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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51第九章第三節牙膏裡的秘密

第九章 上海第一看守所[1](1983.5~1984.1)
   
   第三節 牙膏裡的秘密
   
   九月,天氣轉冷。我第一次收到了小朱送來的一些日用品,以及一床被子和一本剛剛出版的鄧小平文選。

   東西都是我要的,事先寫了條子讓警察寄家的。
   按公安局的規定,在未判決之前,像我這樣的被關押者不能和家屬聯係。幾個月後經過警方同意,才能寫簡單幾個字的紙條,要求家屬送一些必需的日用品。家裡除了按紙條上的要求送東西外,也不能寫信。
   這種不成文的做法已經延續很久,說明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公民有人身自由和通訊自由,其實這點自由和人權隨時都可以被政府剝奪和侵犯。
   允許家裡送的東西不包括食品,但嚴步東是個例外,他被允許每個月送兩袋葡萄糖。這種優待連廣東人葉伯也享受不到。
   要家裡送被子是因為天氣要轉冷了,看守所給我的被子太薄,過不了冬天。
   這是一床很破舊的被子,裡面的棉花都已成團。這是小朱問母親要的,母親就翻箱子找出這條差不多要扔掉的棉花被裏。因為看守所是個藏垢納污的髒地方,要是把我們結婚的新被子拿來,顯然更不合適。
   旁人不注意的時候,我仔仔細細用手揑被子的每一寸角落,希望找到紙團或紙條,上面有小朱寫的字。找了很長時間,一無所獲。我有點失望,但我仍然相信小朱也急於和我聯絡,只是沒有找妥當的方法而已。
   我最想知道的事就是那個電話小朱打了沒有。小朱如果不打的話,我們的消息就傳不到美國人那裡,以後的事只能聽命於警方的擺佈,也就等於我們輸了,這當然是我最不願見的的局面。
   小朱不會不打這個電話的呀,她應該知道我們的命運和打這個電話緊密聯繫的。望著窗外那一方空蕩蕩的天,聽著看守從門口路過的腳步聲,我的心亂得很。
   
   第二天和往常一樣,在規定的時間起床。我在水籠頭上把毛巾淋濕了,然後蹲下擦臉。那時我們好像沒有洗臉盆,是看守所不允許我們使用還是甚麼原因,已經記不清楚了。洗完開始刷牙。拿起小朱送來的光明牌牙膏,突然有了一個念頭,小朱會不會把紙條藏在牙膏的鋁管裡面?
   牙膏下端卷起來的封口完好無損,看不出動過的痕跡。但我還是小心冀冀地打開牙膏卷起來的尾部。果然在那裡找到了一張用塑料紙包起來的很小的紙條,打開看上面是我所熟悉的一行娟秀的小字:秦林山被捕。因為濡濕字體已經有點模糊。
   小朱還是有勇氣的,萬一這張紙條被發現,在亂打的形勢下,小朱很可能會被判勞教。她也很聰明,沒有人教,第一次給看守所送東西,就找到了秘密傳遞消息的方法。
   這張紙條證明了小朱沒有放棄營救我的努力,即使有危險,只要能救我她都會去做。這使我無比欣慰。
   但是,小朱沒有說打電話的事。她打還是沒打?仍然是個謎。
   但是,秦林山為甚麼被捕呢?我一時想不明白。如果是因為與我的交往,那麼為甚麼小朱沒有說李存榮也被捕。再想,為甚麼在我被捕的五月警方不同時抓秦林山,要到現在才抓呢?一連串的為甚麼在我的腦子裡像幽靈一樣浮現。
   不久,秦林山被捕的消息在「大刀」看守的嘴裡得到了證實。當時他主動問我是否認識一個叫秦林山的人,我說認識。他立即表示很驚訝,連連說,「不得了,不得了,你們都是串通一氣的。」七九年以前的政治犯互相不認識,七九年以後的政治犯互相之間不但認識,而且還相互聯繫,這當然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變化,怪不得他要驚嘆。
   「大刀」看守的感嘆聲,使我想起張奉年審訊時說的話,「秦林山是肄業,你是畢業」。當時我就懷疑秦林山有甚麼事瞞了我,現在我更可以斷定了。秦林山不是因為以前與我的來往而被捕,也不是因為按我的要求打了給美國人的電話而被捕。他是另一個案子,另一個我所不知道的案子。否則的話,「大刀」絕不會這樣直接問我。
   但是我實在想不出秦林山犯的另一個案子是甚麼?原來以為自己對他很了解,現在眼前好像多了一層濃霧,霧中的秦林山是個陌生人。
   把生命攸關的事託付給一個看似勇敢其實膽怯,表面真誠骨子裡虛偽的人,是一個不可彌補的錯誤,而這個錯誤正是我自己犯的。
   
