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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42第七章第三節路易斯安那大學的來信

第七章 走進美領館[1] (1982.2~1982.9)
   
   第三節 路易斯安那大學的來信
   
    按照何大衛的嘱咐,去他家之前先給他打電話。打了兩次,何大衛都說忙,一次說有個旅居中國幾十年的美國孤老死了,他要處理後事。程麗萍說會不會美國人改變態度,不願理我們了?

    第三次打去,大衛在電話裡說可以,時間定在晚上七點鐘。我說我有一個女同學也想一起來,他說好呀,沒問題。
    我們帶了一個書包,萬一美國人還有書或資料給我們可以用來裝書。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人員都住在離領事館不遠的淮中大樓後面的一幢灰褐色大樓裡,大衛家住在六樓。大樓前是一個崗亭,有個中國人看守。差不多七點,我們先在他家附近公用電話站打電話給他。
    來接我們的是兩個人,除了大衛還有另一個三十多歲健壯如牛的美國人,看上去比大衛略矮,我們四人一起坐電梯上樓到大衛家。
    客廳裡有很多傢俱和雜物,顯得有點亂。中間是兩個淺色的小沙發,沙發前是一個中國式紅木小桌子,上面放了兩個精緻的圍棋盒子。
    坐下後,我第一個說話:「這裡有沒有竊聽器?」我的話是一種暗示,不僅懷疑中方會有竊聽器,也暗示美方可能放了竊聽器。我們的說話會很謹慎,因為我們不想落下把柄。大衛回答得也很巧妙,「我們搬進來之前都檢查過的。」他沒有表明他們有沒有對這次談話錄音。
   這時我已聽說了魏京生案的一些細節,包括中國公安人員得到了外國記者的錄音帶,從而坐實了魏的罪名。我不願讓別人有意無意的錄音毀了我們,重蹈魏京生的覆轍。
   這是我第二次表現我特有的謹慎。如果何大衛還記得我第一次到美領館的情境,那次我當面給他一張預先寫了字的紙條,那麼他會不會想到一個問題,既然這兩個中國學生夠膽進領事館,還怕什麼?的確,我的謹慎和大膽在常人看來好像有點奇怪。
   
    我介紹程麗萍後,大衛簡單地介紹了他的年輕同事,也是個領事。他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在這之前我曾為了留學的事去過領事館門前,和那些申請簽證的人交談過,領事館幾個美國人的名字我都聽說過,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負責政治和情報的。大衛很客氣,他笑著問我們,「要不要喝茶或咖啡。」因為要談正事,我們拒絕了。
    我把我們打算留學的事又說了一遍,但這次我特意加了上海警方來學校調查我和傅申奇被捕的事,我說我擔心我也會被警方逮捕,所以現在唯一的選擇就是到美國去留學。通過這次談話,我們的身份變了,由希望留學的一般學生變為想用留學來逃避政治迫害的特殊學生。
    又東拉西扯地說了幾句,那個比較年輕的美國人站了起來,和大衛用英語說了兩句,又對我們笑笑就離開了。望著他像熊一樣厚實的背影,我想美國人原來可能以為我們會提供甚麼不得了的機密情報,所以叫了專門負責這方面工作的官員來,結果卻是我的個人故事,雖然和政治有關,但和美國需要的情報相差太遠。
    大衛不動聲色,繼續說話。「至於你上次說的那個考托福的事,我已了解過了,一般的中國學生,的確沒有機會在國內參加考試,那麼可以到了美國再補考,美國方面在簽證時不會強求中國學生的托福成績。」又說,「你們以後可以來我家坐,我是文化領事,我的工作就是文化交流,包括和中國的老百姓交流。」
   大約談了半個多小時,我們就告辭。大衛又塞給我們一些書,然後一直送我們到樓下。
   
