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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34第五章第五節長沙學潮和全國民刊代表會議


   第五章 上海財經學院[1](1979~1980) 
   
   第五節 長沙學潮和全國民刊代表會議
   

   八零年八月,廣州主辦《人民之路》的何求、王一飛策劃在廣州召開全國代表會議,聯絡了全國各地志同道合的堅持派異議人士。他們也和當時威望比較高的王希哲商量。王清醒地認識到,中共對民間的全國性組織警覺甚高,一有苗頭,就會立即取締,毫不手軟。但感情上又希望經此一博,代表大會僥倖開成功。他想像著那個意義將是劃時代的,因此猶豫不決,最後還是採取不反對的觀望立場。[2]何、王又幾次邀請北京徐文立出面贊助,共襄大事,但徐表示時機尚不成熱,婉言謝絕。
   雖然如此,何求在雲南陳爾晋等人的支持下,還是決定在九月召開這次會議。八月中旬,與會的武漢朱建斌等人先到了廣州,住在何求家,八月三十一日夜,警察以查戶口的名義,搜查了何求家,帶走了何、朱和廣東韶關的鐘粵秋、長沙的張京生等四個人。[3]
   這個消息通過郵件方式在一個星期之內傳遍全國。接下來原來準備開會的異議人士都想知道,全國會議還開不開?不開的話,有些城市的異議人士已在赴粵旅途中;開的話又怎麼開?一時沒有人能夠回答。
   於是,九月下旬,溫州的鄭玉林帶著這個問題來到了廣州。他們早已得到何求等人被捕的消息,現在來打探一下消息,下一步怎麼辦?此行之前,鄭曾去上海和傅申奇商量。他們都估計何求等人不會被關很久,警方只是想警告一下而已。傅給了廣州王一飛的地址,讓鄭到了廣州先和王一飛聯係。王一飛的地址是王希哲上次來滬時親手交給傅的。王希哲當時再三叮嘱傅,王一飛尚未公開參加異議活動,千萬不能曝露他與異議運動的關係。
   
   鄭玉林生於五一年,他曾是溫州異議團體「四五學社」的核心人物。這個異議團體基本成員不多,有十來個人,但在溫州影響不小。他們曾在市中心五馬街搞了八次演說,轟動全城。七九年初時他們搞起了異議刊物,刊物的名稱最早叫《東甌》,以後改為《吶喊》,總共出了四期,七九年底停辦。
   鄭的主要合作者是比他大十歲的鄧煥武。鄧在五七年時因成立異議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以及政治言論被判刑六年,在獄中又被加刑,刑滿後強制留場,七九年才回到溫州。鄧對中共有很多不滿,但在理論上他還是認同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
   鄭出生於貧苦家庭,他的祖父是二十年代的中共地下黨員,三零年被國民黨民團追殺後受傷而死。那時他父親才八歲,頭上也被民團狠狠砍了一刀,流血過多而昏死過去,埋葬時被好心人發現救了下來。他祖母拖著他父親四處乞討,不久祖母也死於饑饉,丟下他父親一個人在流浪和乞討生活中掙扎,終算活過來了。四九年後,雖然政權變了,但他家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沒有人真正關心像他這樣的革命烈士後代,他父親又沒有文化,即使新政府給他官做也不成。唯一的好處是街坊鄰居都知道他家出過中共革命烈士,懷有幾分崇敬之心。
   從七九年開始,鄭玉林和鄧煥武全身心地撲在異議活動上,他倆都不計較個人生活問題,白天有飯吃,晚上有床睡就行。鄭每天上班,下班以後就是忙刊物的事。鄭家成了公開場所,經常有許多人慕名來他家討論各種政治問題。有一天,鄭對鄧說:「我現在想像得出我祖父當年怎樣拼命幹革命,因為我走的就是祖父的老路。」那話語裡含著幾分淒楚和無奈。
   