   *
   
   好些日子沒有提審了,整天悶得慌,很想知道嚴打形勢下自己案子有沒有陞級。我曾經問過鄭自悟的看法。鄭就是廣東兔毛案的第一被告。嚴步東搬走不久,他就和我住一個監室,我們很快就成為好朋友。他也說不清,但是有一點他很肯定,即使陞級槍斃是不會的,自從七七年王申酉等人被殺了一批後,中國的思想犯或政治犯再也沒有被殺頭,他相信這個限不會破。鄭自悟對自己的前途很悲觀,他估計非判不可,不是罰款多少的問題了。
   十月的一天,又是提審。來人是公安局一個圓臉的老頭,穿著整齊的警服,頭上有很多白髮。以前我見過他兩次。我大哭的那次審訊時,他就坐在紅鼻子警官的旁邊,好像沒有插話。我猜不出他在公安局的地位,比張奉年高還是比張奉年低,但他一定比紅鼻子低,因為紅鼻子一直坐在審訊台的中央。
   這次談話沒有記錄,跟來的書記員只是靜靜地聽我們談話。
   老警察不坐,一邊說話,一邊滿屋子走。「你的案子結了,要交給檢察院了,但是我們對你不大放心,怕你翻供。」
   我說,「我不會翻供的,你們怎麼會想到我會翻供?我又不是小孩。」
   「是呀,你不是小孩,」他慢條斯理地說,「你要記住,如果你翻供的話,就不是判幾年刑的問題。如果你和我們合作,那麼有可能你不久就能回家。」他還特意說明,這個意思不是上海公安局的意見。
   我看他的長相和態度不是很兇狠的那種人,便問,「你說不是判幾年刑的問題,是不是要判我死刑?」
   他沒有回答。
   這次談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他警告我不得翻供的話說了至少有五篇。我回到監房一直在想,好像發生了甚麼事,是不是美國政府開始行動了?是不是朱蓓莉終於打了那個電話?但是我不敢太往好的地方想。因為如果美國政府得到了我被捕的消息,他們就會和中國政府交涉,中國政府還有甚麼理由把我關在這裡呢?
   然而活生生的事實是我還被關在這裡。
    即使當局可能重判,我也不會向警方屈服,這個問題我早就想好了。一旦我想放棄鬥爭時,我的面前就會出現何大偉的臉,他的帶有點褐色的眼睛看著我,說話時胡子一動一動。「中國人,頂不住了吧?」那聲音怪腔怪調,說穿了就是信不過中國人。
   我無所謂,因為整個行動都是我策劃的自找的,怨不得誰。可憐的只是她們,小朱和程。
   
