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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的十大怪状

新世纪中国的十大怪状
    ——熊飞骏
   (一)、学校强迫学生说谎
    稍微有点处世常识的人都知道,诚信是一个人的首要美德,否则社会就会误入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值得反思的是:今天的学校却强迫学生撒谎说假话,并且这样做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经过有责任心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今天的中国终于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可很多中小学校仍在违背义务教育巧立名目乱收费,变着花样从学生口袋里捞钱。如老师诱迫学生有偿补课,摊销狗屁不值的“辅教资料”,诱迫小学生在学校食堂集体吃早餐,违规收取各种明文规定应该由学校承担的资料费用……为了维护教育管理部门的权威,照顾特权人物的利益,中小学校的“检查”“评比”总是很多的。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滥收费和弄虚作假的学校就得强迫学生说谎。每逢上面有人来“检查”“评比”“验收”“达标”时,学校就得专门召开班主任会,然后各班召开班会,强迫学生“统一口径”,对“上面来的人”撒谎说假话,步调一致地掩盖“真相”……

    强迫学生说谎虽然让校领导和部分特权老师得到了眼前的好处,可却催残了学生的心灵健康,从整体上败坏了学生的品行,给国家民族的未来造成巨大的伤害。部分国民之所以撒起谎来一点也不脸红,并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深究起来学校应该是始作甬者。
    在地球上的多数文明国家,成年人说谎不足为奇,学校强迫学生说谎则闻所未闻,可在我们国家却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二)、中小学生给老师行贿送礼。
    给权贵人物行贿送礼以达到自己的阴暗目的在地球上的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可学生普遍给主课老师行贿送礼的国家却寥若晨星,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并且中国这种现象也不是长期存在,而是近二十年的故事。我上中小学时学生不但不给老师行贿送礼,部分老师还拿出自己的微薄薪水给成绩好的贫困学生买作业本。我所知道的给老师送礼的学生就只有读初一时的一个班长,全部礼品也就是一斤猪肉,当时的价值七毛五分,还是自家逢过春节时自宰的家养猪。
    我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根本不知道给能主宰你前途的单位领导行贿送礼,就是知道也很难鼓起送礼的勇气。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刚步入社会就深谙行贿送礼之道,并且拎着烟酒甚至揣着红包上门一点也不脸红,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成果”吧。
    师生之间“礼贿”往来的责任也不全在老师,部分家长也难辞其咎。我儿子上中小学时就从未给主课老师送礼过,主课老师不但没有因此给他“小鞋”穿,相反格外关爱他。没送过礼又没因此穿小鞋的学生会终生敬重他的老师,今年春节去大学看望儿子时,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毕业后要好好报答他的恩师。“终生感恩”比眼前的几条烟酒价值孰轻孰重,明白人应该能权衡出来。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人特“尊师”,原因就是当初老师“感动”了我,不但没给老师送过礼,相反老师还用自己的薪水给我买过作业本……
   
   (三)、不跑关系绝对不能当官上调
    中国传统的官场一直是“关系”和“能力”并重,部分人主要靠关系当官,部分人主要靠能力当官。二者的比例取决于国运的兴衰。国家上升时期当官以“能力”为重;没落时期则以“关系”为重。今天的中国官场则堕入一个“危险的极端”,当官全靠关系,能力必须依附于关系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没有关系的能力在官场的效用几乎等于零。因此一个人不跑关系绝对不能升官,基层官场此现象尤为严重。如果某县城出了个诸葛亮式的旷世奇才,在不跑关系的情况下,法治国家会无可争议地被该县公民选为县长;在“万恶”的封建中国也能被任命为副县长,最低也是局长;可在今天的中国他若不送礼行贿跑官要官,就极有可能连最小的村长也当不上,甚至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他?
    本世纪初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生自告奋勇去家乡贫困山区的一所乡镇中学援教,一干就是八年。去年她被县教育局评为家乡县仅有的市级劳模,教师节那天她作为唯一的乡镇模范教师在全县教职工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县政府领导和教育局长亲自为她戴上大红花。教育局还组织专门写手班子为她制作典型事迹材料,她所在的大学领导也亲自登门慰问她,送给她一台价值万元的高级电脑……她在乡村工作的时间很长,很想进城为刚出生的孩子求得一个相对好的教育环境,并因此给教育局递上了调动工作申请书。若是在民主国家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局会无条件同意她的申请。就算她不提出申请上面也会主动给她调换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工作岗位。可到了新世纪的今天,她的申请如石沉大海,如果她不行贿送礼跑关系永远也不会有回音。今天她依旧在当初援教那所山区中学教书,十来个副校长的名额也没给她留一个。
   
