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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56第十章第三節不同的政治犯

第十章 各顯神通[1] (1984.1~1985.9)
   
   第三節 不同的政治犯
   
   一大隊的犯人教師連我一共五個人,其他四個人,兩個是前文革派官員,潘國平和印玉泉,一個是強姦幼女犯,前中學語文教師應乃昌,再一個是因給台灣國民黨寫信而被判反革命罪的周曰建。

   略胖的潘國平是上海早期造反派頭領,上海人都知道他。我雖然是文革中的逍遙派,但也從報紙和其它途徑聽說過他,只是沒有見過。潘國平的長相有點特別,天庭飽滿,眼睛特別有神,但鼻樑中段有點凹陷。按相書上的說法,天庭飽滿的人很聰明,眼睛有神的人年輕時交好運,鼻樑凹陷的人中年必有大災。
   我和潘國平、應乃昌三個人睡一個監號,我的頭朝外,他們的頭朝裡。晚上,離我鼻子五英吋就是他們的腳。冬天還好,他們的腳被被子包著,夏天,我不時聞得一股腳的味道。當然,他們也有同樣的難聞的享受。
   有一天晚上,我從夢中醒來,微微睜開眼,發現應乃昌在試圖和我說話,原來他想從我的夢話中得到甚麼機密,好向警方匯報。我閉著眼故意說些和案子有關的話,他趕緊拿筆記下來。這時我明白了,為甚麼每天晚上,應乃昌都要等我睡著了再睡。雖然我當了犯人教師,但當局安排的監視並沒有絲毫放鬆。潘國平從來沒有告訴我這個秘密。
   
