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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37第六章第三節赴京請願

第六章 護法請愿團和「責任」號外(1981.1~1981.12)[1]
   
   
   第三節 赴京請願
   

   傅家計家弄三樓的小閣樓。冬天的陽光從窄小的窗口照進來。傅申奇覺得張懋源今天好像有心思,沒有像往常那樣不停地做事,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那裡。等其他人出去了,張抬起頭,說:「申奇,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那語調有點不自然。
   「甚麼事?」
   「我是公安局派來的。」
   傅申奇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該說甚麼。臉漲得通紅的張懋源點了一支煙,猛吸了一口,開始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訴傅。
   他真的在崇明農場工作,刻蠟紙就是他在農場搞宣傳工作時學會的。十八歲那年張剛去農場,同事中有人議論江青,張第一次聽見這樣的議論,十分害怕,因此向警方檢舉了。這事也就過去了。一年前,上海市公安局又來找他,要他為警方工作。警察說有一個陰謀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恐怖組織,正在辦一份刊物,警方要求他打入這個組織的內部。如果張合作的話,獲得的好處是可以留在上海家裡,農場的工資照拿,以後還可優先調上海工廠工作。
   張答應了。這以後他每隔三、五天就把他所了解到的情況匯報警方,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受騙上當。這個刊物並不是反動刊物,其中大部分文章呼籲改革、針砭時弊,代表了民眾的立場,也是他的心裡話。他也不認為傅申奇是反革命分子或恐怖分子,來往了一年多,他從來沒有發現傅有任何反政府的秘密活動,平時傅經常說他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所有這一切都和警方原先告訴他的截然相反。他驚醒了,他受到了良心的譴責。於是他向警方談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不想再幹這個卑鄙的特務工作。警方考慮後同意了,也沒有為難他,但告誡他今後不得再參加傅申奇的活動,他也應承了。
   事後他放心不下,警方會不會不守信用?會不會報復他?為此他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錄了音,帶子交給他的朋友,萬一他被捕或出意外他的朋友會把錄音帶交給傅申奇。今天他就是說這事,希望屆時傅向外界公開這件事的真相。不和警方合作的後果可能會是很嚴重的,他甚至想到死,但即使死他也不願再做特務了。
   等到張懋源走了以後,傅感到手腳冰冷,心再也靜不下來。簡直不可思議,警方的人居然就在他的身邊近一年之久,而他毫無察覺,自己的警愓心實在太差了,看人看不準。傅很自然地聯想到他四處建立的組織,是否也被警方的人打入呢?他越想越怕,甚至有點後悔,以前跟太多的人談過組織的事。但這種感覺很快就過去了,傅安慰自己,警方絕不會知道的,他聯係的那些人不會傻到向警方告密,告發他就是告發自己,誰會這麼傻。至於他自己,他絕不會向警方屈服,他對自己有充分的信心。《紅岩》[2]是中國六、七十年代的熱銷小說,書中說共產黨的英雄死都不怕,傅申奇和那個時代的人一樣,是看著這本書長大的,對書中的叛徒他從來看不起。
   
    *
   
   八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九號文件出台。它把民刊和異議團體稱為「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然後明令禁止和取締。這是中共蓄謀以久的,早在八零年底,中共內部就有類似的消息傳出;最早出現在《解放日報》上的「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這樣的說法是在一月份。
   九號文件的重要內容如下:
   
   「現在對於廣大青年來說,有一種現實的危險,就是近期以來,全國一些地方非法刊物積極活動,擴大發行範圍,並且紛紛要求注冊登記,非法組織也重新抬頭,都企圖爭取合法地位。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發、訂閱,有一定的市場,其頭頭許多也就是非法組織的頭頭。」
   「他們采取的策略,是盡量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有的甚至捏造說,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官僚特權階層的矛盾』,目前全國各地佈滿『干柴』。他們妄圖把所謂『社會上的每一次騷亂都利用起來,點燃這堆干柴』,『在危機周期中進行奪權』搞反共反人民的所謂『第二次革命』。有的還與國外、港台反華反共力量勾結,謀求支持,以擴大他們的反動影響,甚至準備成立反共政黨。 」
   
   九號文件作出八條規定。其中第一條規定:處理兩非問題「必須由省市自治區黨委直接領導」。
   第二條規定:「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決不允許這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連,在組織上、行動上有任何形式的聯合。」「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對於有明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和行動者,以及組織和煽動鬧事、擾亂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安定團結者,凡是證據確實的,應由公安、司法部門依法懲處。對於同國外及港台反動勢力相勾結、洩露國家機密甚至出賣情報的非法刊物、非法組嬂,在獲得確實證據後應依法取締,並懲處其中的首要分子。參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一般成員,應該區別對待,進行切實的思想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逐步爭取其中多數成員轉變立場。」
   文件第四條規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家機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一律不許以任何形式(例如向他們透露黨和國家的機密,提供印刷、發行條件及活動經費等)支持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或與他們保持曖昧聯係甚至直接參與其活動。違者必須給予黨紀、團紀、政紀、校紀處分。情節嚴重,經過教育堅持不改的,要開除其黨籍、團籍、公職,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規定以外,九號文件還安排相應的步驟向民眾傳達:「本指示要首先向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傳達,進行認真討論,堅決保證執行。」「然後,要傳達到全體職工、全軍指戰員、高中以上各類學校教職員工和學生、高中以下各類學教職員工、農村社隊幹部和知識青年、城鎮待業知識青年。」[3]
   九號文件在北京下達時還附列了全國十一個民刊的名單,上海有《民主之聲》和《海燕》兩家、北京有三家,都是在全國有影響比較像樣的異議刊物。[4]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至少在上海和北京,地方當局並沒有按九號文件所說的那樣向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及國家工作人員傳達。地方當局拒不執行中共中央九號文件的可能性在當時情況下完全可以排除,那麼這種情況應該是中央同意的甚至是所指示要求的。但為甚麼胡耀邦一方面在文件中規定了傳達步驟,另一方面又通知各地,不實行傳達?這是個歷史之謎。
   