   (四)、寺庙“有德无钱莫进来”
    寺庙等宗教圣地本来是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禁绝物欲,重“德”不重“钱”的修行礼拜场所,在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也确实如此。可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寺庙的主要功能已不是劝善禁欲,而是巧立名目捞钱骗财,和尚道士一有条件就姿情纵欲无所不为。名刹大寺的方丈俨然一个大贪官的派头,坐上豪华轿车疯狂腐败……
    与和尚方丈的穷奢极欲相呼应,多数寺庙只认“钱”不认“人”。只要你肯掏钱,你是贪官黑老大也被和尚道士捧为“圣人”;如果你不肯拿钱,就算你是德高望重的天使也会遭冷落嘲讽或干脆拒你于门外。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无视道德准则的社会,连一向远离尘世诱惑的宗教场所也难得找到一片干净的地方,我们还有理由自得其乐吗?
   
   (五)、傻子嘲讽聪明人
    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聪明人嘲笑傻子,可今天的中国多数情况下是傻子嘲笑聪明人。头脑清醒的智者通常沉默寡言;急功近利饮鸠止渴的傻子则自以为很聪明,大骂高瞻远瞩的智慧人士“白痴”、“脑残”……
   
    (六)、“坐牢”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记得青少年时期,“坐牢”是很丑很难为情的事,一个人一旦坐牢就会一生一世抬不起头来。今年“坐牢”不但不难为情,相反还是值得骄傲的资本。那些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而进班房的刑事犯,坐牢则相当于“英雄事迹”。因此坐过牢的人不但不怕别人知道,相反唯恐天下不知,一有机会就大书特书,甚至不惜夸大坐牢的时间和次数,明明只简单拘留过几天也要吹嘘成“三进宫”。
   (七)、大学热衷颁发“注水文凭”
    在西方等法治国家,大学文凭是很神圣绝对不容许造假掺水的东西,哈佛、剑桥、牛津等大学绝不会因为金钱或权势的缘故给某个学问不及格的权贵颁发大学文凭,就算他是总统或比尔.盖茨也不能够。如果某所大学给某位权贵颁发了“注水文凭”,就会被视为奇耻大辱,这所大学会跟着名声扫地,前程也会因此玩完。在文明人心中:金钱、权力与学问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你拥有再多的钱和再大的权力,也不能转变成你的学问。中国的大学则完全不同,大学文凭已蜕化为一种“交换商品”,是可以用钱和权买来的东西。只要你肯出足够的钱,或拥有足够的权势,就算你一字不识,大学也会把一张学士甚至博士文凭双手奉上。
    令人不解的是:大学颁发“注水文凭”好象理直气壮,不但一点也不难为情;相反还乐此不疲,唯恐没有权钱人物看上他们的“注水文凭”。
   
   (八)、妓女嘲笑淑女“傻冒”
    妓女这行当虽然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一直是一种人轻人贱见不得人的行当。妓女也此堕入社会的最低层,任何人包括乞丐拾破烂者也有资格对她们嗤之以鼻。今天的妓女则翻身做主,在轻松挣钱之余还能自我欣赏,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所操的行当下贱肮脏。多数妓女不但志得自满,相反还从心底讥笑淑女“傻冒”,嘲弄自尊自重的淑女不会利用“身体资源”,宁愿过平静简单的生活也不肯时与时俱进卖身挣大钱。
   