   這裡離程麗萍家不遠,我送她回家。程麗萍對那個政治領事中途離席表示不快,說那是對我們不禮貌的表現。我則提醒她注意美國人沒有問異議人士被捕的事,原來在我的想像中,美國人應該對這樣的事很關心。程麗萍問那是為甚麼?我說,美國人可能還不相信我們,他們是外交官,如果主動問那些敏感的事,而我們萬一是公安特務,他們就非常被動。程又問我,「以後還去不去?」我說,「當然去,儘量爭取美國人的幫助,萬一出事,由我頂著,一切有關政治的話題你都不要說。」
   我要盡可能給她信心,盡可能穩定她的情緒。我們之間任何的不和或芥蒂,都會對這次冒險造成致命的危害,真正的危險不是來自公安,而是來自她對我的不信任。好在政治風險的巨大壓力包圍著我們,逼 迫我們親密無間,生死與共。
   
    我們經常在一起,在欣賞程麗萍秀麗姣好的面容時,我也注意了解她的思想、性格,以及她的家庭。
   她家三姐妹,她是老大,出生於一九五九年。她的一個妹妹是上海師院中文系的學生,另一個妹妹還在讀高中。程家祖籍上海奉賢縣,程父中專學歷,在上海一研究所當工人,文革中隨波逐流,參加過紅衛兵和造反隊。母親也是一般職工。父母離異,三姐妹都由父親撫養。
   我第一次去程麗萍家是在一個夏天的中午,她的家在徐匯區的東安四村,那是個新住宅區,雖不是很高級,但比破敗的老城區和石庫門弄堂房子好很多。整個社區幹淨整潔,有很多修剪過的樹和灌木,道路也平整寬闊。
   
   她家在三樓,面積不大,有二個光亮的房間。外加一個很小的廚房和一個陽台。家裡收拾得幹幹凈凈,有條有理,雜物很少。傢俱不多,一個小小的圓桌,上面有一塊保護台面的厚玻璃。一個大櫥,還有一對製作粗糙的小沙發。文革後期,上海有一股自己做沙發的風潮,想來那對沙發也是那個時期的產物,而文革中,家裡有沙發也會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表現。
   在她家不久,就是吃飯的時間,我建議就在她家自己做,隨便煮一點面條吃,省了跑出去。程也同意,因為我們第一次兩人自己做自己吃一定很有趣味。但是,她家除了有些米以外,幾乎沒有其它食品。在這之前,我以為每家都像我家一樣,總有一些掛面和罐頭之類的食品以備萬一。程說,每天都是她父親從單位食堂裡買一些飯菜回來,所以家裡做飯做菜的機會不多。於是我們走到附近的商店買了一些麵條和一些蔬菜。
   她說她不會做,說平時都是她父親做的。於是我就做了,我家在文革前就辭退了家裡的保姆,家務就由我們兄弟姐妹分工做,所以我會做一些簡單的活。下麵條,煮個菜完全沒有問題。
   結果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程麗萍又活潑又聰明,全身洋溢著青春活力。我們最早在一起是練習英語口語,學習一些國外的英語教材。她的記憶力驚人,同樣一段英語教材,她只讀一遍就能背出來,我讀上好幾遍,還不一定能背出來。她說話處事十分乖巧伶俐,在校園裡是最討教師喜歡的明星。甚至有個教授因為程天天和我在一起而很不高興,對人說,「范似棟有甚麼好,怎麼程麗萍跟著他跑?」他有個兒子,希望程麗萍做他的兒媳。
   蔣克珍也毫不掩飾她對程麗萍的寵愛,因為程和我的親密關係,使蔣更加憎恨我,每次和人談起我,她就不自在,鼻子裡發出表示輕蔑的哼哼聲。她并不認為我和她的矛盾源自學術見解上的分歧,而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爭奪年青一代。進而她對這個時代開始不滿,因為在過去,她作為教師和黨的領導,完全有理由干預我和程的私人關係,然而在八十年代,她無能為力了。
   
