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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異議運動也不是毫無所獲,一個意外的消息帶來安慰,甚至令人鼓舞。中共中央在內部會議上批評了湖南地方當局,認為負責選舉事務的幹部犯了錯誤。王希哲曾經高興地對香港朋友說,「中央以往多數是批評學生的,但今次不同了。」「學生舉行示威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不但得到知識分子的支持,還得到中央的支持。」[12]
   
   當長沙學潮的消息傳遍全國時,徐邦泰聯想到了自己作為人民代表的責任。雖然他僅是上海市寶山區的人民代表,但是他認為選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國走向民主和法制的重大步驟,他有責任對因為選举而引起的學潮說幾句話,表示對長沙大學生的支持。
   徐邦泰找了復旦大學的另一個人民代表孫德炜商量,然後由徐草擬了一封以兩人名義寫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信,日期是十月二十一日。
    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是復旦大學學生,通過校內大規模競選活動,分別於今年五月九日和十六日當選為上海寶山縣人民代表。近來長沙發生了因民主競選遭受阻礙和干擾而引起的學生遊行、絕食事件。現在園內傳說紛紜,我們極為震驚。為了維護民主與法制的尊嚴,為了爭取權利與義務的兌現,我們代表讚同我們觀點的選民和自己向你們鄭重提出:
   一.責成有關部門盡快調查長沙事件的真正相,并公諸報端,人民有了解事實真相的權利。
   二.堅決依法辦事,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責成有關部門依法懲處任何破壞直接選舉的人。
   三.由於各地領導對選舉法理解不一,各行其是,競選活動有的取得成功,有的形成對抗。最高權力機關對於競選試點單位中出現的問題遲遲不明确態度,因勢利導,及時地作出完善民主競選制度的補充規定,在實際上,這是放任自流。
    根據我們的調查來看,迄今為止,直接選舉不外乎三種類型:
   1.聯名推選和協商產生正式候選人,然後進行正式投票的方式,這是大多數的。
   2.毛遂自薦」通過推薦和協商成為正式候選人,然後進行正式投票表決的方法。
   3. 多位「毛遂」由推薦人支持宣佈競選,通過幾輪預選產生出正式候選人,然後正式投票表決的方法,後兩種方法往往為領導所不易接受,雖然報刊宣傳承認了「毛遂自薦」,但許多領導對自由競選深感不安。
     實踐證明,「毛遂自薦」可貴,自由競選可行,希望你們能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矢志改革,致力於直接選舉制度的不斷完善。[13]
   
    持論公平,但措詞略顯生硬的這件信寄給了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也被貼在復旦大學的佈告欄上,立刻成為校園裡的大新聞。徐還想寄給長沙師範學院,但由於沒有對方收信人的具體地址,只能作罷。
   傅申奇從其他人那裡得知徐邦泰的這封信件,擅自發表在異議刊物上。這給當局,以及全國的異議人士造成強烈的印象:徐邦泰和長沙學運,以及全國民刊站在一起,而且是在危難的關頭站出來的;也給當局一個錯誤的印象,正像王希哲是街頭異議運動的領袖一樣,徐邦泰是校園異議運動的幕後黑手。
   
    王希哲對長沙學運的公開支持則遲遲拖到八一年的一月份。他寫了一篇《鄧小平錯了》[14]的文章,作為《責任》的社論發表,影響很大。八零年底,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對異議運動嚴厲批評,并且明令「禁止不同單位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串聯;禁止非法組織的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印行」。[15],王看了後氣不過,所以寫這文章作為回應。王希哲原想勸說和聯合鄧小平,反對中共黨內的保守勢力,但一寫起來,文思飛動,信馬由繮,王的頭腦就管不住筆,結果差點寫成了討鄧檄文。
    王希哲說的道理基本上是對的。他說,「鄧小平公民提出的一系列極端的政治措施以及他對我國目前的青年民主運動的批評,基本上是錯誤的。」「把全國許多大學正在展開的民主選舉和某些遊行示威活動視為邪氣,他號召要用正氣壓倒邪氣,這真正是怪事。」
   王希哲最氣憤的是鄧小平政府禁止民刊,這是王希哲和他的朋友們的生命線。他說,「鄧小平公民把全國許多青年工人和青年學生自行出版的刊物視為非法刊物,建議政府制定法令嚴加制止,鄧小平公民顯然無視共和國實憲法第四十五條。」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歷三十年餘年之久,政府連一部正式的出版法也沒有制定出來,人民今天只好根據憲法自由出版,這到底是人民無政府主義呢?還是政府無憲法主義呢?」王希哲的文章,淋漓盡致,讓人拍案叫絕。但是,當鄧小平讀到這篇辛辣的文章時,聽到王稱呼他為「鄧小平公民」時,他的感受會怎麼樣?他也會像王希哲看到鄧小平講話時一樣生氣。
   從政治效果來說,王希哲的這篇文章是異議運動與當局的全面絕交書。從歷史教訓來說,率性而為,書生意氣的王希哲本不適於擔當異議運動的政治領袖和發言人。
    遺憾的是王希哲的這篇文章沒有說到點子上。鄧小平政府不遵守法律,禁止民刊活動當然是錯誤的,但是當局為什麼這樣做呢?是因為擔心民刊的活動背後還有秘密的反共反政府的組黨活動。密謀組黨的異議人士自己做的事當然心知肚明,中共當局通過各種方法也早就知道這個秘密,單單瞞住了最權威的人物,街頭異議運動的旗手──王希哲。
    *  *  *
   全國會議是開不成了,不但警方隨時會抓人,而且贊成開會的人所剩無幾,甚至傅申奇也開始猶豫不決。他并不總是堅決和堅定的,更多的時候他靈活處事,隨機應變,按對方態度說話,根據形勢做事。
   在這緊急時刻,和何求一起辦刊物的王一飛當機立斷,站了出來,他寫信給各地異議人士,取消民刊全國會議,宣佈即日成立「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出版會刊《責任》。他的這一舉動巧妙地避開了何求他們在召開會議問題上與警方的矛盾。
    《責任》的第一、二期由廣州的王一飛、何求主辦。在第一期上,王一飛發表了由他起草的簡短的全國民刊首屆代表大會《聯合公告》,日期是九月十五日,底下是全國十三個城市的十九個異議刊物和主持人的姓名地址。[16]
   其中上海地區有三家,除了傅申奇主辦的《民主之聲》之外,還有《玫瑰島》[17]和《後起之秀》[18]兩家,這三家名單顯然是傅提供的。這十九家異議刊物,其中大多數曾經在七九年短時期存在過,發行過幾個月。八零年三月以後,這十九家刊物中可能只有極個別仍還存在。
   王希哲曾經在他的書中說:「此時,劉國凱的《人民之聲》亦已停刊。這樣一九八零年三月以後還堅持下來的民刊,較有影響的便只剩下上海傅申奇的《民主之聲》,廣州何求、王一飛的《人民之路》,和武漢秦永敏、朱建斌的《鐘聲》了。[19]
   這三家民刊中,傅申奇的《民主之聲》的存在日期有些疑問。傅在八零年五月份的選舉簡報第八號裡說,《民主之聲》是在七九年底十二月份停刊,總共出了五期。[20]說明至少在八零年五月份時,《民主之聲》還是處於停辦狀況。所以王希哲的說法還要打折扣。[21]
   八零年的三月份,《鐘聲》是否仍在編印發行,我們暫無資料證實。即使仍然存在的話,那麼十九家民刊中也只有兩家是處於幸存狀態。而何求的《民主之路》幸存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接受香港人士的資助。
   顯然真實的情況要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糟很多,民刊代表大會的參加者──十九家民刊的名單好像陣容嚴整,其實大多數是早已死亡的屍體。遺憾的是,這些異議人士沒有勇氣承認這個事實。
   
