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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背后的忧思

盛世背后的忧思
   ——熊飞骏
   中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嘱目的成绩。今天的中国人虽然称不上富足,但温饱问题总算解决了,让十三亿人吃饱肚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政绩。中国人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真正吃饱肚子的时间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五百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在经历了饥寒交煎、红苕当主食的经济困难期后,对今天的中国物质生活的丰富印象深刻。诚然,在邓小平先生等务实派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经济和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不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比,只和我们的先辈作比较,单从物质生活来说,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进入了繁荣的盛世。中国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准也许只有唐帝国的“开元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能够与之比肩,用“盛世”来形容应该没有粉饰的成份。
   今年回家过春节,年迈的父亲在年夜饭上大发感慨,先是自言自语地唠叨了一番对胡主席和温总理的无限敬意;然后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最后说我们家今天的生活水准连以前的地主富农也无法与之相比,尽管我们家只是贫困县的一户中等农家……
   诚然,今天的中国已步入了“中国式的盛世”,比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还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邓小平先生等务实派领导人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人身上蕴藏的巨大复兴潜力的最好见证。但在繁荣的背后,中国人必须看到我们还远没有到达“文明的盛世”。“中国式的盛世”因为下面两个方面的因素,离“文明的盛世”还有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

   (一)、今天的盛世只停留在物质生活水准上,国民的精神生活没有跟上物质生活的步伐。和上世级八十年代相比,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准不但没有提升,在内涵上反而有所下滑。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中国式盛世”的到来而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二)、中国近二十年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因为先前的经济水准过低,就象没有下过化肥的低产田注入适量的技术因素后能迅速增产一样。水温从零度到一百度是很容易上升的,但超过了一百度再想上升就相当困难,除了继续加温外还要采用加压等高难技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走过了自然增长阶段,要想保持经济上的持续增长就得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今天中国经济的科技含量还很低……
   中国虽然已进入了盛世,但远没有到“弹冠相庆”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水准,中国人必须拥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必须意识到盛世背后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隐忧。
   (二) 、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还未最终确立。
   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在文明上取得持续性的进步,在经济上“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得拥有一整套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从而确保走上领导岗位的“权力人物”是全社会最优秀的人物,拥有过人的能力、品格和责任心!偶尔出现一个不称职的“权力人物”也能及时被发现并清除出去,使其危害停留在尽可能低的限度。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套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就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一个光芒万丈的“明君”和一群济世安民的“治世能臣”,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后继者一样英明称职;甚至无法保证“明君良相”们在任期内一如继往地励精图治。如果后继者出现“昏君贪官”,“英雄”们努力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文明出现停滞或倒退。如果“英雄”们因权力失去制约,就会被“权力”毒害,在执政的后期志得意满,人性的弱点占了上风,他们前期努力的成果也会毁在自己手里。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帝王,他缔造了可以和今天的美国媲美的“贞观盛世”,把中华民族提升为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但他没有改革中国传统落后的极权体制,从而也无法保证他的后继者也和他一样能力超群且纳谏如流,结果他浴血奋战缔造的铁桶江山差一点就断送在儿媳妇手中,后来虽然保住了唐帝国的血脉,但中国人的品格已被武则天空前地毒化了(告密、陷害,残忍、冷血),随之而来的“开元盛世”只停留上物质上,在文明的深度上根本无法和“贞观盛世”相比。李世民的曾孙李隆基也是一个富有能力且勇于负责的英雄帝王,他一手缔造了“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开元盛世”,但他后期被自己拥有的无限权力毒化了,日益懒惰昏庸下去,结果把唐帝国推向了火坑,虽然没有被完全烧死,但残存下来的帝国已千疮百孔,只剩一幅空架子。李隆基本人也在“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的凄凉晚景中苦度残生。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中国的务实派领导人汲取了英雄先辈们的教训,在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时开始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试图在中国建立一套科学修明且能良性运转的政治体制,“村官直选”是政治改革上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未最终确立起一整套能够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在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还未确立之前,我们能保证下一代的领导人能象今天的务实派领袖们一样勤政爱民吗?答案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前面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
   兴家好比针挑土;败家有如浪淘沙。无论我们今天有多么繁荣富强,若碰上真正的败家子也能在一夜间让中国回到二十六年前!因此在一套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确立之前,中国人“展望未来豪情满怀”还为时过早。
   (三) 、官场腐败得不到有效地遏止。
   近两年政府重拳出击,贪污腐化“过分”的赃官纷纷落网,连湖北省前省长张国光之流的十多名省部级高官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浏览一下互联网上一长串犯事的贪官政客,就能明白政府在反贪反腐上动了真格,打击贪污腐化的措施不能说不强。我们在庆幸一长串贪官终于恶有恶报时;明眼人又在心底升起了真正的忧虑,因为贪污腐化的现象在我国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部分地方还有逾反逾烈的趋势。按理说张国光等人的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各级政务官的智商大多在中等偏上,应该知道贪污腐化所承担的巨大风险。连省长都落网了,厅长、处长、科长又算得了啥?若被查出有腐败行为还能幻想上面会姑息养奸吗?一个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官僚明白不过来,仍在顶风作案,疯狂以权谋私,打着“人民公仆”的幌子犯下一连串伤害国家民族的罪行!难道这些官僚都是“傻子”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帮人的智商虽然与其职位不相称,但也并非“弱智”。难道是我们反腐的机制出了问题?
