他们正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驻昆明领事馆的大力帮助下,才最终查清了血案的真相。
   
   发掘出完整的《最后一次讲演》,让我们对闻一多等这些激进知识分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些学界中人仅因后来历史的进程便对这些激进知识分子大发讥诮之词,然而他们不是为了呼唤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才那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政权,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吗?我们若对这种精神加以轻薄岂非太过残忍?至于历史后来的演变,却不能由这些充满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来负责了。
   
   《最后一次讲演》中的闻一多明显有亲美之嫌,一个要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以死相争的人怎么会把司徒雷登当“中国人民的朋友”呢?这样的矛盾似乎会让人无所适从,也显不出闻先生的英雄气概,于是乎闻一多的讲演中就只能剩下对国民党特务的怒斥,那个倒霉的司徒雷登就只能永远地消失了。可惜这不是历史的真实。
(2010/07/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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