   八零年下半年,全國政治形勢比較穩定,當局的態度也比較溫和。那時堅決主張繼續搞刊物的異議分子,在全國大約有二十幾個,他們的背後還有更多的支持者。在《責任》問世之後的十月至十二月,這些人共同規劃了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西南、華南六個地區性的異議刊物。其中華東民刊由寧波和杭州輪流辦,寧波方面由童年負責,杭州方面由沈建明、王榮清等人主持。傅申奇親自參與華東民刊第一期的工作。第二期出版的日期是八一年三月八日。王榮清親自去寧波,把印好的二百份雜誌帶回杭州。期間,溫州的鄭玉林等人也時常給予關心和支持,投稿或幫助散發。
   八零年底,傅申奇改而接辦《責任》,這和王希哲的主張有很大的關係。這期間王越來越不滿何求,而對傅的印象越來越好。為了讓傅接受這一工作,王希哲把自己從香港雜誌得到的幾百元稿費給了傅。
   八一年一月,在傅申奇的手裡出了《責任》第三期,該期的重要文章是北京大學異議人士起草的出版法草稿。以後《責任》改為半月刊,在傅手裡總共出了六期。[22]
   八零年底,全國有名有實的民刊可能恢復到二十家左右,異議運動處於一個相對穩定,休養生息的時期。但是,大多數民刊的工作瓌境和條件依然很險惡,缺少資金和人力,真正支持這些民刊工作者艱苦奮鬥的是中國青年從文革沿襲下來的對政治的特殊興趣和火一般的青春熱情。
   *  *  *
   中國有句成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形容杭州和蘇州是中國歷史上最繁華美麗的地方。幾百年前,上海匯聚了中國南方,尤其是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財富和人材,逐漸變成了中國經濟的中心,其繁華的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蘇州和杭州。
   上海人因此變得驕傲起來,通常會看不起周遭文化經濟落後的一些地區,但是上海人不會看不起蘇州和杭州,甚至可以說,上海是把蘇州和杭州看著自己親如一家的兄弟姐妹。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杭州就像西子湖一樣美麗,蘇州則像蘇州的園林一樣雅致。
   七十年代,杭州和上海之間的火車路途只有兩個小時,上海到蘇州的距離更近。因此毫不誇張地說,這三個城市氣息相通,形影不離。當七九年底上海人民廣州的異議運動風起雲湧時,杭州這座歷史名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
   
   七八年底,杭州異議人士最早在杭州市政府所在地人民大會堂門前空曠地上集會,進行演講,他們的大字報貼在附近的墻上。比較著名的演講者是青年工人葉崇武、王永清等。王永清的弟弟王永耀原是黑龍江國營農場的知識青年,當時是杭州知青回城運動的領袖,曾組織過幾萬人的請愿遊行,因此被拘捕,後在當地報上發表了表示悔意的文章才被釋放。
   出身於教師家庭,立場比較溫和葉崇武七九年二、三月份就曾到上海,與人民廣場的異議人士會面,交流思想和信息。杭州主要的異議刊物《四.五》雜誌是葉崇武帶頭搞的,最後和全國大多數刊物一樣,停刊於七九年下半年。也就在那個時間,葉考上杭州電視大學法律系,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葉不再參與街頭的異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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