    (九)、“专家”在权威岗位说昏话
    “专家”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很神圣很权威的名词,国民有时不相信当官的话,但很少不相信“专家”的话。国民心目中的“专家”不但不说“假话、空话、套话”;还不说“外行话”。现在时代变了,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不但当官的假、空、套连篇累牍;连神圣的“专家”也在权威岗位上说“昏话”。说什么“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公款吃喝旅游能刺激消费,因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舒适指数世界第一,美国则倒数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甚止连汶川地震中造成过多中小学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不存在建筑质量问题”这样的“黑色幽默”也说得出口?
    今天的部分“专家”不再象先前那样敬业了,只要给他足够的钱和想要的官帽子,专家就敢于在权威岗位上说连傻子都听得出是胡说八道的昏话。
    除了“气象专家”外,今天对“专家”的“权威话语”最好用“逆向思维法”进行技术处理,说不准能得出真实的信息。如果“股票专家”说第二个“牛市”来了,那么股民最好把手中的股票尽快抛掉,因为股市八成会大跌。如果“军事专家”预测主战的某发达国家会陷于战争的泥潭,就算能取胜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主战国一定会胜得轻而易举,人员损失微乎其微。“政治专家”若说某武人专政的国家“形势大好”,那这个国家一定天怒人怨危机四伏。“工程专家”若检测出某倒塌损毁的公共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那就铁定是“工程回扣”过份的“豆腐渣工程”……
   
    (十)、“豆腐渣工程”无人追究责任
    一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豆腐渣式的公共工程不值得大惊小怪,怪就怪在某些公共工程成了众目睽睽的“豆腐渣”之后,当事人却没受到必要的责任追究。现在各地基层政权都舍得在修路上花大钱,很多公路桥梁没到规定的使用期限就严重损坏。有些国道相邻两个标段过往车辆相同,可一个标段完好另一个标段则千疮百孔。尤其是部分过往车辆很少的乡村公路,完工后的第二年就到处破损断裂……这可是癞瘌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问题,可很多当事人居然没有受到责任追究。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千古未有违反天理人情的怪现象,主要是体制的弊病和“官本位”文化的负面效应。
    空军上将刘亚洲将军曾说过:中国现行人事体制是“奖恶惩善”和“劣胜优汰”。
    可科学文明的人事体制应该是“抑恶扬善”和“优胜劣汰”。
    “官本位”文化的负面效应起初是局部和个性的,长期作用潜移默化就逐渐演变成全社会的共性,导致整个社会的群体品味和价值取向出了大问题:在一个善良正义举步维艰,邪恶暴力如鱼得水,溜须拍马“烟酒红包”无坚不摧,官僚黑老大被视为社会宠儿,“金钱”和“公权力”至高无上的无公信社会里,一个人要想坚守良知和人性真的好难。就算在文明极为落后的封建中国,仁人志士敢于反抗高官显贵甚至皇帝为民请命;为了洁身自好逃避官场归隐山林,通常都能得到全社会直至他反抗的高层显贵的理解和认同。就算帝王将相一时糊涂打击排斥他甚至送他上监狱刑场,他依旧能够得到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尊敬拥戴,在社会上赢得巨大的荣誉。他的亲人家族也会因此赢得全社会的普遍尊敬。今天某人若坚守良知拒不同流合污,敢于对“公权私用”或“不公正”的上司说“不”,或洁身自好挂冠而去,宁愿贫困简单也不要来路不正的钱……不但官场会打击误解他,多数平民百姓也会认为他脑子灌了水神经出了大问题。他和他的亲人就会被社会孤立误解,不但不能赢来全社会的普遍尊敬,相反会受尽世人的“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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