    記得在何大衛的家裡,有一次我們討論問題,因為歷史上中國政府經常有不守信用的事,所以就說到美國政府。何說美國政府在外交上沒有犯過信用上的錯誤,對於承諾必然信守。我當時不服氣,覺得何可能言過其實。我這樣想,政治是骯髒的,再好的政府也總有說話不算數的時候吧?我問何先生,美國政府在外交上就沒有做過一件丟臉的事嗎?他很肯定也很自豪地回答,「沒有,我知道的情況就是那樣。」
   我對美國歷史不算了解,但依稀記得,歷史上美國人曾經在波士頓把英國人船上的茶葉倒進海裡,大概也算是一個商業信用上的錯誤。但我沒有提那件事,因為我怕我記不準確,說錯了讓何笑話。回家以後我找了資料,發現這事和美國政府無關,即便有錯也不是美國政府的錯,所以也就不再提了。
    通過這次談話,我心裡一直有個念頭,不能在美國人面前丟中國人的面子。如果為了自己的安危向警方投降,豈不是又一次讓美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中國政府已經輸給美國政府了,我可不能在信譽上再輸給何大衛。
    即使美國人在這次事件上失信,不能幫我或不想幫我,即使程麗萍和朱蓓莉都因害怕而退縮,我一個人也要挺住,絕不改變原來的謀劃,即使被槍斃也不放棄,一定要在歷史上留下一個中國人講信義的例子。
   這好像是在和何大衛賭氣,比勇氣和信義,其實還有更深的原因,因為美國是世界上對中國最好的國家。
   從歷史上說:本世紀初,美國用中國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在中國建起了大學,資助了眾多留美學生;二次大戰時期,美國人幫助中國抗擊日本,不但給了大量物資,還有許多飛行員死在中國;二次大戰結束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展大規模的內戰,只有美國站在公正立場出面調解,謀求和平。
   當今來說,美國還是對中國最好的國家。這個最好表現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上,它既是善意的,也是有效的,既不過於嚴厲也不過於放縱。一方面美國和中國建交,取消了經濟封鎖,實行互利貿易,使中國嚐到了甜頭;另一方面,美國又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批評中國當局作為專制國家的種種問題,使中國嚐到了苦頭。好就好在胡羅卜和大棒交替使用,使中國政府長進。美國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讓中國向著資本主義方向和平演變,就是好說歹說把中國拉向國際大家庭,這個目的是高尚的,偉大的,造福於中國和全世界的。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報答美國對中國的幫助和好意,但至少可以信守自己的承諾。
   
    *
   
    回到監房,對鄭自悟說要「上檢」了。案子由公安局轉到檢察院,行話叫「上檢」。又問他,「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很愛開玩笑的香港人這時嚴肅說,「也不一定,尤其是你的案子,有點特殊,不能按常理推斷。」
   一個星期後,上海中級人民檢察院的兩個穿制服的人果然來了。領頭的人大約四十多歳,白晳,斯文,沒有任何表情,好像電影裡的檢察官;另一個人是書記員,只顧埋頭記錄。
    檢察官問我,「你進入領事館做了些甚麼違法的事?」
    「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
    「那麼你在公安局預審的時候你有沒有說甚麼?」
    「我被抓進來後,第一次談話時,我就要求公安局向我解釋為甚麼抓我,他們不說,反而要我說。拘留證和逮捕證上也沒有任何說明,只有反革命罪四個字。根據中國法律,那是公安局在違法,所以我不必對他們說真話,他們不值得我信任。現在你們檢察院來了,我們第一次打交道,希望你們和公安局不同,能自覺依法辦事,所以我對你說真話。」
    那人二話不說,一邊把桌面上的文件很快放進公文包,一邊讓看守把我帶走。整個過程不超過五分鐘。走回監房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憶那個檢察官當時的表情,以及他的一舉一動,想找出他中斷訊問的真實想法。但由於我的經驗不夠,我無法判斷對方的真實意圖。
    我想,如果是一般的案件,被告上檢時翻供,檢方不會這麼快一走了之,他至少要勸說幾句呀。因為按我以常理推斷,翻供不但會給公安局添麻煩,也使檢察院頭痛。
   一種可能性:外面好像發生了甚麼事,所以檢察院希望我翻供,以便彌平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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