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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53第九章第五節哪一個「外國」

第九章 上海第一看守所[1](1983.5~1984.1)
   
   第五節 這是哪一個「外國」
   
   時間像水一樣流逝,一天又一天過去。放風的時候,看到樹上的葉子落了一地。已經是深秋的十一月。

   我盼著檢察院的人再來。因為如果他們再來,意味著這個案子由於我的翻供,原來的程序中斷,可能重新審理,這樣我們可以早日獲得自由。從法律上來說這是唯一正確的途徑。
   但是,我內心的更深處,卻有一種聲音,一種決戰到底的純粹理性的聲音在呼喊。希望檢察院的人不回來,形勢繼續惡化下去,狂妄自大的警方一意孤行,最終讓我得到我要的證據──和美國有關的判決書。只要有了和美國有關的判決書,這件案子就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力量對比就完全不同了。從根本上說,我們就掌握了主動權,掌握了整個事件的主動權。
   我哪一頭都不肯放棄,既想獲得自由,和親友團聚,又想得到理想中的判決書。猶豫不決天天折磨著我,使我吃不下飯,甚至和難友說話時我都會不由自主地走神。
   終於有一天,起訴書下來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情一直平靜不下來。起訴書除了指控我們和美國有非法關係外,還提到程麗萍在關押期間通過其他人犯向美國滙報被捕情況,這證實了「菩薩」所說的情況。唯一遺憾的是起訴書上在該寫「美國」的地方都用「外國」來代替。
   我原來對程麗萍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就是由於她的軟弱,或者由於打胎的怨恨,而把事情真相告訴警方。這樣警方知道我故意向警方發難,可能會迴避我們和美國人的關係,而強加給我們其它刑事罪名,盗竊罪還是強姦罪就由警方任意選擇了。如果到了那一步的話,我是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和機會的,也可以說我就輸了,輸定了。這是我原來最擔心的,也是我整個計劃唯一的漏洞。但是現在我拿到這張兩頁紙的起訴書,比較放心了,這種可怕的局面不會出現了。
   程麗萍在看守所託人帶信給美領館的事說明她的棈神狀態遠遠比我想像的要好。但我又擔心因此程麗萍的判刑輕不了,會加多少年呢?我不清楚。假如她所受的磨難和可能判的刑期全部加在我的頭上,我也是情願的。這時候我特別地想念程麗萍,覺得以前太虧待了她,太使她委屈了。我常常做奇奇怪怪的夢,有時在夢中與程相會,我總是對她說,我太對不起你了,然後倆人抱頭痛哭。但是夢醒之後,我又想當時與程斬斷情絲也是萬不得已的事,我並不是不喜歡程,只是不能兩全其美。
   
   這時監房裡新來了一個二十多歲、身材高大相貎堂堂的青年人。他神情憂鬱,整日都不言語。我第一眼的感覺就知道他不是壞人,而是潘世茲老先生所說的那類好人家子弟。我很快就和他聊上了。
   他姓貝,他告訴我他在這個看守所已經三個月了,是八月十九日那天嚴打高潮時被抓的,以前關在三樓監室。他給我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他每天早晚兩次很用力地刷牙,以致幾天就報废一把新牙刷。看他的牙齿又整齊又白凈,但我還是無法判斷這種刷牙方法正確還是錯誤,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刷牙的人。有時我想這可能是他心理不平衡的一種表現吧。監室裡被關押者常有各種奇怪的表現。一個因殺人被捕的年輕人每天用手指戳牆壁,後來他被槍斃了。
   我和貝先生的關係很好,幾乎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他的家境很好,住徐匯區一個高級住宅區。他是不久前才結婚的,結婚的那天,婚房裡貼了一幅他的親戚,一個知名的老書法家送的對聯,上聯是「野蠻體魄」,下聯是「文明精神」。他告訴我他失去自由的原因,是因為和美領館的外交人員來往。我看得出他不大願意談具體的情況,所以也就沒有多問。
   我暗暗吃驚,這個世界上居然也有和我一樣因為進入美領館而在新婚後不久被捕的人,而且正好和我關在一個監室。是巧合還是陰謀?看看他的談吐舉止不像是公安人員,因為他對我並不主動,而如果他是公安人員的話,他一定會主動和我接近;然而想想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只怕又是警方的圈套。
   他先是被拘留,後又被收容,名目換來換去,延長了又延長。我們猜測,這是案子性質逐步降級,轉危為安的表現。他告訴我他不知結果會怎樣,勞教或徒刑的可能性都有,但也有可能被無罪釋放。
   這是一個強烈的暗示。如果他被釋放出去,我可以委託他把我們的情況告訴美領館。當然口說無憑,最好是給他寫一張紙條。我很想這樣做,但我最後還是不敢。警方到了這個關鍵時刻是甚麼急的辦法都用得出的,我想起在外面的時候,警方動用了林畊康不算,還動用了埋藏得更深,因而也就更陰險的溫定凱和黃河清。他們和我一樣,都是賭場上的賭徒,賭紅了眼,賭瘋了。我用三個人的前途和生命下注,如果我贏的話他們就失去政府在人權、司法方面的信譽和公正的形象。這是一場豪賭。
   我一直想和外界取得聯係,把我們被捕的消息傳出去,傳到美國外交官那裡,如果小朱和秦林山最終都不能幫到這個忙,那還要靠我和程麗萍自己。程失敗了一次,但方向是對的,有機會我們拼了命也還要試。我相信何大衛的指示,美國方面等著我們的消息,換言之,沒有來自我們的消息,美方就不能作出外交反應。美國人是講究證據的。但是我要吸取程麗萍的教訓,更加謹慎。
   
