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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40第七章第一節公安局來人

第七章 走進美領館[1](1982.2~1982.9)
   
   第一節 公安局來人
   
   八一年秋冬,全國警方對異議人士的追查達到了高潮。那段時期我常去李存榮家,聽李存榮說凡是傅申奇認識的人警方都找過了,但還好李周圍的人沒有被捕。李存榮對傅申奇的態度顯然有了改變,他認為傅申奇事無巨細全部向警方攤牌了,有些事只有他和傅兩個知道,但傅也告訴了警方。他的變化太大了,難道他想主動討好警方,出賣所有人?我們都不敢這樣想,但除此以外還找不到第二種解釋。

   以前我只知道李和傅之間的關係僅僅是青經會的關係,這時才知道他們的關係更為密切。傅在工廠競選時曾多次找李存榮商量,研究選舉的策略。傅油印《民主之聲》和《責任》的紙張,有些是李存榮和邵華強提供的。傅赴京請愿前也曾到李家和他告別,就像和我告別一樣。
   和李存榮相比我是幸運的,因為警方一直沒有找我。我的憂慮漸漸淡化,心情也開始好轉。傅出賣了所有人卻沒有出賣我,我想是我和他的單線聯係使他放心,頂住了審訊時的壓力。到了八二年的三月,風波好像過去了,我完全確信我幸免於難。
   
    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學習上,有時候看書看得入迷就不去上課。曹陽幫我打掩護,系裡領導也沒有找我的麻煩。從學院的校規來說,這是曠課,按理要受到處份。學生受了處份,也表明系領導的工作有問題,所以大家都是眼開眼閉。
   有一次我又沒有去上課,第二天去時曹陽的表情有點怪,欲言又止。邱松年還像以往一樣沉默寡言,但臉上沒有往日的微笑。課間,程麗萍突然叫住我。
   青春煥發的程麗萍穿一件綠色的羽绒衫,油亮烏黑的頭髮往後束成一根,像馬尾巴一樣在腦後一甩一甩。她還是像以往一樣笑嘻嘻的,笑的時候很像日本的電影明星山口百惠,很甜。她說她有事要告訴我,卻不立即說,要我跟她到教室外的樓梯口去說。
   她問我昨天怎麼沒來上課,我說這還不是家常便飯,跑這麼遠聽這種課值嗎?她說我昨天要來的話就熱鬧了,公安局到學校找系領導,蔣老師在班級裡傳達上海市委處理「兩非」的文件,還特地講了你的問題。
   她以嘲笑的口氣說:「蔣老師聲色俱厲,從來沒有這麼激動,好像總算抓住了你的短處。」
   「她倒底怎麼說的?」
   「她說,你和『兩非』有來往,已經走到了很危險的地步。」「蔣老師也提到公安局要找的人還有其它系的同學,但蔣強調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你,因為你在非法刊物上發表了文章。」其它系的同學?這時我想起了在榮華樓聚會時見到的徐立峰,至於是否還有其他人我就不清楚,傅申奇也曾經說過財經學院有幾個學生和他有聯係。
   「問題好像很嚴重,你會不會出事?」她說的「出事」我理解是被捕。
   「我不知道,」我想了一會才說。
   程毫不掩飾她在這件事上對我的同情。不僅僅因為上次學術討論會後她對我的好感,更多的出於對中共長期迫害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的義憤。文革以後,中共與異議力量每有衝突,民眾的感情總是站在異議力量一邊。只要有人批評當局,即使批評不很在道理,民眾也總是同情批評者。
   坐在教室裡,老師的講課我一句都聽不進去,心裡很亂。雖然被捕的事不會現在發生,但是將來就說不定,中國的政治很難說得準。根據以往的經驗,我的政治前途肯定完了。檔案上有了那麼個黑材料,我隨時會受到政治歧視和迫害,像小朱的師傅一樣會被批鬥,永遠抬不起頭。我又想起了我的兩個曾經服刑的堂兄,又想起了滬南服裝店死在後門口的「長腳」,因為給法國大使館寫信而被罰掃地的鄰居康,以及其他許許多多被迫害被侮辱的人。
   當時我正在想方設法搞自費留學,申請出國留學的人要經公安部門審查批准後才能拿到護照,我懊喪地想,這下留學徹底沒希望了。
   從靠窗的座位朝外望去,是春天美麗的景色,校園裡的樹枝綻出了嫩綠的新芽,溫煦的陽光使人陶醉。冬天已經過去,一切都欣欣向榮,生氣勃勃。文革已經結束,生活是多麼美好,正是充滿希望和機遇的黃金時代,而我卻遇到了平生第一次的政治麻煩。
   我當然不服氣,我當然要反抗。
   欺負到誰的頭上誰都想反抗,問題是怎樣反抗!
   
