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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考之二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

    ……回忆与思考之二

    傅申奇

    写在前面

   我到美国两年多,一直忙于琐事,刚到纽约时写过回忆与思考之一《再谈选举》

   ,除此就再也没有时间去回顾。值此七九民运暨民主墙运动二十周年之际,使我

   回首起往事,回到那尘封的岁月。同时也从心底泛起思绪的涟漪。

   回忆有时使人沮丧,有时令人兴奋和陶醉,但回忆也有使人清醒、使人明智的功

   效。昔日的错误可以汲取教训,过去的成功可以提供经验。愿我的回忆对我自己

   和我的朋友多少具有一点这种功效。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这个题目是需要诸多当事人以整整一本书来回顾

   和研究的,我作为当事人所能揭示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些

   往事,或从来就不知道这些往事,我把这一角展示出来多少还是有一点意义的。

    一、历史背景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宽松,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

   表的所谓党内"实践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向华国锋为代表

   的"凡是派"发起了舆论攻势。在此背景下,贵州黄翔等组成的《启蒙社》,首先

   在北京天安门贴出了一系列大字报,揭开了七九民运的序幕。

   1978年11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践派"和"凡是派"进行了激烈的斗

   争。"实践派"为了获得胜利,打出了"民意"这张牌,以尝试建立中国的"海德广

   场"为借口,给民间的集会和社会活动打开了大门。各派政治力量便利用这一空

   间,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展开政治活动。

   76"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在全国逐步形成的党内外民主派也利用这一空间,在全

   国范围内开始显示自己的存在,以民主墙为特征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兴起。随着一

   些民生和经济诉求得到满足,一些上访寻求公道的个案得到处理,这些人员退出

   了社会活动的大画面,民主派的存在和诉求就日益明显了。

   大潮中的政治倾向纷繁芜杂,甚至还有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发动群众的。但目

   的明确的反对派大体说来有"拆庙派"和"补庙派"的分野。在群众运动的大潮中民

   主派的组织纷纷成立,并且往往以刊物的名义成立。

   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贵阳的《启蒙社》、《解冻社》;北京的《探索》、《北京

   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等;广州《人民之声》;上海的《

   民主之声》《海燕》等;杭州的《四 • 五月刊》、《之江》;青岛的《海浪花

   》;武汉《钟声》;重庆的《童音》;安阳的《民主砖》、《星光》;长沙的《

   共和报》;宁波的《飞碟》;长春的《雪花》;天津的《渤海之滨》、《天津评

   论》;温州的《呐喊》等等。

   "实践派"在党内取得基本胜利后,对曾被自己利用过的社会运动重新估量,划出

   了一条底线:对于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要加以打击。也就是说,对明火执杖

   的"拆庙派"予以打击和镇压,绝不手软。而对于知识分子、工人、学生的自发组

   织,提出了"不支持、不反对、要引导"的方针。

   1978年底,上海就逮捕了比较激烈的活动分子滕沪生,这对当时的大形势还没有

   直接影响。

   1979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理论务须会上讲话,把北京的《探索》和上海的《民

   主讨论会》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组织。

   1979年3-4月,继北京逮捕魏京生、任畹町、傅月华,上海则发布了《三 • 六

   》通告,接着逮捕了乔忠令、殷雄耀、沈海凛、杨周、王辅臣等十三人,随后又

   把他们认为的幕后黑手胡安宁(呼延民)从西安抓到上海。

   但大部分的组织和刊物,有些出于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确定了"首先反对我们敌

   人的敌人,即'凡是派'"的方针,把矛头指向"凡是派",有些出于本身的诉求就比

   较低,一般都采取了迂回和理智的表述方式,没有越出中共的底线,因此被纳入

   九字方针的范围,没有受到直接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停止公开的社会活动,

   退回书斋,保住在体制内的地位,伺机再动;持这一看法的人们大多数是在体制内

   有一席之地的,他们被称为"曲线民主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利用还有的空间继

   续活动,扩大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嵌入社会。在民主的社会基础并不完备的条件下

   ,尽可能推进民主化进程。持这一看法的人们大多数是知识化的青年工人。持前一

   种观点的朋友,后来大部分成了八二年中共推动改革的主流派,最终在89年又走上

   街头,这是后话。持后一种观点的朋友,坚持出版刊物,并在全国范围里进行串联

   ,成了邓小平每次讲话几乎都要提到的"西单墙"那帮人。那帮人中最活跃的中坚分

   子就是徐文立、王希哲、陈尔晋、何求、刘国凯、秦永敏、傅申奇、杨靖、孙维邦

   、张京生、徐水良、叶宗武、王屹峰、王荣清、钟粤秋、朱建斌、牟传珩、徐东平

   、吕洪来、刘士贤、彭金贵、刘二安、郑玉林、刘力平、王明、邓焕武、何德普等

   。大家不约而同地为建立全国组织而积极活动。

    二、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立

   80年春节前夕,我到北京,拜会了严家祺先生,与徐文立就形势和工作交换了看法

   ,基本决定,稳住阵脚,选择时机建立全国组织,取消原定的武汉全国民刊代表会

   议,代之以武汉部分代表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武汉的秦永敏、朱建斌、李晓林

   ,杭州的杨晓雷,河南的刘二安,上海的我和湘樊的朋友。这次会议为全国组织《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暂时停刊,健全各地组织,积累力量