   鄭早在七九年三月就到上海和傅申奇等異議人士聯絡,是溫州最早主動外出聯絡的異議人士。他曾經是工廠的採購員,經常有機會出差。
   七九年底,他們的刊物《吶喊》停刊,原因是多方面的。
   鄭在一家鄉辦企業當工人,那家工廠把牡蠣的売燒成石灰,他每月收入有五十多元,和當地國營企業的職工收入相比,大約多了三分之一。除了必要的生活費之外,鄭把每一份錢都用在異議刊物上。七九年夏,當局禁止異議刊物在社會上公開出售,對異議刊物的打擊很大,主要是斷了銷售渠道,使刊物發生了經濟上的困難。[4]一段時期,鄭仍堅持在私人範圍傳閱和郵寄他的刊物,當時鄭手上有一份一千人的交流名單,其中一半在浙江省範圍,另一半在其他省市。但是每月的郵費使鄭越來越承擔不起,他在七九年十二月份勉強印完了最後一期刊物,就再也辦不下去了。
   停刊的另一個原因是鄭終於考上了溫州師範學院夜校的中文專業,他要去讀書了。政府的新政策規定這類夜校的畢業生將享受大學本科生的同等資格。這樣的學習生活是他想往已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他失去了寶貴的上學機會。為此他非常感謝中共新政府和鄧小平。夜校學習占用了他每個星期的四個晚上,他再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辦一份異議刊物。雖然他對自己親手編印的民刊深有感情,那上面有他的許多文章,這些文章受到許多人的注意,包括一些人的稱讚,使他認識到了自己的價值。有一點他心裡也很清楚,除了這種刊物,像他這樣的普通工人不可能在官方正規的雜誌報紙上發表文章。
   鄭玉林遇到的實際困難在全國異議運動中有普遍意義,有相當多的異議刊物主持人走過與鄭玉林相同的路。
   
   所以當八零年有人提出各地聯合起來辦異議刊物時,以及王希哲等人辦《學友通訊》和《學習通訊》時,他立即表示支持。因為靠他個人或溫州一地的異議力量,顯然無法獨力辦這樣一份刊物;而他又十分希望保有這樣一份刊物,可以發表他的政治見解,可以和王希哲那樣的知名人士交流思想,討論問題,他覺得如果生活少了這個內容,將變得枯燥而無法忍受。
   他還提議在全國性的異議刊物問世之前,可以先搞地區性的刊物。地區性刊物一方面可以集中幾個城市異議人士的人力和財力,提高民刊質量;另一方面目標比較全國性刊物小,不過份招搖,而過份招搖可能遭致當局鎮壓。[5]他很注重刊物的質量問題,主張民刊要辦得少而精,反對多而濫。鄭實實在在的建議和意見立即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
   他和全國各地民刊互相交流,看到過很多各地刊物,一些民刊的文章質量和刻印質量都很差,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說這些刊物即使拿到街上去賣也沒有人要。他主辦的《吶喊》的質量在全國不算最好,屬於中檔水準,他自己也不是很滿意,但其它許多刊物比《吶喊》更差。
   總的來說,鄭是一個溫和的實在的異議人士。他和王希哲一度互通書信,討論過組織政治黨派這個問題。雙方取得了一致意見,都認為時機尚不成熟,不宜輕舉妄動。
   八零年春節後,楊曉雷從武漢回浙江,見到鄭玉林說起傅申奇、秦永敏等人秘密組黨的意向,剛說了個頭,鄭明確表示反對。他對楊說,任何政治上的激進行動都是自殺行為。原來楊想在這個問題上和鄭商量的,現在看看話不投機,只好把到了嘴邊的話又咽下去了。
   