   历史的经验证明:“明君”治贪只能起效于一地一时,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腐败的土壤,形势一变腐败又会卷土重来并甚嚣尘上。历史上对贪污惩治最烈的皇帝是朱元璋,官吏一旦被查出有贪污行为,一律被处以“剥皮”的酷刑,全国各州县都设有“剥皮亭”。按正常逻辑推理,在如此严刑峻法下,明王朝的贪污应该被禁绝,可事实并非如此,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贪污最烈的王朝,以致王朝后期朝野上下难得找到一个真正的“清官”,明王朝就是亡在一群贪官手里。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团进攻北京时,北京十万城防兵已有五个月没发军晌——全被官吏贪污了!结果十万城防兵霎时叛变,象铁桶一样铸就的北京城未经战斗便告陷落。如果城防兵不叛变,京城攻坚战最少也得持续一个月,这时吴三桂统率的“关、宁铁骑”早已赶到,屯兵坚城已成强弩之末的李自成军团不可能抵挡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极有可能在内外夹击下崩溃。
   近现代东西方文明国家在反贪反腐上卓有成效,他们成功的经验证明:要想从根子上反贪反腐,必须从制度上下功夫,建立一套科学修明的官吏任免升降机制,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在科学的制度下:官吏贪污的动机和概率很小,即使有少量的腐败行为也能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有两处最易被腐败分子利用的“软肋”:一是只对上不对下的“单向负责制”;二是“权力”缺少“行之有效”的制约。如果我是一个官员,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情况下,我就会一心一意地迎合讨好自己的上司,对辖下子民的好恶则漠然视之,即使在良心的召唤下表现出一点“亲民倾向”也是半心半意且有始无终,得有“升官”等个人根本利益不受损害这个前提。为了赢得上司的好感,我就会炮制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来体现自己富有“能力”;不时给上司“孝敬”点“礼品”来表达自己的“恭顺”和“知恩不忘本”。为了筹措那笔可观的“礼品”,我就会“任人唯亲”以捞取“人事贿赂”;大兴土木以收受“工程回扣”……至于老百姓因此怨声载道则不重要,因为他们既无法降我的官也无法阻止我升官。
   科学的人事体制是“双向负责制”,在对上负责的同时也对辖下的子民负责,两种责任发生冲突时有法律作出中肯的裁决,在“亲民”的同时不“违宪”也不回避“整体责任”。在双向负责制下,官吏就不会牺牲人民的利益去迎合自己的上司,腐败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能成事也能坏事。不受制约的权力则是一柄“两头尖的剑”,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身,只能坏事不能成事。我国目前制约权力的手段不能说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乏术。缺少有效制约的权力很容易毒害官员的品格,使其从早期的“良臣”变为后期的“奸臣”。我认识的一位县级局的“一把手”,上任之初连送子女上学用趟公车都要注意影响;现在大把挥霍公款也心安理得,从潜意识里认定局里的钱他有绝对的支配权,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花完了再督促工作人员到下面去“创收”……
   中国官场的腐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和历史相比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只需看一组历史数据就不得而知。我们不和政治修明的李世民王朝相比;只和最没落的袁世凯王朝对比。袁世凯王朝贪污500两银子就一律判死刑,相当于北大教授一个半月的薪水。那时袁世凯开给孙中山的年薪是三十万两银子。
   (三)、蔓延全社会的“享乐主义”。
   我居住的那座城市有四个怪现象:一是有条件的成年公民很难找出一个不赌牌的;二是离婚率很高,且离异的夫妇有很多不管子女,只顾自己找乐子;三是相当一部分有点姿色的白领女性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选择同居不结婚的生活方式,因为家庭意味着“责任”,她们不想承担责任;四是看书成了学生的专利,成年公民一年难得读上一本书。上述怪现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只是个别行为,今天则成为全社会的时尚,说明“享乐主义”在这座城市蔓延的速度很快,目前已到了相当危险不能不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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