   小軍出去了大約有半個月,開庭前法院的兩個人來找我談請律師的事。他們說按照法律,我有權聘請律師,可以委託家人也可以委託政府。我立即說要朱蓓莉幫我找律師。我的目的是讓家裡人多了解我的案情,甚至希望有機會和小朱面談。我寫了一張委託書,讓來人帶給小朱,上面寫著如有困難可和我的家人商量。
   談完了,那個看上去像助手的人出去叫獄警來帶我回監室。那個看上去像法官的人和我在一起。他走到門口,把門打開一點,看了看,隨手又關上。突然轉身對我說:「你託人家帶啥個信,瞎寫點啥?」話說得很快,那語氣是埋怨,好像怪我惹事生非。我沒有回答,當時腦子還沒明白過來。他也不再言語,這樣過了幾秒鐘,另外一個人帶著獄警進來了。
    那個好心人顯然是指我給小軍的信。他的話證明了那可愛的大孩子是警方派來的。好在我那封信上寫的大意是:「因為我不和她好,她的口供都是瞎說,他們沒有任何證據。」
   要是沒有程麗萍的教訓在先,我可能會犯同樣的錯誤。我們都太想和美國政府取得聯係了。
    這件事的發生使我更不敢委託貝先生帶信出去。我只是把我的案情告訴他,說我和他一樣,是因為興美領館的外交官來往而遭逮捕的,很可能會被判刑,但我絕對是清白無辜的。
   
   一個星期以後,來了律師肖建平,一個外表和善的中年人。他自我介紹是受警方的委託來作我的律師。我很生氣地說,我沒有委託他,所以不想和他見面。但是在他說了一番話後我改變了態度,決定接受他的幫助。
   他是這樣說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律師只是個形式,尤其對你們這個案子來說。」他很真誠地勸我,「不要抱任何幻想,沒有人會看到這件案子最重要的那部分檔案卷宗,包括法官和律師。」
   他還告訴我,「請律師的事法院可能沒有和你的家屬聯係。」
   我覺得這些話有道理,在律師問題上和法院糾纒毫無意義。我要求他在法庭上多向我提問,這樣多一些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我不把希望放在律師身上,有許多話他反而不便說。我也相信,在結案之前警方不會輕易讓我和小朱及其家人見面,因此我請肖律師和小朱見一見面,把案子的大概情況告訴一下。他都答應了。
   後來小朱告訴我,肖律師果然到家裡找過她,態度很好但談話不多,除了告訴由他來擔任我的律師之外,對我的情況只說了一句,「他現在是破罐子破摔。」這是甚麼意思?小朱完全不懂。而肖律師也沒有作更多的解釋,他能幫到的只有這些了。
   這句話很巧妙也很重要。表面上是說我不與警方合作,對前途失望,其實是暗示我的態度十分強硬。再結合起訴書看,程麗萍不顧危險急於與美國取得聯係,正說明這個案子的主動權一直在我們的手裡。我們不是傻瓜,如果我們沒有理,沒有取勝的可能,怎麼會與警方死抗呢?
   肖律師是是上海第二律師顧問處的先進工作者,上海司法局的重點培養對象;當局為程麗萍指定的律師是第二法律顧問處的中共黨支部書記。他們兩人在政治上都是當局信得過的。
   
   去法院開庭的日子近了,我每天想著開庭時可能會遇到的情況。我對此毫無經驗,只是憑想像而已。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警方沒有任何證據,這個庭怎麼開?既然是開庭,總有我說話的機會,我一旦說話,那麼真相大白,當局會十分被動。那些天我寫了十幾張紙的辯護狀,準備在法庭上發言。我設想當局會如何指控我,我又怎樣把法官和檢訴人駁得體無完膚。因為擔心警方會搜身,把我的發言材料拿走,我把我寫的材料基本上都背了下來。我估計警方指控我們的唯一證據就是我們曾經有過的口供,我早就準備好了對付的辦法,那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七九年頒佈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這條法律是針對文革出現的無法無天情況特意加上去的。文革派當局大搞逼供和刑訊,壓力之下出現很多冤案。我當時在校園裡看報上的刑事訴訟法,就特別注意這一條,這是我們與警方抗爭的有力武器。沒有這一條,就沒有我的全盤計劃。
   見到程麗萍是在去法庭的警車上。那天是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她瘦了,臉黃黃的,讓人看了傷心。她穿一件她以前經常穿的綠色羽絨衫。那是輛專用的警車,駕駛員座位和後面座位用金屬網隔開。押車的是兩個年輕的武警,分別坐在我和程的旁邊。我倆都帶著手銬,一路上我們沒有說話,只是用眼睛互相注視著。我真想坐到她的身邊,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我不說話是我早就想好的,我一直怕警方的竊聽器。如果警方知道我們的關係十分密切,是聯合起來向警方進攻,將對她的判決十分不利。
   如果我有機會和程說話,我會第一機會讓她的妹妹敏去和朱見面,這樣我們之間的聯係就接上了。但是,我不能說,尤其不能說到小朱,因為如果讓警方知道小朱是我們向外聯係的一個重要環節,必然危及到小朱的安全。雖然程託人向美領館送信事件已經敗露,警方已經猜到我們的意圖,但我不想由於我的魯莽再次加深警方的這個印象。
   
   我出庭的時候不見程麗萍。寬敝的法庭上除了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之外,就是我了,應該有聽眾的旁聽席上也空空蕩蕩。雖然事先說好是秘密開庭,但我以為會有公安局或法院的人出席。我所知道的魏京生案審理時,就有上百人出席。而魏案和我案相比,表面上看都涉及機密和西方人士。不同之處是魏案涉及的是外國通訊社的記者,而我案的當事人是美國政府的外交官。或許是這個縁故,我案審理是真正保密的,不但向外國人保密,而且向警方一般人員都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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