   鄭玉林在王一飛家等了很久,從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十一點半。看看王的母親要睡覺了,鄭不好意思再等下去,拿起包從王家出來,去了火車站。他打算先在車站的候車室裡熬過一夜,然後明天去北京。那時去北京的火車票非常難買,鄭在睡夢中還在擔心能否搞到票,搞不到票只能買別人的高價票,錢會不會不夠?晚上二點鐘,警察把他推醒,說是查票,然後把睡眼惺忪的鄭帶走了。
   鄭玉林在廣州的看守所被收容審查了幾天。在審訊時鄭才知道他的行蹤早就在警方的掌握之中,警方的目的是要追查他此行的目的和使命。在這之前鄰近省市的異議人士經常走動,但全國範圍走南闖北到處串聯的并不多,鄭很可能是頭一個,所以警方對他特別重視。鄭坦然回答,「溫州人做生意跑遍全國,我也是溫州人,也想做生意。」以後,鄭被押回浙江,一個月後在溫州獲釋。
   鄭玉林被收容審查後,有上海及浙江的異議人士借以下民刊名義為他呼籲,它們是:《之江》、《學習與交流》、《吶喊》、《飛碟》和《民主之聲》。[6]其實這些刊物幾個月前或一年前已停刊,不明真相的人還以為民刊的勢力還存在,甚至還很大。虛張聲勢是這些勢單力薄的異議人士時常使用的一種手法,也可能是不得不使用的一種政治技巧。
   從何求等人到鄭玉林這一連串的逮捕使主張聯合辦刊物的異議人士受到震動,一時不免有些灰心喪氣,但是長沙師範學院的學潮又給了他們很大的刺激和鼓舞。
   *  *  *
   八零年九月,湖南師範學院開始競選人民代表,中文系的兩個七七級學生陶森和梁恒宣佈參加競選。競選者們組織演講會,梁恒在演講時說,「我不信仰馬列主義,我在思考一種民主社會主義,我立志改革我國現行的大學生分配制度。」話音未落掌聲四起,片刻之間他成了學院的明星。他們還在校園裡張貼了《倡議書》和《告選民書》等有關選舉的文件。但學院負責選舉的領導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競選方式,張貼的文件是文革中流行的大字報,言下之意應予以取消。陶森為此走訪了省選舉辦公室,得到了肯定的答覆──「不是資產階級競選方式」。[7]
    十月上旬,院方公佈候選人名單,由原定的六名候選人改為七名,這種不尊重選舉法和選民的隨意行為引起了廣大師生的不滿。學生聚集起來,要求院方作出解釋,但遭到拒絕。於是二千多名學生高呼口號,遊行到湖南省中共機關。省領導接見了學生代表,答應派省委工作組到師院調查。
    省委調查組很快就到了師院,聽取各方面的匯報,最後的結論是:院選舉領導小組把六名候選人改為七名是合法的。部分學生仍然不服,陶森再給胡耀邦、彭真、王震等人發電報,要求中央派調查組再行調查。[8]
   十月十三日,勢態繼續惡化,師院學生會同其他學校聲援學生近三千人再到中共省委請愿。會談後當局拒絕了學生們提出來的五項要求。學生們的情緒更加激動,在其它大學學生和社會輿論的支持下,有八十七名學生開始了絕食和罷課。[9]
   絕食的第二天十四日,王震曾打電話給陶森,說中央將派調查組來長沙,但要求學生停止絕食和罷課,但是陶森沒有答應。同一天,陶還打電報給胡耀邦和趙紫陽,聲稱:由於大多數學生忙於抗議遊行和絕食,學院當局規定的十四日選舉結果「完全流產」。[10]
   所謂「完全流產」是怎麼回事?其實是一些學生因為院方的不公平行為而抵制選舉,也就是放棄投票權,從而使十四日的選舉結果不利於激進學生。這種自暴自棄的舉動是異議運動的慘痛教訓,說明了即使中國的大學生們對民主也缺乏了解和足夠的耐心。
    絕食仍然在進行,到十五日晚上,據稱已有二十多名同學休克。長沙其他大學的學生紛紛表示聲援,甚至北京大學的學生代表都乘著飛機專程前來慰問,長沙的工人代表舉行會議,開始商量全市的總罷工。然而,到了十六日早晨,形勢突然出現了轉機,絕食的人們開始回到學校,遊行的隊伍也不再出現在街頭。最悲傷的可能是陶森,他最後一個撤離絕食現場,并把這一切歸罪於學生中的「投降分子」和「當局的破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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