   中午的時候,系裡的領導讓曹陽傳話給我,要我書面說明一下和「兩非」的關係。我問,「聽說昨天蔣克珍在班上點了我的名。」曹陽輕聲說,「不要理她,她是沒事找事。」
   我在書包裡找紙,沒找到,只有一張寫過字的紙,小半邊是空白的,我就把那空白部分撕下來。因為撕得不當心,紙條的邊緣很不整齊。我在上面寫了這樣幾個字,「我沒有參與任何非法活動,對傅申奇我還曾好言相勸。」前一句話表示我不認為傅申奇的搞民刊是非法活動,後一句話是指傅申奇的上北京請愿。
   下課後要回家的時候,系的黨支部書記,那個矮小的嚴老太親自來教室找我。她住在南京路上著名的小吃店「王家沙」的樓上,原是上海中共地下黨成員,五十年代被調到大學裡,代表中共領導知識分子。有一年春節我還和邱松年一齊上她家登門拜年。嚴給同學們的最深印象是,每次開學術會議,她都會睡著並發出 沉重的鼾聲,每次都使得大家,尤其是叫醒她的人很不好意思,醒來後她倒一點也不在乎。
   她建議我們下樓,走到校園裡談,顯然她不想讓其他同學聽到我們的談話,她是為我好。
   「雖然現在時代不同了,你也不能這樣馬虎呀,畢竟是在和公安局打交道。」她責怪我用那張模樣難看的紙條敷衍了事,對公安局太不尊重。她告訴我,「公安局來人是一男一女,目的是要你說明情況。這是中共中央的文件規定的,所有和「兩非」有關的人都要說清問題,你也不要怪公安局。」我聽出來,嚴的意思是要我不要怪她多事,她和公安局一樣也是公事公辦。
   她勸我重新寫一張,我不肯。「那麼我就這樣交出去了?」她問了幾遍,我點點頭。她生氣了,因為激動頭晃得厲害,額角有一綹白髮散落下來,遮住她的眼睛。她嗓門更大了,「你們不知道,公安局是得罪不起的。」
   從嚴老太的口氣中我猜想校方的態度,既不想得罪公安局,也不想加害於我。但蔣克珍可能是個例外,因為我曾經在課堂上冒犯了她,我們有了私仇,她巴不得我有點事,名聲掃地更好。由於她的提議,那時我已被從英文高班除名,換了她最喜歡的程麗萍,雖然莊老師為我說情,蔣克珍也不同意。系裡的其它領導對學生都不熟悉,而且蔣在嚴老太離休後擔任系總支書記的任命也已經內定,所以系裡的事都由她說了算。
   當學院各系內定研究生的時候,我被蔣克珍名正言順地排除在外。因為我涉及「兩非問題」,當時又是鄧小平掀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形勢,所以以前對我有好評的那位院領導也不好說甚麼。
   程麗萍知道我和蔣克珍的矛盾,曾經想去蔣那裡為我說些好話。我沒有同意,我覺得我和蔣克珍的矛盾是表面的,真正的對手是公安局。蔣克珍對我不好,最多是分配時給我分配個不好的去處,公安局對我不好,可以直接送我去監獄。
   
