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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41第七章第二節破釜沉舟

第七章 走進美領館[1](1982.2~1982.9)
   
   第二節 破釜沉舟
   
   在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工作的諸仲欣學識精湛,品德高尚,他是青經會成員中最年長的一位,我們都很尊敬他,稱他為諸老師。

   諸仲欣一九二九年生於無鍚,少年時在無鍚縣中讀過初中,四六年到上海進入工廠當職員。五零年在工廠加入中共。由於表現積極,不久被調到上海江寧區中共區委擔任與各工廠的聯係工作。文革前他又被調到建東中學做教師,主要教政治,兼教物理、化學。八零年進入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擔任編輯,以後被評為副研究員。由於他是黨員,出生窮人家庭,為人又好,他從來沒有受到任何政治衝擊,當然也升不了官。他的一生體現了最多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好人一生平安。
   
   我們互相了解是從一次談話開始的。那次我們談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我們都認為馬克思和廿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直接關係,所以不必為那些使人類文明受到摧殘的革命承擔責任。因為首先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其後是斯大林全面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再後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閹割了馬克思主義。諸仲欣說他看出馬克思主義和所謂的繼承者們之間的本質區別化了二十多年時間,問我是甚麼時候得出這個結論的。我回答說大概在一九六九年,那時在農場有機會看馬列的書,一比較就發現了這個問題。老諸當時驚訝地說,「比我還早呀!」
   這以後我們經常談論各種問題,包括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無所不談。我們的年齡相差二十歲,整整一代,但我們之間完全不存在代溝。
   部門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對象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如何搞活大、中型企業,以及股票等等具體問題。諸仲欣一邊用心做自己的工作,一邊留意中國的理論界。
   七九年以後的中國理論界很活耀,開展了多次討論,比較重要的有這樣幾次: 一次是關於社會主義階段問題,最早由蘇紹智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以後又在《經濟研究》雜誌上展開討論[2];二是關於生產力目的,這是胡耀邦發起的;三是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由李維漢提出問題,鄧小平同意後發動討論的。[3]
   老諸最關心的是社會主義階段問題的討論,青經會同人都稱他為階段論專家。他化費了很多精力,也寫了很多文章,但都不能發表,這反而激發了他的研究興趣。
   階段論問題關係到我國社會的性質,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都十分重大。諸仲欣認為中國是馬克思曾經說的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的「過渡時期」,不是當局一貫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是後來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官方傳統理論認為過渡時期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經結束,一九五六年以後就是社會主義社會。
   這個討論卻遭到胡喬木的反對和禁止。「因為按照他的觀點,對社會主義階段問題進行討論,就要動搖這個國家的根本。於是他命人寫文章進行批評,並且規定,只准發表批評文章,不准發表反批評的文章。[4]
   胡耀邦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探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當然應當充許。我不相信喬木同志竟然不許。不能說我們黨對當前社會現狀沒有正確認識吧!說探討這些問題十分必要,我也看不出。十分必要的事是同心同德,聚精會神幹四化,大幹四化。[5]
   這段話說明胡耀邦作為一個正統的中共黨人,在理論問題上并不精明,他看不出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或者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意義。
   
   從蘇紹智到諸仲欣,這些學者,這些黨內的異議人士,并不想讓當局為難,只是希望中共不要重犯毛澤東時代脫離中國社會實際,超越歷史階段的錯誤,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時候,充分認識中國國情而已。
   老諸曾經告訴我說,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在於僵化的傳統理論,其核心就是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中共老一輩的革命本錢,說起來好像是在他們手裡實現了社會主義,光榮得很。由於有了這個思想包袱,中共領導總是強調社會主義的特殊國情,因此影響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和效果。
   否定了中國是社會主義這個中共的基本結論,阻撓改革開放的各種所謂社會主義的條條框框就不打自破,道路就開闊了,手腳就放開了。這樣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疑慮也會少了,因為我們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很想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但西方國家不敢,就是因為中國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社會。
   後來倒是鄧小平也看出了這裡的問題,他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甚麼?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6]
   或許在鄧小平的頭腦中,這個疑問早就有了。七九年他提四項基本原則時,第一條就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為甚麼不提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或堅持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的道路走向哪裡?自然是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既然是目的是方向,那麼由此推測,鄧小平可能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還不是社會主義。雖然鄧小平在理論問題上不是很嚴謹,在更多的時候他也說社會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國家。但在確定四項基本原則時,鄧故意用了「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有趣的名詞,不能不引人深思。鄧小平雖比胡耀邦年齡更大,革命的資歷更深,但他的思想其實并不保守,在一些問題上反而是相當有活力和創新力的。
   
