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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50第九章第二節「嚴打」還是亂打

第九章 上海第一看守所[1](1983.5~1984.1)
   
   第二節 「嚴打」還是亂打
   
   八三年的二月,上海的大街小巷到處都可以看到公安部發佈的捉拿「二王」的通緝令。公開通緝罪犯是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從來沒有過的現象。被通緝者是來自東北的王姓倆兄弟,其中一人曾是特種部隊的軍人。他們持槍殺人後流窜,沿途拒捕又殺死多人。看佈告的時候,站在我身邊的一個年輕人就稱讚「二王」是英雄。五月,又有卓長仁等人從沈陽劫持民航班機去了韓國。

   全國的社會治安情況的確越來越差。甚至傳說鄧小平的車隊在北京一個公園裡遭遇一伙流氓而不得不停下,鄧因此大怒,然後鄧決定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掀起一個不叫運動的運動。
   
   傳聞僅僅是傳聞,其實社會冶安差並不是鄧發起嚴打的主要原因或全部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鄧小平和陳雲在八二年關係惡化,鄧小平對彭真主持政法工作不滿意,也不放心,所以找個借口搶奪那一部分的權。
   當时,鄧的手下胡耀邦和趙紫陽已經分別掌握了政治和經濟大權,和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陳平分天下的盟約相比,鄧小平派已經占了便宜。但是鄧小平還不滿足,他希望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到他一人手中,他認為只有他是正確的,只有他的主意是高明的。在這一點上,他和唯我獨尊的毛澤東沒有太大的區別。
   為了奪彭真的政法大權,鄧小平想到了劉復之[2]。劉是鄧的老部下,對鄧唯命是從。鄧當年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時,劉當過鄧的幾年秘書,以後一直搞保衛工作。文革前期劉受過衝擊,七零年林彪事件後,他成為公安部核心領導成員,是當時最早復出的老幹部之一。七九年,彭真當了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鄧讓劉復之當了政法委的秘書長,因此鄧小平對彭真的一舉一動鄧都了如指掌。 
   八三年四月,鄧下令調劉復之擔任公安部部長,公安部是政法工作的重要部門,劉因而掌握了實權。在隨即而來的嚴打運動中,劉復之成了中共最瘋狂的酷吏。
   劉上任後向中共政治局請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調查部,並和公安部的反間諜機構合並成為新的國家安全部。[3]按理這樣的事應由中央政法委書記彭真向中央提出。而劉復之僅是公安部長,由公安部長提議成立安全部名不正言不順,是越權行為。這說明鄧小平已經不把彭真放在眼裡。
   七月,劉復之又在鄧小平的授意下,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呈報了一份有關當時社會治安惡化的報告。[4]然後鄧小平拿著這份報告大作文章,在風景美麗的休假地北戴河[5]發動了為期三年的全國範圍的「嚴打」運動。
   
   七月十九日上午,劉復之和彭真先後來到鄧小平的住處,鄧穿著草綠色軍便服和一雙皮底拖鞋從便門走進會客室。[6]
   寒暄幾句話後,鄧開門見山說:「你們這個文件不解決問題。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他翻著公安部的報告邊念邊說:「你們文章主要是這一段:『要求對各種犯罪分子和流氓團夥的骨干分子,收容審查一批、勞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辦一批。對嚴重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同時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飯,不該抓的堅決不抓,該從宽的堅持從宽,多做教育、疏導和預防犯罪工作,落實基層單位的公安保衛責任制。』」念到這裡鄧說,「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於你們後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當當的,就不能解決問題。」[7]
   鄧堅決要求嚴厲打擊刑事犯罪,他說:「為甚麼不可以組織一次、二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比如說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團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難搞清楚的。」「幾年了,這股風不但沒有壓下去,反而發展了。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嚴、不快,判得很輕。對經濟犯罪活動是這樣,對搶劫、殺人等犯罪活動也是這樣。」[8]「現在是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9]
   鄧還說,「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志冒了一句,說還要搞準。我說,沒有準不準的問題,經濟犯罪就是經濟犯罪,打砸搶的,搶劫的,殺人的,有甚麼準不準的問題?是下不了手!」[10]
   誰下不了手?當然是指前幾年負責政法工作的彭真。
   彭真在中共的地位曾經和鄧小平相當,但文革後彭真成了鄧的部下,他雖然心裡對鄧的批評並不服氣,但一時不敢當面反駁。彭真不是那種敢於犯上的諍臣。文革初期,毛澤東把他打成反黨集團的首要,他非但在表決時舉手贊成,還大聲和人爭論誰在歷史上對毛「第一個喊了萬歲」,以此來表白他是一貫拍毛澤東馬屁的。[11]彭真原是有媚骨的,文革中在秦城監獄坐了多年的牢,膽子更小了。
   社會冶安每況愈下不假,但說起責任,鄧小平的責任應該比彭真的責任還大。因為社會冶安不好的一個原因是不敢打擊,不敢打擊的原因不是因為警察同情罪犯。警察何必要同情罪犯?毫無道理。不敢打擊的真正原因主要是為了製造天下太平,歌舞昇平的假象,而這樣做的主要推動者和最大受益者是鄧小平集團。鄧小平上台後的八十年代初,官方的宣傳都是改革形勢大好,社會穩定,欣欣向榮,如果這時公佈社會犯罪率大幅度上昇,會被人懷疑動機有問題,和鄧小平唱反調,官場經驗豐富的彭真不能不考慮到這層。
   