   教師們的分工是這樣的:潘國平、印玉泉和周曰建教小學,我和應乃昌教中學。教師們無形中分成了兩派,潘國平和印玉泉是一派,我和周曰建是一派,應乃昌是中間派。我和周曰建親近一方面是同情他的遭遇,另方面是看不慣印玉泉、潘國平對他過份的,近似欺負和侮辱的戲謔。
   五十多歲的周曾是扮演旦角的昆劇票友,有時候他的動作露出戲劇表演的模樣,印玉泉便公開地嘲笑周,說他娘娘腔,其他人也隨聲附和;有時印惡意地捉弄周,把周的東西藏起來或者設法讓周出醜,以此作為樂趣。
   周曾是國民黨員,四十年代蔣經國在江西時,周曾為蔣經國工作。八十年代,大陸表示希望爭取兩岸統一,示好於台灣。在中學當教師的周想入非非,主動和台灣寫信聯係,信中有不滿中共的話,真實的目的是希望得到蔣經國的資助。那時大陸和台灣沒有通郵,所以周只能按台灣電台的廣播把信投到香港的專用信箱。中共公安當然也知道這個信箱,所以凡是大陸郵往這個信箱的信件全部到了警方手裡。周是一個過於善良甚至有點糊塗的人,當我批評台灣國民黨情報機關這樣做法是害人不淺時,周卻為之辯護。
   周對印、潘等人的惡作劇不敢正面反擊,總是尷尬地笑笑或低著頭滿臉通紅。這種情況看多了,我就忍不住。有一次我和印玉泉吵了起來,我毫不掩飾我的的痛恨和鄙夷,大聲說,「你們『四人幫』的人算甚麼東西,還敢嘲笑人!」
   俗話說亂世莫當官,既然當了官,助紂為虐的罪名逃不了的。「四人幫」雖然不應承擔文革罪惡的全部責任,但這四人中除了相幫丈夫的江青情有可原以外,其他三人的人品肯定大有問題。按這個道理,其他追隨毛澤東或「四人幫」的文革派品德也不會好,哪有嘲笑別人的資格。
   我和印玉泉吵架的時候,潘國平也在一邊,我這一罵把他也罵進了。當時他沒有說甚麼,但卻把我的話記在心裡,後來他對別人說我否定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造反派都否定了。[2]
   其實我並沒有把所有的造反派都否定,對潘國平我也是另眼相看。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與張春橋、王洪文有過一段糾葛。這段軼事不完全是他們之間的個人恩怨,也表明了潘國平與文革派主流在理念上的分歧。一般文革派成員對文革往事都有感情,因為那段歷史和他們昔日的榮華富貴聯在一起,他卻在七十年代前期恨不得文革派垮台。他曾說,「我當然為『四人幫』被抓而高興,如果他們上台,我就一輩子蹲監獄。」我對這段歷史感興趣,因為這證明了我的一貫看法:毛派不得人心,必然失敗。
   除了潘之外,我對嚴步東的印象不錯,對李家振更有點親切感。但是文革派當中讓我佩服的可能只有一個人,就是原上海體育系統造反派的頭領何用年。
   我和何用年的交談並不多,更多的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他是一條好漢。好漢在中國人中不多,只有在危急時刻,生死關頭才看得出好漢的品質,即福貴不淫,威武不屈。
   我和何用年的第一次交談是在監號外的空地,那時我還沒有擔任犯人教師,我躺在靠窗的牆角拆紗頭,那牆角可以曬到太陽。何用年不是我們中隊的,但他是一個犯人小組的組長,可以找個理由到處走。他主動走過來坐在我身邊,一邊教我如何拆紗頭,一邊輕聲說,「在中隊長的辦公室裡,寫你的小報告有一呎厚,所有和你接觸的犯人都被要求滙報情況,你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
   我點點頭,心中是感激的。我們的談話,張中隊長明天就會知道,這樣的風險他很清楚。
   文革初期的上海,何用年和潘國平一樣赫赫有名。他領導那些身強力壯的運動員,上街抓他們懷疑有問題的人,其中可能有些小流氓,也可能有些是無辜市民。他們對那些人加以審訊、毆打和其它懲罰。這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秩序,但是這也引起很大的非議,不少人認為他們不通過司法程序的行為本身也是一種流氓犯罪行為。
   何用年被判無期徒刑,是上海文革派案子中判得最重的,並且因為拒不認罪而長年不得改判有期徒刑。「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判無期徒刑,姚文元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如果刑期和罪行相當的話,何用年的罪行和王洪文一樣,而比姚文元還大,這簡直不可思議。所以那天我就直接問何,「你判得這麼重,是否因為你曾經打死過人?」
   一身肥肉像個彌勒佛似的他用很明確的語氣回答說,「我沒有打死過人,甚至沒有打過人。」但他又補充說,他擔任頭領的團體中有人打死過人,法官把這個罪過加在他的身上,因為他是頭領。
   我又問法官為甚麼這樣做?他說因為他在法庭上頂撞法官,大喊「抗議」,不和審訊的公安人員合作,而且更因為他曾經得罪了不少中共老幹部。文革時上海市召開大型批鬥大會,往往由他腰粗膀圓,鐵塔似的部下站台示威,被批鬥的失勢官員稍有不服就會被這些彪形大漢加以拳腳。被打的人不知道那些打人的人是誰,但都知道何用年和他的那個組織。所以文革後這些老幹部說起何用年和他的那個組織──「上體司」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當然他的話不可全信,一般犯人總是隱瞒自己罪過的。我後來問了其他文革派犯人,他們告訴我,何用年的罪行中沒有傷害他人致死的罪。如果這是事實,至少說明何自己沒有打死過人,那麼何案又是一起鄧小平時代的枉法判決。
   以後我和何用年有過幾次短暫的交談,我們曾經談到程麗萍的演講。他說他聽過程最初在市監的演講,其內容和她走出監獄到社會上演講的內容大有不同。最初的演講說她與當局發生衝突的原因是因為她的學術研究受到壓制,所以萌生了到美國留學的念頭。何用年說,「這些話按規定當局不會允許講出來,因為這說明案件的起因在當局,但監獄居然允許她演講了。這說明甚麼?這說明甚麼?」這時他大笑起來。這位硬漢看出了演講後面的陰謀。
   