   ,当年 7-8 月同时复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组织。会议的决定通报了

   各地编辑部,基本得到认同和执行。

   这时北京的崔全红公开提出组织全国性科学社会主义协会的建议,籍着讨论这一建

   议,全国组织的准备工作加快进行。杭州的叶宗武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在全国进行联

   系。广州《人民之路》派出正式代表戴学伟到各地联络,为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

   立作了许多准备工作。

   80年7-8月,经过休整的各地民刊重新出刊,决定9月在广州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9 月中旬秦晓春、朱建斌等部分代表到广州之后,广州《人民之路》的何求及这些

   代表被拘押,但广州的朋友们在王希哲的主导下及时地采取了行动,王一飞在危难

   关头站出来,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出版会刊《责任》,全国各地的刊

   物同步进行抗议,而香港的许多朋友及时地造成媒体的影响,党内的同情者也不失

   时机地施加了一定影响,此时,邓小平对华国锋的斗争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对

   舆论还有一点顾忌,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代表均被释放。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事实

   上成立了。

   其后,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大地区分会的组织,组成了以长春《雪花》为主的东北分

   会;以北京《四 • 五论坛》、《北京青年》、天津《渤海之滨》、山东《海浪花

   》、安阳《民主砖》等为主体的华北分会;以武汉《钟声》、长沙《共和报》、重

   庆《童音》为主体的华中分会;以广州《人民之路》、《生活》、韶关《庶声》、

   为主体的华南分会;以上海《民主之声》、《海燕》、《新青年》、《玫瑰岛》、

   杭州《之江》、温州《呐喊》、宁波《飞碟》为主体的华东分会;以贵州《启蒙社

   》、《解冻社》、《使命》为主体的西南分会。分别出版《东北民刊》;《华东民

   刊》;《华北民刊》等。会刊《责任》第一期、第二期由广州王一飞、何求主编,

   为双月刊。80年1月转由上海傅申奇主编,改为半月刊,三个月内出版了六期(3-8

   期),并出版了四期号外。

   至此,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一个全国性公开的反对派组织,并具有

   了一定影响。成了邓小平的心头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八一年初,邓小平对华国锋的夺权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整肃反对派

   的任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被镇压

   3月中共中央发布9号文件和一系列国务院文件,宣布所有民刊为非法,责令停止。

   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停止活动,保存力量,等待机会。另一种意见

   是:付出代价以使这一场条件不成熟的民主运动获得一个悲壮的结尾。后一种意见

   占了主流,最后决定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主要成员作一次拚搏,以最小的代价获

   得最大的影响,寻求可能的转机,并作秘密的二线、三线准备,坚持存在。以此为

   未直接加入协会的朋友留下空间。当时我和陈尔晋等估计:最坏的情况下,中共可

   能不会打压徐文立、王希哲等一些朋友。这一估计后来被证明是太乐观了。我是抱

   着有去无回的思想准备上北京的。前些日子,原《民主之声》编委、目前在加拿大

   的刘劭夫,把我81年4月2日给他的信原件还给我。我在信中写道:"组成《爱国护法请愿团》即日赴京。此间《责任》工作由小林(林牧晨----现注)主持,有稿件或其他事可与之联系-----此行凶多吉少,可能有去无回,但《责任》不会倒,已大致作了安排,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法律战,必要时请以《责任》名义活动,或协同其他朋友努力。"

   协会由何求、我、杨靖、朱建斌等组成请愿团,到人大状告中共中央违反宪法,侵

   害了人大的立法权。朱建斌受到阻挠,没有到达北京。我到北京后,与何德普、沙

   裕光、王志新、侯宗哲、马文都、吕嘉明、李南等交换了看法,当时大家都比较乐

   观,认为大镇压的可能并不大。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还有群众集会,还有秘密组

   织散发传单。六日、七日、我和杨靖、何求等作了准备工作,我起草了请愿书,经

   何求和杨靖讨论后定稿,决定八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人大常委会外面举行中外记者

   会,向人大递交抗议中共的《请愿书》。八日晚上,我到永定门外徐文立家,离开

   他家后,就在他家外面的大路上被一大批便衣围住,试图逃跑不成,被围住,公共

   汽车被迫停下,不少行人驻足围观,我拼命喊叫:"公民们,他们镇压民主战士!"

   。便衣用手捂住我的嘴把我塞进吉普车。徐文立也在当天晚上被捕。

   我的眼镜被拿走,车子开了一阵在一堵有圆城门的大墙下停住。我被拉下车,几个

   便衣踢我的膝关节按着我向城墙跪着。在黑沈沉的夜幕下,我以为他们要秘密枪决

   我了。我虽然感到不无遗憾,但想到我的老师、兄长、挚友、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王

   申酉仅仅因为一篇文章便被枪决了,也就觉得也值了。这一点是多虑了,邓小平还

   没有到下这种毒手的地步。我被关进有中央控制台的幅射型监狱,单独关在一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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