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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避免的“血淋淋原始积累”

能够避免的“血淋淋原始积累”
   
   ——熊飞骏
   (一)
   中华文明在十五世纪以前一直位于地球人文明的最前列。中国人也一直以天朝天国的国民自居。即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洋文明进入跑步阶段并很快超越中华文明时,中国人关起门来依旧自认为是这个星球上的一等公民。

   十九世纪东西两大文明在中国沿海发生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碰撞,中华文明的表现象一个“病夫”和“白痴”,除了被动挨打外就是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在经受一连串出乎意料的失败之后,从天朝大国降格为三流末国;中国人也由一等公民堕落为“东亚病夫”。习惯于高高在上的中国人接受不了这个悲惨现实,做梦都想找回昔日的荣光,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
   随后的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躁动的世纪。梦想“扬眉剑出鞘”的中国人普遍地患上了“急躁病”,热切地寻求“快速致富”的药方,而不管这些“药方”是否有“远期毒性”。只要能从形式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是“拔苗助长”也在所不惜。
   二十世纪上半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俄罗斯则采用了一种最新式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既然是最新式的体制,根据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规律,新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应该比过时的资本主义体制拥有更强的先进性优越性。社会主义苏联的精神领袖马克斯也用大量的文字“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类最高级的社会体制。
   中国人发现如果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你在前进别人也在前进,在同一条道路上要想比前面的人先期抵达终点,就得比对方耗费更多的汗水和心血。脚踏实地拚汗水不是中国人所长,我们在历史上最善长的是靠“谋略”(伪智慧)取胜。有着很强失落感的中国人等不及了,我们梦想抄近路事半功倍地赶到对方前面,于是我们瞄准了“社会主义”。既然这个崭新的社会体制比西方列强正在奉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先进得多,如果能越过发达国家经历的“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一蹴而就地跳跃到“社会主义”,我们不就轻而易举地跑到西方列强前面了么?
   于是我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最初的几年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功。因为计划经济能够方便地把物力财力集中到“振奋眼球”的重点工程项目,能够鼓动并迫使公民“艰苦朴素”,中国在短期内呈现出一派脱胎换骨的景象。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城市上空的烟囱如雨后春笋,工厂数量急剧增加,“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万吨巨轮乘风破浪,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天空”……
   在最初的激动过去后,“拔苗助长”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我们开始品味急躁的苦果:反右、浮夸风和文化大革命等人类历史上是荒唐辛酸的闹剧把最初的“社会主义成果”差一点毁灭殆尽。我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折腾了二十多年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甚至于连出发点都不如。我们不但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相反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建设的高度物质文明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是不能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今天的欧美部分“福利国家”实际上是打着资本主义招牌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于是我们极不情愿地决定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在上世纪八十年“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精神框架下注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因素;就象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一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
   中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吃饱了肚子,大面积饿死人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手机和家用电器普及到千家万户,尘土飞扬的公路大部被硬化,机动车取代双足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当我们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已告别“温饱阶段”全民奔“小康”时,一个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正在侵蚀中华文明的肌体,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和“贫富悬殊”!
   缺乏公平公正已成为中国带普遍性的社会悲剧:官员疯狂贪污受贿;特权阶层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本应属于大众的公共财富,不用付出心血汗水就可在一夜之间变成暴富,依仗“倒地皮”、“倒批文”,或者是钻法律的空子,套取国有资产,将国家、公众的财富攫取到个人腰包。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富翁都来自特权阶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付出则远远大于他们的收益,工人的工资上涨幅度远低于GDP的上涨幅度,税收增长幅度则远高于GDP增长率;生意人一开门就有几十个创收的“机构”或“部门”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下伸手要钱;辛劳一生,省吃俭用仍无法支付子女的大学学费;城市打工仔的工时被恶性延长,工厂的工时普遍长达十二个小时,有的竟然长达十六个小时!夏衍的《包身工》是司空见惯的景象。农民工的工资被无理拖欠,辛劳一年居然光身回到嗷嗷待哺的故乡。他们的鲜血渗入了地球的深层,矿难发生率比贫穷的印度还要高出8倍;农民工的血汗养肥了城市,可他们的子女却被排斥在城市主流教育之外,如果要在城里上学就得另外支付一笔他们根本无法承受的“建校费”。 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民生问题改善不大,甚至踯躅不前,“医疗、住房、上学“成为压在国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只有二十多年时间,但中国的贫富悬殊却高居欧亚大陆第二位。银行里城乡居民储蓄的80%被20%的人拥有。近十年中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富豪”群体。2003年中国有近3000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亿万富翁;2005年亿万富翁的数据则猛增至50000人,其中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达到200人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七年前就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目前已接近0.50的危险水准(也有说0.45,0.47),高于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菲律宾的基尼系数高居欧亚大陆第一位的成果则是周期性军事政变和永无休止的社会动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若是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和持续性动荡则注定会解体。
   中国富翁在世界上的豪阔派头连最富强国家的经济巨头也望洋兴叹: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法国产的高档酒“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
   当中国富豪在世界各地一掷千金时,中国仍有近两亿国民在温饱线上挣扎。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今天中国仍有相当多的中小学生因贫辍学,幼小的身躯过早地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农家一旦考上一个大学生不但要倾家荡产,还要借光亲戚家的所有积蓄才能勉强完成学业,不少农民靠卖血供子女上大学。不少大学生靠假期从事繁重的体力活来换取昂贵的学费;农民中的绝大多数患病没有条件得到必须的治疗,小病抗大病拖,直到危及生命时才肯去医院“抢救”,因病早死者比比皆是。我们那个人口才一百人的村庄前年就有近八人在非致命的普通疾病下壮年早逝,其中两人竟然是“肺结核”要了他们的命。不少城镇下岗工人为了生存,不惜放下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让妻子去娱乐场所作“三陪小姐”,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
   …………
   更令人纠心的是:中国式富豪大多不是靠勤劳和智慧致富,他们的暴富沾不上先进生产力的任何一点边,其暴富过程也没有任何先进文化的内涵;而是靠利用职权以权谋私,钻体制漏洞投机取巧,靠伤害社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致富,现阶段最便捷快速的致富途径就是“炒地皮”。土地是“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份产权”的“国有资产”,出卖公共土地应该得到半数以上常住居民的同意,卖地的收入应该大众受益,卖地款支出应张榜公布“明细帐”。可我们国家的地方“父母官”可以任意圈地卖地,并随心所欲地支配“卖地款”。部分学者总结出的“炒地暴富操作流程图”很有意思:“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富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的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操作人自已不用掏一分钱,也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一夜间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每个环节的权力人物都可从他手中分到一份“工程回扣”,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就升格为贪污型富豪。
   (三)
   当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引起世人观注时,部分丧失良知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居然得出如下高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也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残酷压榨的基础上,社会的发展必须要让部分人付出代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规律,目前的中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表现形式,尽管“个别地方”有“血淋淋”的现象,但属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就象资本主义是不能逾越的发展阶段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2006年11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为代价。对此,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回应称:将贫富对立是“断章取义”,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其中一些专家却指出,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洲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上海证券报》11月25日)不言而喻,依据这些所谓专家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须经历“受益不均”的阶段,也必须经过“羊吃人”的血淋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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