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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55第十章第二節「聚而殱之」

第十章 各顯神通[1] (1984.1~1985.9)
   
   第二節「聚而殱之」
   
   上海公安局唆使魏全寶等人劫機的陰謀失敗後,他們並沒有善甘罷休,更沒有改惡從善。為鄧小平的嚴打運動提供必要性案例證明是中共改革派重大的政治任務,中共警方絕不會因為一次失敗就放棄努力。

   中共中央文件已經寫明了,要首先打擊反革命集團和反革命分子,所以不可以沒有反革命集團和反革命分子。否則的話就是中央文件錯了,就是鄧小平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和判斷錯了,而鄧小平是不可能錯的,是不可以錯的。
   所以,這是一個關係到鄧小平和中共改革派政治聲譽的政治任務,這是關係嚴打運動開展下去還是半途而廢的大事。
   像張奉先那樣的狼和像林畊康那樣的狐狸一起分析商議後,認為計劃失敗主要是孫忠良的身份引起魏全寶的懷疑所致,於是他們把更大的希望放在另一項險惡的計劃上。這一計劃也是在嚴打前的八三年二月策劃並開始實施的。
   這一計劃和刼機案不同的是不再以秘密警察為誘餌,而是以潜伏在異議運動圈子裡,埋得很深的特務、叛徒和線人為核心。
   新的計劃得到新上任市委書記兼公安局長楊堤的批准,並上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新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陳丕顯親自掛帥,上海公安局隨時向他匯報這一計劃的實施進程。
   真正的策劃者和操作者是上海公安局那幫老警察,中央只是聽匯報。幹好了證明中央領導好,幹不好是上海公安局的責任。中央永遠站在不敗之地。
   
   八一年,申江經濟學院成立的時候,幾千名的報名者中有一個外表普通,說話很急的男青年,他叫陸陽生,五二年二月出生,六七屆初中生。他在上海船廠技術科工作,剛剛下班就騎著自行車趕著來報名了。
   他在上海船廠已經工作了十多年,七三年曾被廠領導選派到大連工學院學習,成為當時吃香的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他回到船廠,一直在技術科工作。他給人的印象很好,認識他的都說他待人熱情而又隨和,工作上認真負責,勤勤懇懇。
   在工廠領導的眼裡,陸陽生有著大好前途,因為不但他自己的表現好,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個老革命的爸爸。在中共的檔案裡,赫然寫著他父親加入中共的年份是一九三九年。然而揭開這段革命歷史,他的父親其實也有許多人生的坎坷和滄桑。
   他的父親是安徽肥西人,出生在一個貧窮的農民家裡,排行第九。最早給人家當長工,在作坊裡用傳統的土法熬煉麥芽糖。一九三六年他父親參加當地的一支地方武裝,三八年這支部隊被中共徐海東[2]部隊收編為新四軍。以後他父親一直跟著部隊南征北戰,戎馬生涯。十年後他成為中共解放軍渡江前線指揮部運糧總隊總隊長,軍階相當於副師長。
   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中共解放軍二十三軍赴朝參戰,他的父親留在上海為這支部隊擔任藥品採購。五二年,天津劉青山,張子善事件[3]發生,波及全國,他父親也受到審查,被關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案件與一個鋁锅有關,有人檢舉說商人用這個鋁锅裝了豬油向他的父親行賄,最後查下來沒事。他的父親在這件事後主動要求退伍,轉到了上海商業一局文化用品採購站當了個科長。因為有此創傷,他父親的行政級別僅為十六級,作為三八年參加革命的軍人,這個級別是相對低的。
    陸陽生七九年至八零年間的生活是平靜的,除了工作就是看看他所感興趣的政治和經濟書藉。他沒有參與七九年的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可能是因為他不喜歡這種方式,他說過人民廣場的人山人海有點像文革時期的群眾運動。也可能是他當時的家在黃浦江東岸的金陵東路,上海船廠在黃浦江西岸,上班下班來回渡江,跑到市中心人民廣場的機會不大。也可能他家沒有人上山下鄉,所以對知青回城風潮不很關心。
   