    *
   
   我一直認為潘國平和我的關係很好,因為他是我在監獄裡談話談得最多的人。我們常常一談就是幾個小時,談話的內容也相當廣泛,因此我對他有了相當了解。他的故事在中國因為被官方禁止而不為人所知,但卻是歷史珍貴的一頁。
   潘國平四六年一月生於上海虹口區的一個工人家庭。六二年他初中畢業後在杭州的解放軍廿軍當兵,復員後在上海玻璃机械厂當木模工。
   一九六五年,全國開展四清運動[3]。他所在廠的幹部大多數受到批判審查,還有人被迫自殺。一九六六年初,潘國平對上級派來領導運動的工作組提了意見,說打擊一大片的做法不符合中央文件「打擊一小撮走資派」的規定。潘并沒有惡意,卻沒想到工作組立即對他扣上了「反對四清工作隊」的帽子,把潘作為四清運動的重點對象加以批判。
   潘當然不服,先是到市委有關部門申訴上訪,六月初又在工廠裡貼大字報反擊。這樣工作組的迫害也升級了,扣發工資,整理反革命罪的材料,準備交公安局法辦。還好當時造反的浪潮越來越高,公安局和工廠領導不敢輕舉妄動。八月份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潘國平受到鼓勵,在北京紅衛兵的支持下,在廠裡成立了造反隊,當時造反隊在上海剛剛冒頭,一般人還不敢參加。潘國平說,他當時沒有退路了,與其成為反革命分子坐牢,不如造反。最早造反的上海工人們都有類似的逼上梁山的經歷。
   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北京「首都三司」紅衛兵駐上海聯絡站召開座談會,以了解上海工廠的文化革命情況。潘國平和其他一些最早造反的工人,包括參加過朝鮮戰爭,二十九歲的王洪文都參加了。在總結發言時,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紅衛兵包炮提出成立全市性造反組織的建議。包炮的發言富有煽動性,他說:上海工人階級應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與其要求北京紅衛兵代向中央反映情況,不如自己成立組織;上海文化革命的命運不應該掌握在當權派手中,而應該掌握在你們這些工人造反派手中。
    這樣,這些沒有退路的工人們決定成立全市性組織──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並準備召開成立大會。成立大會主席團的七人名單是:潘國平,王洪文、葉昌明、陳阿大、範佐東、蔣周法和徐美英(女)。他們又推選潘國平負責籌備工作,主持會議。因為這個團體的名稱是總司令部,所以以後大家就叫他潘司令。
   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工總司的成立大會在文化廣場召開,由潘國平主持。到會人數將近三萬,不但廣場裡擠滿了人,周圍的馬路上也坐滿了人。這時加入工總司的上海造反隊名單,統計為四百七十多個工厂,五萬七千多工人。
    市委派了組織部一個副部長到會,那位副部長說市委不承認工總司這個團體,這樣就造成了群眾的不滿。因為如果市委不承認的話,意味著這個團體將來有可能被否定,被打成反革命團體,那麼大家都要坐牢。大隊人馬先後去了市委和中蘇友好大廈找市委主要領導,要求他們表態,但都找不到。正在這時,有一個廣播車傳來一個消息,周總理在北京給上海造反派打電話,周說:「上海市委不接見你們,我接見你們。」
   群眾一下子轟了起來,大家高喊「到北京去!」潘國平和王洪文也不辨消息真假,跟著隊伍就去了火車站。結果火車開到離上海不遠的安亭小站的缷貨場就停下來了,另外一部分造反隊員被困在了南京。
   這是上海市委的調虎離山計。工總司的成立給市委很大壓力,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不行,承認了也不行。造反派到處搜尋市委領導,要找到的話,這些老幹部的人身自由就控制在造反隊的手裡,非要答應了造反隊的條件不可。所以市委情急之下想出了這個辦法,這就是安亭事件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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