   三月,自從公安人員到財經學院調查我的情況,我還特地去社科院找了老諸幾次,和他討論全國形勢和中共黨內的動態。部門經濟研究所在淮海中路上海社科院的二樓。諸仲欣正在辦公看稿,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資料和紙張。老諸見我來,就停下手上的工作,我們走到辦公室外面的走道上談話。
   我們從對《苦戀》的批判運動談起,這是文革後第一場公開的批判運動。他告訴我許多關於八一年春開始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背景情況和他的一些深刻的見解。以後我搜集的資料證實了他當時的看法是有根據的。
   諸當時就認為這場運動是鄧小平和陳雲聯合發起的,而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意見或陳雲一個人的意見,在這方面,他們兩人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八零年秋天陳雲曾在波蘭事件後指出:「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7] 八一年三月,鄧小平同韋國清等人談話,鄧說: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8]從那以後,各種媒體開始了所謂反自由化的大批判,文化藝術界也受到波及,甚至服裝的式樣也成了反自由化的對象。[9]
   諸還認為這兩位老人至所以要搞這樣不得人心的運動,根子是因為他們思想僵化,話又沒有說清楚,所以胡耀邦和其他具體執行的官員就走偏了,當時一般的幹部思想保守,很少有人能全面領會鄧小平、陳雲的原意。幸虧後來問題發現得早,回頭回得及時。回頭這裡有胡耀邦的功勞,但起先的走偏胡耀邦也有責任,因為他是負責全面工作的。
   當時老諸還這樣說:「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不為人所知,是因為有些人做得太過份。」
   我好奇地問:「甚麼事太過份?」
   「聽我們院長說,有些人表面上辦民刊,暗地裡成立了好幾個反革命組織。胡喬木有個講話就是談這件事。」「陳雲也是因為搞民刊的人秘密成立反革命組織後才發火的。」老諸感慨地說。
   
   那次從老諸那裡回來,我就四處打聽,希望能證實老諸的消息,因為這太重要了。很快我就打聽到了。
   陳雲那次講話是說:「不要搞甚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0]
   胡喬木的講話是在北京新聞學會成立大會上說的,刊登在公開發行的八零年第四期的《新聞戰線》上。那段話是這樣的:
   
   「另外一方面,還有另一部分人也在結成形形色色的小派別,他們不是「四人幫」的殘餘,但是他們實際上也在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其中有些人雖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卻主張繼續革命‥‥‥這一部分人的人數很少,但是能量不算很小,他們造成了不安定團結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潮流。」
   「他們是有組織的。他們的組織是秘密的。他們的這些秘密組織在全國是互相聯繫的。他們有相當的綱領和理論。雖然各個組織的綱領和理論不完全相同,但是有許多是相同的。他們為實現這些綱領,有各種策略。」
   「有一些秘密團體,它們宣佈成立了這一個黨,那一個黨,或者這一個會,那一個會。這裏面,確實有這樣一些組織,其中一些人不僅跟資本主義國家在北京享有合法地位的種種人有種種來往,有些來往並不那麼合法。而且他們也跟台灣、香港,或者其它我們邊境以外的一些特務組織互相聯繫著。當然,這些團體裏面有許多的人,並不存在這些問題,但是他們同上述那些人聯在一起。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使自己跟那些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斷絕關係‥‥‥這些人中的有些人在密謀著恐怖活動。因此,在這些人同全國廣大人民之間就發生着尖銳的階級鬥爭。」
   
   香港的雜誌立即跟進,除了介紹胡喬木的講話外,還進一步披露:
   
   「據說,北京公安部門已經掌握了不少線索,在密切監視他們的活動。」「這些秘密組織還和駐在北京的外國人有聯繫,甚至與香港、台灣的特務組織掛鈎,其中一些人並暗中策劃要謀殺幾位老一輩中共領導人。」「這些恐怖組織」有點類似日本的『赤軍』和意大利的『紅色旅』,至於它們之間有無聯繫,就不得而知了。」[11]
   
   當時我看了這些資料,感到十分吃驚。但是,我不敢相信這些報道,尤其不敢相信傅申奇已經卷入到這些活動中去,他的被捕就是因為這些秘密組織和恐怖活動。我把這些情況和自己的想法告訴老諸,他也是將信將疑。因為中共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無中生有的事不少,文革後許多這樣的醜事被揭露出來,沒有人再輕信中共政府。
   但是如果這是真的話,那麼鄧小平對異議運動的鎮壓有沒有道理呢?我們談到這個問題。結果我們認為鄧小平還是沒有道理,因為搞恐怖活動的即使有,也不是多數,肯定不是整個異議運動。誰搞恐怖活動誰承擔刑事責任,該抓誰就抓誰,依法辦事本來就是政府的職責。因此而連累所有人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鄧小平習慣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而不是從司法上考慮問題,一從政治上考慮就認為是階級鬥爭,就是政權問題,改都改不過來了。這也就是革命黨不能正常執政,一旦執政必枉行專政,最後被歷史淘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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