   他的命運的轉捩點是八一年的六月,因為報考申江經濟學院,他認識了李存榮,以及李存榮周圍的人。
   其實,陸陽生最喜歡的是李存榮家舉辦的理論討論會,而不是申江經濟學會循規蹈矩的上課。許多青年人聚在一起,濟濟一堂,熱烈地討論各種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官方的理論總是成為他們批判和嘲笑的對象。他喜歡甚至陶醉於那種氛圍裡,那是難得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氛圍。他常常在討論會上和別人發生激烈的爭論,即使爭得面紅耳赤而又毫無結果,他也覺得很高興很滿足。
   他也和李有過幾次深入的交談。李是穩重的,可相信的,誰都這麼認為。但是李存榮對陸的評價卻不很高,雖然認為他有時候愛憎分明,極富有正義感。首先李認為他的學術水平僅是業餘水平,對理論問題雖有看法但過於粗疏淺薄。這個看法也不算苛刻,畢竟他不是專門的研究者,也沒有經過大學的科班教育。另外李注意到他的政治觀點和政治主張都比較激進,在任何場合不看對象他都會放言無忌。
   放言無忌,是文革後思想解放的需要,體現了中國青年人的勇氣和朝氣。但從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說放言無忌的人在政治上不成熟,社會經驗欠缺。在中國放言無忌往往只會給自己帶來危險,而無損於中共的專制。
   陸陽生的放言無忌,或許是那個時代中共幹部子弟特有的輕浮和豪放的一種表現。黑色或灰色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最解放最大膽,但他們絕對不會放言無忌,因為他們對中共政權有一種出自本能的警愓。
   巧妙地適當地用學術方法表達一些尖銳的政治觀點,讓朋友心領神會而又不給當局抓住把柄,是難度很高的技巧,在李存榮的朋友圈子中,這種技巧正是大家競相顯示能力的方式和互相評判水平的標準。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這位青年經濟學會的領袖對陸陽生下了這樣的結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陸是危險的,很有可能出事。」李存榮開始對陸陽生在各方面保持一定的距離。八一年之前,他可能不會這樣謹慎,但在八一年傅申奇等人被捕以後,他必須這樣做。
   這樣做,李存榮不僅是為自己,更多的是為他的朋友們,為他的這個圈子著想。李存榮交際之廣,朋友之多,藏龍卧虎,早就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李有責任不讓當局找到鎮壓的藉口。
   
   但是正當李存榮對陸陽生故意疏遠的時候,李周圍的一個人對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人就是溫定凱。
   有一次溫定凱突然來到金陵東路的陸家,說是去看一個朋友,順道路過。陸也曾經到過西康路的溫家凱家和溫工作的單位──上海文聯。他們曾經在中蘇友好大廈行人不多,綠蔭匝地的後門,作長時間的深入交談,一直談到半夜才分手。胸懷坦蕩的陸對溫是相信的,完全不設防的。陸告訴溫,他不喜歡中共政權,甚至現在已經開始厭惡這個政權。陸還表示,他對民刊很有興趣,如有可能的話,他也會做這樣的事。
   雖然他倆很談得攏,但並不表明他們的政見相同,事實上他們對政治和時局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廿年後陸還能回憶起當年的爭議。當時溫主張走美國式的道路,實行民主革命,而陸覺得如果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改革,中國就已經受益非淺。如果陸了解溫七九年在人民廣場大字報上與文革派相近的政治主張,一定會覺得溫的思想變化得很快,甚至太快了。
   陸陽生的名字悄悄地出現在上海公安局的黑名單上。
   