   *
   
   程麗萍幾次約我談話,想給我一些安慰和勸告,但我都沒有答應。我的確很忙,我特意去找了李存榮。在作決定之前我喜歡調查一番,把來籠去脈搞清楚,這是我的習慣。
   李的情況也不妙,但精神還好。他告訴我,學校的領導已經多次找他談話,一些黨員應該知道的情況只對李一個人封鎖,他也是黨組織會議上不點名的警告對象。雖然教職和黨票現在還在,但保不住哪天就丟了。李說他已作好思想準備,萬一被開除就去擺地攤,萬一老婆不理解就離婚。
   李存榮告訴我,他除了青經會的關係受到警方的注意外,還在學術理論上惹了一場大麻煩。李曾在全國著名的學術刊物《世界經濟》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論資本主義自我揚棄》,在理論學術界反響強烈。文章的主要觀點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還在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可能進行自我調節,不能用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待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錢俊瑞[2]支持李的這篇文章,認為這是重新認識西方資本主義,從而推動改革開放的好文章,決定發表。對這篇文章反對最激烈的是中央黨校的學究們,他們認為這篇文章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於是他們站出來捍衛了,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背誦中共的理論教條,新的學術觀點直接威脅他們的地位和利益。
   在中共理論權威的壓力下,《世界經濟》刊登了兩篇反對李存榮觀點的文章。然後,該刊的責任編輯特地兩次到上海找李,商討如何撰寫反駁文章,他們也帶來了幾十封支持李的群眾來信。但是隨著八一年的形勢緊張,錢俊瑞擔心這場學術討論可能會演變為政治問題,決定主動結束這場討論,李的反駁文章也就沒有發表。
   雖然如此,這篇文章的影響已經在全國範圍擴散,復旦大學把它作為研究生的參考資料,當年的《世界經濟》雜誌年會僅邀請了兩個人作論文宣讀,其中之一就是李存榮。到會的都是全國的理論權威,李作為後起之秀,能夠在他們面前宣讀論文,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就當時在理論界引起的哄動效應而言,李的文章可以和七九年蘇紹智在《經濟研究》雜誌上的文章相媲美,蘇紹智早已是中國理論界的權威,而李僅僅二十八歲,是個普通的大學教師。這足以證明李存榮在理論學術上取得的驕人成就,但是隨著鄧小平一再提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實際上形成一個政治運動時,這篇思想解放,富有前瞻性的文章反而成了李背離中共傳統理論錯誤的證據。
   
   有時在車站上,有時在李家的弄堂口,我們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從李的個人遭遇談到全國的形勢,站累了也不覺得。
   我們和青經會的其他人一樣,對中共的鎮壓完全不理解,只覺得為幾本民間刊物就引起大逮捕和大恐慌,這個政府是何等的虛弱和不明智。我們對傅申奇等人的秘密組黨完全不知情,即使有人告訴我們,我們也不會相信。依我們的邏輯,中國異議運動在文革後初起,立足未穩,民刊尚不容生存,哪能談組黨?誰要是在那個時候組黨,其結果必是授人以柄,為當局的鎮壓制造籍口,簡直是愚不可及。而傅申奇給我們的印象,雖有輕浮毛病,但不是心智不全。當然香港有錢給傅的話就完全不同了,這一點我們完全沒有想到。
   雖然面前的困難很多,但李存榮並沒有灰氣喪氣,他不理會各方面對他的指責,依然走自己的路。八一年初李開始創辦申江經濟學院。即使傅申奇北上被捕,辦學的事也沒有停下來。這事最早由王名畫的朋友談志華提議。李找了青經會的一班人馬商量,張欣那時正要去美國留學,主要和李一起搞的是李令德、完紹元、謝維其、孫國弟、秦林山和沈建新。這個學院的辦學方針是活耀學術討論,傳播異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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