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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48第八章第五節一分鐘後警察進來了

第八章 明天我被捕[1] (1982.11~1983.5)
   
   第五節 一分鐘後警察進來了
   
   小朱主動提議要去看看程麗萍,我嘴上沒說甚麼,心裡郤佩服她的氣度和寬厚。小朱第一次去程家,問我要不要買一點東西,比如食品或衣物,她自信對禮品的鑑賞力,挑選的東西程一定喜歡。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程仍然是我最親密的朋友,這樣的朋友用不著世俗的客套,況且我們的錢幾乎用完了。

   為了怕別人看見,我在程家附近觀察了一陣,覺得沒有可疑的人,才和小朱分開走進了那幢樓。
   我們事先沒有通知,程和她的妹妹開門見到我們,尤其是見到小朱,都有點吃驚。程立刻顯得很高興,她大聲地說,「真沒有想到你們會來。」
   屋裡的擺設唯一和我前幾次來不同的是,桌子的玻璃下鋪滿了我和程以前一起拍的照片。程的妹妹拉我到一邊,扮一個鬼臉說,「痴情女子負心漢,一點不錯。」
   我想解釋幾句,卻不知怎麼說好,想了一會說:「我們的關係不僅僅是感情上的,更重要的是,我們是一根繩子上拴的兩個蚱蜢。」
   她對我笑笑。我不知道她的笑表示聽懂了這句話的意思還是沒有。我估計墮胎的事她可能已經知道。
   程麗萍倒是胖了許多,臉色卻不好,以前那種青春煥發的樣子也不見了,她的表情呆板,憂鬱,即使笑的時候也給人一種凄慘的感覺。
   我們問了程的身體狀況,程說基本上沒有問題了,就是睡覺不好,經常做夢,精神不如以前。程希望我們在她家吃飯,還特別提到我以前曾經多次在她家吃飯。我們都明白她的意思。小朱立刻就說我們還有事,這次不了,以後有機會大家再一起吃飯。
   程說起她前兩天給曾月葵介紹的非洲朋友打了電話,問了曾的情況,想讓他們幫忙寄一封信給美國大學。這使我想起上次去蘇州,有秦林山的朋友交給我兩封聯係海外親友的信,因為怕警察郵件檢查找麻煩,所以託我帶到國外寄。於是我把信拿出來交給程,讓她也交給非洲留學生,程收了信。
    朱蓓莉十分讚賞和羡慕程家兩姐妹親密無間的關係,因為上海許多家庭都瀕於破裂,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中國原本是一個以家庭為基礎和以親情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國家,現在這個傳統正走向毀滅。
   
    *
   
   八三年的四月十五日,陰雲密佈,雖然已是春天,但不時吹來一陣陣寒風。那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我和朱蓓莉的婚禮宴席在黃浦江邊上海著名的賓館上海大廈舉行。
   宴席的費用近二千元全是父親出的。兩家的親戚朋友都來了,朱還叫了滬南服裝店的一些要好同事。我沒有邀請我的朋友,即使像中學的同學「老道」和崇明農場的鄔同事,我也沒有告訴。我的心情在大喜日子也像天氣一樣十分陰沉。
   我的父母對小朱加入我們家庭覺得滿意,尤其是父親,認為小朱不僅人漂亮,更重要的具有賢惠的品德。中國文化對妻子的行為品德有各種要求,賢惠是最重要的美德,被稱為賢惠的女人可以沒有文化,但性格必須溫和,順從丈夫,敬老愛幼,通情達理。
   父親也見過程麗萍,談過一次話,印象也不錯。這次婚前不愉快的事中,朱沒有大吵大鬧,能夠顧全體面,也給大家留下好印象。父母希望今後和我生活在一起,所以對媳婦很看重,如果小朱是個好媳婦,以後的日子會過得平安而且愉快。父親最怕的是有些市俗女人為了一些生活小事爭吵,鬧得家裡不安寧。
   文革以後,大多數上海市民對婚姻的看法越來越實在,把物質條件放在第一,內在的感情反而放在其次。物質條件包括結婚後可以居住的房子,以及漂亮的傢俱。
   按中國傳統風俗,男方要提供婚後生活住的房子和用的傢俱,而女方則負責操辦床上用品,幾條綢緞面的被子和幾套結婚的新衣服。中國社會一直是個重男輕女的社會,以往男的收入通常比女的收入多很多,但在中共建政以後,國家規定的男女工資都是一樣的,這樣在準備結婚方面,男方承受的壓力顯然要比女方大很多。
   房子在當時是稀缺物品,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因為沒有市場。除了極小量的房子屬於私有之外,絕大多數的房子屬於國家,實際操縱在中共各級組織手裡。為了分到房子和得到其它好處,大家都努力和中共幹部們搞好關係,誰也不敢得罪領導,這是共產黨的統治能夠維持的重要原因。
   八十年代初一套中等價格傢俱的價格是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而通常工資的百分之七十要支付日常生活,所以一個青年工人要買一套傢俱,必須省吃儉用五年以上,才可能存足錢。如果把男方必須承擔的其它費用算在一起,一個男性工人很難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工作十年之內結婚。
   