   陸陽生八三年結婚,妻子是在上海機械學院工作的漂亮的張鳯。結婚後他們住在楊浦區控江三村底樓的一個套間,那房子是陸陽生父親工作的單位商業一局分配的。在仍然鬧房荒的八十年代初期,也只有中共老幹部的子弟才能分到這樣的結婚房子。
   陸陽生的岳父張華才,住在長寧區凱旋路上,那時經常來陸陽生家。張華才在青海著名的德哈令勞改農場服刑了二十一年,於七八年平反後回到上海。他原是上海一家舊貨商店的業主,五七年因公開抗議公私合營,被上海警方指控以私藏炸藥,陰謀炸橋,在花園裡私埋黃金,等等所謂的反革命罪名,與其兄其父三人一起被捕。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由此可以想見中共當局如何凶殘地對付不願公私合營的工商業主。
   張華才回到上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政府發還當年被抄沒的大量財產,主要的財產是幾幢房子和大量的黃金。為了這事,老人經常在各個政府部門間奔波,後來又找律師資詢和委託律師寫訴狀。
   一直到八三年,張的財產還沒有發還。一天,張原來的律師介紹了一個三十出頭的助手給張,那有點禿頭的年輕人滿面笑容對張說,「老張你上了年紀,以後有事我可以上門服務。」張覺得太好了,省了他東奔西跑,連稱感謝。
   以後,熱心的律師助手經常上門。辦完正事,兩人說說家常,年輕人的口才不錯,說話很幽默風趣,老人常常開懷大笑。有時張華才就留青年人在家裡吃飯,兩人的關係越來越好。有一次,張華才說起在青海的悲慘故事,律師助手除了表示同情之外,也透露自己曾經是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參加者,並且因此被開除黨籍和黨內職務。他還說,八一年上海的《解放日報》曾經撰文說「這股思潮使黨的工作者也走上迷途,參與這些活動」,其中的「黨的工作者」就是指他。
   張無意間告訴自己的女婿關於那位熱心的律師助手的事,陸陽生問,「那人叫甚麼名字?」老人說,「叫練增明。」
   陸陽生記住了這個名字,並且一開始就對這個名字有個好印象。陸對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印象不深,僅僅聽說而已,但是他和其他上海人一樣,同情那些敢於批評時政的異議人士,不管他們說的對或不對,言論自由首先是一種應該受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
   陸陽生再到張家時,就遇到了那位能說會道的練增明。練建議陸利用陸父的社會關係,幫助解決張華才的財產問題。那天他們分手時,互相約定今後要多聯係多交流。
   
    陸陽生和練增明交往中有兩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是練在八三年九月份對陸說起我的被捕,他問陸陽生有甚麼辦法可以得到我被捕後的消息,還說他正在想辦法救我,但練沒有告訴陸得到這一消息的來源。這是陸陽生第一次聽到我的名字。
   其二是八三年十月,練增明介紹陸認識任海明。練介紹說任志向遠大,很有思想。任海明五六年生,當時是上海吳涇化工廠的工人,家住上海延安中路中蘇友好大廈對面的里弄──模範村。
   這以後陸陽生和任海明的來往頻繁,有時一個星期見面兩次。多數是任海明到陸陽生家,有時他們談到半夜,以至有一次張鳯為此生氣而不煮飯。任海明的家離工廠很遠,上班的話每天化在坐車的時間要兩個多小時。任海明時常請病假或事假,然後在幾個異議人士間奔走聯絡。陸陽生為他的行為所感動,但是又擔心這樣任海明的收入要受影響,而據陸所知任家經濟情況並不好。
   任海明告訴陸,練增明屬於當局正在清除的文革派「三種人」[4],因此他被開除黨籍和黨內職務。任說這是李建明告訴他的。陸想怎麼自己和「三種人」交上了朋友,在他的思想中,文革派是毛澤東一手豢養的,作惡多端的壞人。但是任再三為練袒護,說練沒有問題,是一個堅定的異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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