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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又一个“中国特色”的牺牲品——刘贤斌被捕案件再启示

   
   
   
   今年6月28日,四川政治异见人士刘贤斌又被冠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7日后正式逮捕。刘贤斌先生出狱仅一年多就再度失去了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他的家庭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又一个悲剧。本作者对此深有体验,所以心情特别沉重。但令人高兴的是,在如此发达的网络时代,这则消息一出,海内外民主和人权团体,随即成立了多个“我是刘贤斌”的关注团并发表公告,一场“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迎面而来。目前,安徽、北京、贵州、陕西、四川等地纷纷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关注团,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刘贤斌。
   

   刘贤斌被捕的背景解读
   
   刘贤斌这次被遂宁市公安局刑拘7日即转捕的实事,正如本作者2001年8月13被刑拘后,也是7天随即转捕。这样快的批捕速度,充分显示了这其案件来自更高级别的既定打压态势。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从校园血案到富士康连跳,特别是罢工浪潮此起彼伏。我们在网上不断爆出具有反抗色彩的沸腾民意冲击波中,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权贵和普通民众关系上的大对抗。在这个特殊时期,任何星火事件,瞬间都可能引发出一场群体性动乱,且会迅速地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促发整个国家的公共危机。仅仅上个月开局同一天,就发生了多起血案:郑州一村民为阻止拆迁开车撞死拆迁官员等人,造成6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死伤者均为政府工作人员; 河北邢台城管与银行职员械斗5人重伤; 黑龙江一趟列车凌晨突发血案 女子持刀刺伤9人; 广西桂平市3男子各持长刀闯入派出所欲报复当年办案民警,寻人无果后扬长而去派出所一副所长闻讯赶至街上盘查3男子,岂料竟遭围砍;6月3日广州男子持枪袭警…… 特别严重的是,今日中国,杨佳式的暴力维权不断再生,公安、司法、城管、拆迁等执法官员,已经成为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暴力者攻击的对象。上月湖南永州发生的3名法官被枪杀的事件,令各地政府、司法机关高度紧张。
   
   在川豫地区,自2008年“5、12”纹川大地震以来,民众维权运动一直很高涨。尤其是环保维权、地震死难学生调查等更是令官方十分敏感。官方为杀鸡敬候,已将四川维权人士黄琦、谭作人、刘正有、黄晓敏等先后法办。如今,刘贤斌的被捕,正是因为他被猜疑与当地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有关。在官方看来,刘贤斌参与维权比写文章更可怕,因此才在没有证据情况下,不顾程序正义,突然对他下手。
   
   第四次“严打”指向维权
   
   在今年暴力恶性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中共政法口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对一些暴力维权的苗头及时处置,对“敌对势力”露头就打。为此,今年6月中旬,公安部宣布,要在全国开展7个月的“严打”行动,声称锁定的重点对象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暴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如此官方“严打”,后毛时代已经进行了三次,分别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此类运动式“严打”,在民众中口碑级差。但此次严打又与过去的三次不同。前三次都是由各地党委牵头,公检法针对一切治安犯罪案件一起行动,体现的是政权体系协调一致的高压态势,贯穿着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但这次仅是公安部一家的执法行动,其直接目的是基于加强维稳、安保需要。这说明中国至今还在使用“严打”方式维持秩序,思维依然陈旧,手段毫无更新。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当局再次借用“严打”的武器,是因为近期维稳形势越来越失控所致,因而严打的目标也会指向敏感维权人士。 网上消息称,6月14日晚上,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警方非法骚扰、拘押;15日晚上,北京NGO活跃人士苏雨桐被警方非法抄家、拘押,同时热心于救助访民的刘德军则被从家中带走,并遭暴力殴打,享受“黑头套”待遇;6月16日中国传统端午节早上,人权律师唐吉田有被朝阳国保围堵家门;人权律师李和平、黎雄兵、李方平被严厉看守。与北京警方如此频频出手,打压维权人士的行动呼应,四川刘贤斌的被捕,绝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京城年轻作家余杰,因要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被传讯、被威胁,再次诠释了官方为配合最新一轮 “严打”而整肃异己发出的讯号。
   
   异见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牺牲品
   
   在当今世界上,“异议人士”已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任何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异议人士”的参与。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社会。一种正常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
   
   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异见者的发声,本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异议人士”并不局限于纯粹思辩的领域,还体现在具体的抗争行动上。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一书中写道:“随着19世纪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这取决于强调什么)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因此关键在于,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价值和作用。多元主义不管是什么,它首先是对多样性的价值的信念。相信多样性——相信多样性的辩证作用——与相信冲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论从其多元主义母体中推论出来的不是,也不能是对‘冲突’的赞美,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基于这样的原则:无论自称为正确或真理的是什么观点,它必须经受批评和异议,并因此而获得活力。”
   
   近些年来,中国的“异议人士”多是以个体形式出现,抗争往往也都采取和平的形式,只是凭借手中的笔,发表一些不同政见的言论,最多也不过是诉诸法律推动维权。然而,一向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执政当局,仍不放弃敌视“异议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是“麻烦制造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冤狱。仅近几年来,国家就先后逮捕审判了杨天水、许万平、师涛、郑贻春、力虹、张林、陈树庆、郭起真、高智晟、严正学、胡佳、刘哓波、郭泉、黄琦、谭作人等,这个名单正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加长。而如今,四川刘贤斌被冠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再次验证了这个极不正常的国家,异见人士正在不断成为执政者维系“中国特色”秩序稳定的牺牲品。
   
   “和谐社会“的敌对意识依然如昨
   
   
   胡锦涛当政以来,多次在中南海向全党发出“危机意识”警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也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纲领和执政理念。然而,该党精英们却始终没有表现出政治变革的诚意,其“体制改革”方向不仅根本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反而不断强化敌对意识,在具体政策操作上继续封堵网路,压制言论,一再抓捕异见者。
   
   在普世价值观看来,现代社会,容忍政治异见和异见团体与组织的存在,应是一种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而民众批评政府,监督官员,提出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当下中国社会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异议人士”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党派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表达“持不同政见”,以承担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只要中国政府的监狱里还关押“异议人士”,中国社会就根本没有“和谐社会”可言。中国执政当局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就是检验其是否真有政治改革诚意的最好试金石。
   
   在当今中国官方的主观世界里,敌人似乎无处不有,“敌对势力” 无处不在,而且“长期存在”,国际上有,国内也有,即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这种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划定的范围越来越广:异见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主张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所有人,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连用中共现行“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者,也被划为“敌对势力”。还有那些赞同《零八宪章》体制内外的温和干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也都成了“敌对分子”。正如《零八宪章》签署人徐友渔先生所言:“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
   
    如今,刘贤斌被捕案件再次启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执政者隐藏在“和谐社会”理念背后的敌对意识依然如昨,公权力还在不断抓捕异见人士—— 中南海里的那些冠冕堂皇说辞,将何以面对天下舆论?
   (首发《人与人权》)
(2010/07/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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