   九號文件中「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定義大有問題。其一,中共的定義指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但上海的異議團體海燕和它的民刊《海燕》並沒有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相信全國範圍像《海燕》那樣溫和的刊物不在少數,但實際上這樣的組織、刊物都成了當局整肅對象。其二,如果一種刊物或組織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當時習憤的說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九號文件卻改用「非法組織、非法刊物」這個新概念,沒有機會看到九號文件的異議人士和民眾就必然產生一個錯覺,以為這些刊物和組織至所以被當局指認為「非法」,不是因為政治問題或反革命問題,而是因為沒有得到政府同意和實行登記。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於是人們就想不通了。
   首先,刊物沒有登記而成為「非法刊物」,辦刊物的人就要被逮捕,這是哪家的法律?這樣執政的政府和四人幫橫行的文革當局又有什麼區別?
   其次,為甚麼政府不給這些刊物依法登記呢?實在奇怪。如果是因為這些刊物在呼籲改革的同時,批評了時局,按當局的說法,這樣就不利於安定團結了。那麼政府是批評不得的嗎?七八年鄧小平天天批評華國鋒政府,他為甚麼就不算不利安定團結?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向民眾保證不再對言論打棍子戴帽子,才不到半年就又打了;鄧小平一再標榜自己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碰到民刊問題,就不實事求是了。
   除了傅申奇那樣搞秘密組織的人(也就是說說而已)以外,上海的異議人士都想不明白了。甚至傅申奇也想不通,他以為他的嘴上吹出來的秘密組織中共並沒有掌握;如果政府都掌握的話,為甚麼要說非法組織而不直接說反革命組織呢?這樣一想,傅申奇就以為政府不掌握了。政府不掌握秘密組織的話,那麼傅也就沒有做任何出格的事,他也就和其他人一樣感到委屈,甚至感到憤怒了。
   更重要的是,文件沒有說明「非法組織」是指哪一個組織,大多數異議人士只是猜想,大概是指八零年九月成立的「中華民刊協會」吧。大家甚至想都沒有想到人民廣場上的民刊《海燕》,因為它早就停刊了。
   
   一連串的疑問擺在大家的面前,中共為甚麼要這様含糊其辭,故弄玄虛?為甚麼表面客氣,背後卻痛下殺手。
   除了胡耀邦和手下一幫人的水平差以外,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在文件中,把這些組織說成「非法組織」而不說成反革命組織,是因為鄧小平、胡耀邦集團上台不久,華國鋒集團雖已失勢,但尚未清除,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分歧逐漸表面化,爭權奪利越演越烈,所以鄧小平、胡耀邦有意掩蓋真相,粉飾太平,免得這件事成了反對派的炮彈。萬一有人問一句,這麼多反革命組織是怎麼回事?這麼多的反革命分子哪裡冒出來的?鄧小平怎麼當的家?誰也不好回答。
   就好像毛澤東執政的五十年代初,肅反鎮反殺了那麼多的人,卻秘而不宣;鄧小平也要人民相信,他上台後,天下太平,歌舞昇平,一派大好形勢。
   鎮壓是必須的,但不能發出一點兒聲音,這就是中共的陰險和狠毒所在。
   
   黑雲壓城城欲摧,上海的異議人士失去了安全感,誰也不知道明天警察是否會找上門。中共翻臉不認人早有口碑,早有領教,但現在真的臨到自己頭上,畢竟不好受。異議人士的激憤情緒像地火一樣奔走,迫不及待地尋找火山口。
   傅申奇負責的《責任》早在第四期(一月三十日出版)就有文章對官方的這個動向作了強硬回應;同時,全國異議人士聯合上京請愿的計劃開始酝酿。[5]三月初,大家的情緒被點燃起來了。何求出了一個主意,號召一些激進派人士一起上京,找當局評理,對九號文件進行反擊。以後陳爾晋稱之為「民主愛國護法請願團」[6]。傅申奇最早猶豫不決,但在何求的鼓動下,終於站了出來。[7]
   三月份,傅以《責任》編輯部的名義直接發表聲明,說「望《責任》編輯部……立即組織『民協』、各團體及廣大民主戰士上京交涉代表團,上京與中央和政府領導人直接進行公開的交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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