   對鄧搞的「嚴打」運動,彭真有很大的顧慮,他擔心這樣搞會不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會不會發生新的冤假錯案?會不會變成搞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不再搞的。最關鍵的問題是嚴打會不會成為亂打?彭真坐了多年的牢,知道坐牢的苦,尤其對冤案有深切體會。但是彭真不敢當面反對鄧的意見,因為他知道鄧小平決心已下,一般人是說不動的,除非陳雲出面說話。
   但性格陰柔的陳雲此時卻保持沉默,五十年代陳雲和毛澤東發生矛盾時陳也是使用韜晦之計,不表態支持也不表態反對。陳雲有點灰心了。他身為中紀委第一書記,卻不管具體事務,其至連許多大事也不發表意見。陳雲一以貫之的原則是,說出來的話沒有人聽,那就不說。
   陳雲是一個有著東方式深邃智慧,修練入境的老人,榮華富貴對他來說已經是過眼煙雲,不稀罕了。
   這時,與陳雲來往比較多的只有李先念和姚依林少數幾個老朋友。平時,他呆在上海的書房裡,把自己深深地埋在那把舊藤椅裡。有一天有人來告訴他,鄧小平在背後說他,「占著茅坑不拉屎」,「看的批評幹的」,他也聽過算數,並不放在心上。他斷定鄧小平總有一天會遇到大麻煩,到時候還會再求著他。他會不會再幫鄧,就好像七八、七九年那樣,和鄧小平一齊推開葉劍英,拱倒華國鋒,解決寶鋼問題?他心裡的回答是否定的。這幾年來他越來越看清楚了,鄧小平是個忘恩負義的獨裁者。
   鄧小平和陳雲是兩種不同的人。鄧小平沒有坐過一天的牢,雖文革一時受挫但雄心還在。鄧和毛澤東在性格上有相通之處,做事的方法也很相似,所以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鄧小平是毛澤東最重要的助手,和毛的關係甚至比林彪還要親密。
   塑造鄧小平和毛澤東共同性格的是戰爭。戰爭時代的經驗,比如,集中力量打大戰役,一舉成功的思想方法在他們頭腦中,包括大多數中共領導人的頭腦中都根深蒂固。毛澤東一生的失敗始於五八年的經濟大躍進,他曾號召全民大煉鋼鐵、大辦公社,結果損失慘重,因此導致了中共高層的分歧和分裂。大煉鋼鐵、大辦公社是毛澤東的戰爭經驗在經濟建設上的表現,八三年的嚴打則是鄧小平的戰爭經驗在司法工作上的運用。
   但是戰爭對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和組織工作,身體又一直不好的陳雲來說,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戰爭就像窗外下雨,聽得到雨聲但淋不到頭上。他的性格和思想方式還是年輕時的地下工作環境形成的,並沒有因為衝衝殺殺、炮聲震天的戰爭而改變。
   鄧、陳兩人在性格和思想方法上的差異也和工作經歷有關,鄧小平一直充當主要決策者,衝在第一線,壓力大,而陳雲常常是副手,或旁觀者,最多負責局部工作。古語說的好,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
   
   八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文章針對犯罪分子說:「他們所以能夠在一些地方、一個時候逞兇肆虐、危害人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法公安機關對他們打擊不力。」於是敏感的中國人知道中共內部,鄧小平和彭真之間,又一次發生了意見分歧和權利鬥爭。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召開會議,作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決定,但在這次會上講話的不是彭真而是鄧派大將趙紫陽。
   鄧小平派陳丕顯坐鎮上海,主持中國南方的嚴打運動。陳是一個圓滑的官僚,也是胡耀邦的好朋友,當時在中央書記處分管政法工作。北京和北方的嚴打運動則由胡耀邦負責。彭真被完全架空了,他的話沒人聽,他自己也不想再幹。
   不久,彭真調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這個機構表面上類似西方國家的眾議院,但其實是對黨的決議予以形式上的認可,因此被人稱為「橡皮圖章」。
   彭真曾經這樣公開評論嚴打運動:「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和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是一場很復雜的鬥爭,能堅持下來並不容易。聽說現在還有人反映嚴打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大的一場鬥爭,說工作中一點問題也沒有,那是不可能的,會有這樣那樣的一些缺點失誤。我們要從根本上看問題。至於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改正就是了,有甚麼糾纏頭。」[12]
   彭真這樣說,表明他十分清楚廣大幹部和民眾對嚴打有怨怒之情,而他則裝著不支持那些反對意見。
   對於嚴打成果官方是這樣說的,「據公安部的統計:八零年全國立案七十五萬多起,其中大案五萬多起;八一年八十九萬多起,大案六萬七千多起;八二年七十四萬多起,大案六萬四千起。八三年頭幾個月案件繼續猛烈上昇,雖然後四個月開展了嚴打戰役,發案大幅下降,但全年總數仍達六十一萬多起,大案六萬五千多起。」[13]
   中國官方統計資料假的太多了。這裡八三年的立案數和大案數都和八二年相近,甚至八三年的立案數還比八二年少十多萬起,比八一年少二十多萬起;而且僅有立案數,故意迴避被抓捕人數。
   我多年調查後的結論認為,八三年被抓捕的人數[14],遠遠超過八十年代初的前幾年,全國估計在一百五十萬以上,上海在五萬以上。[15]嚴打運動從一開始就受到全國的反對和抵制,所以當局在數字上搞花樣,不讓人民知道嚴打的真實情況。
   
    *
   
   嚴打運動像龍卷風一樣席卷了整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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