   *
   
   第二次到大衛家已經是四月底了。那次接待我們的是大衛和她的華裔太太。
   身材很好,帶耳環的何太太具有美國人特有的熱情,舉止又非常得體大方。她說她有很好的綠茶,是中國人送的,問我們要不要試試,我們當然說好。她介紹她自己,說老家在山東,清朝末年鬧義和團的時候,她信教的父母靠了教會的幫助到了美國。她是在美國出生的,上過大學。
   她抽細細長長的褐色香煙,抽的樣子很好看,一邊抽一邊說一個有趣的故事。以前她和大衛在蘇聯當外交官,那裡有一個女同事,不停地離婚結婚,大家都笑她給俄國男人迷住了,後來她才告訴別人她是用結婚的辦法幫助政治異議人士逃離蘇聯。「這是偉大的人道主義愛情!」何太太一邊叫起來一邊大笑。她笑的聲音很響很尖,和中國女人很不同。
   這次我給大衛兩篇我寫的文章,一篇是關於失業,另一篇就是讓傅申奇幫我刻印的題為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那篇。我不知道大衛會如何評價我的文章,我的那些針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國式政治謀略美國人多半看不明白,但這是證明我被卷入民刊案,因而有了政治麻煩的證據。何大衛這次說話十分坦誠,看來他已經完全相信我們不是中國警方派出來的特務。
   我大約談了談我們申請留學的情況,然後就問他是否了解中國有關留學的新規定,即中共中央的20號文件。他就介紹了新規定的主要內容。
   領事告訴我們,他個人可以幫助我們聯係有關的美國大學。他建議我們和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聯係。他說美國政府作了安排,由那裡的經濟系專門接待像我們那樣學經濟專業的中國學生。他還答應為我們寫一份推薦信。
   他今天的興致很好,他說他是哈佛大學中國學大師費正清的學生,年青時也參加過反越戰的運動。他還說他在學校裡的時候也經常反駁老師的意見,在美國學生越反駁老師越喜歡,說明學生用心聽老師的課。說到這裡,他停下來對我說,「你和學校領導的關係要搞好,不能太緊張了。」
   那個口氣,好像他是我們學校的教師,對我的表現十分了解。我可沒有對他說過半點我和蔣克珍的矛盾。我的腦子有好幾分鐘被這句話佔住,美國人到我們學校去調查過了?我們學校裡誰會和美國外交官有聯係?會不會是我最尊敬的莊述棣老師?如果美國人連我在學校裡的表現都一清二楚,那麼中國還有甚麼事可以瞞得住?
   莊老師在英語高班講課的音容笑貎出現在我的面前。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坐車回家,他家離我家不遠,談起馬克思的《資本論》,使我吃驚的是,莊不但對《資本論》很熟,而且他明確說《資本論》的結論是錯的。說這種話在文革時是要坐牢的,他不會不知道。還有一件事,我想起來了,莊曾經在英語高班上說過如果大家都願意的話,他可以安排大家到美領館看美國電影。
   莊是五九年從美國回中國的,不久就遇上大饑荒和文革,直到文革結束他才結婚,他的英語是全院教師中最好的,可是八十年代初才評上副教授。他應該對這兩個國家在內心作過認真的比較。
   那天從何家出來,我和程都很興奮,在電車上不停地說話不停地笑,惹得其他人都朝我們看,我們也不管,好像這個世界就我們倆。真沒有想到我們這麼幸運,有了大衛的推薦信,留學的事有了真正的希望。程說,大衛今天的態度不像個外交官,倒像個和靄可親的老師。我笑著問她,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她回答不出。我說我猜想美國已經調查過我們了,所以現在對我們放心了。
   為了不掃她的興致,我沒有把我心中其它一些擔心的事說出來,那就是中國的警方隨時會來阻止我們,甚至逮捕我們,真正的戰鬥應該還沒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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