   我們的結婚在當時算是體面。上海大廈是上海頂級的賓館,相傳毛澤東來上海時也曾住過。滬南服裝店其它女工們的婚宴從來沒有在這樣高級的場所舉行。一些姑娘們圍著小朱,稱贊她的福氣,尤其對著私房和豪華的傢俱,更是羡慕不已。她們中的有些人雖然有了男朋友,但因為沒有房間而不能結婚。上海人對房間的要求並不高,只要能放下一張床,晚上能兩個人睡覺就行,但即使這樣的房間一般的人也得不到。
   但是,小朱家的人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我父母在酒席上和小朱的母親僅僅說了一句應酬話,而且,父母一直沒有去過朱家看望朱的母親,難怪朱家人覺得我家看不起他們。
   婚禮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鬧新房,由參加婚禮的朋友和親屬想出各種主意,比如要求新郎新娘同時吃一塊糖,吸一支煙,當眾接吻,唱歌等等,來營造熱鬧的場面和喜慶的氣氛,通常這算是婚禮的高潮。但是朱家的兄弟姐妹都沒有參加鬧新房,只有一些小朱最要好的同事在宴席後去了我們家看新房。大家知道我的性格,雖然隨和但是個讀書人,不喜歡開庸俗的玩笑。我父親更是十分嚴肅,平時都難得一笑。所以鬧新房的一場就免了,大家走馬看花參觀新房。
   十幾個人一來,房間立刻就顯得十分擁擠,比較引人注目的是亮得耀眼的傢俱以及床上少得出奇的新被子。
   許多新婚夫婦在新房裡放多至十條以上的被子,然後讓大家參觀,以顯示女方娘家的富有,也有不讓男方婆家輕視的意味。小朱原來打算準備六床被子,在當時已經算是最少的,但我不喜歡這些舊俗陋習,反而認為這是低級趣味。我的原則是有用就行,小朱聽了我的話,準備了四條。新房佈置時還把兩條放進了柜子,床上只叠放了兩條被子。其實兩條都是多餘,我們日常合蓋一條,之所以放兩條是尊重習俗。中國的傳統中有一種對數字的迷信,認為所有結婚物品的數字必須是雙數,象徵男女成雙作對,否則就是不吉利。
   看了新房內的佈置,大家回到樓下,一些人擠坐在沙發,也有一些人站著。這時小朱給各位倒水沏茶。茶葉是上好的,父親的一個朋友送的。沸水倒進茶杯時,茶杯突然呯地一聲爆裂,水洒了一地,幸好小朱沒有燙傷。
   這是茶杯的質量有問題,受不起一下子的髙溫。如果先用少量開水晃一晃可能就沒問題。也許小朱那天忘了。誰也沒有說甚麼。然而迷信的中國人都明白,這事發生在新婚之夜,是個不吉利的兆頭。預示著我和小朱的婚姻會像這個茶杯一樣破裂。
   
   我沒有把結婚的日子告訴程麗萍,程倒是問起過我甚麼時候結婚,她說她也想參加我們的婚禮。
   結婚之後,我打電話給曾月葵介紹的非洲留學生朋友,他們說程麗萍沒有給他們甚麼信。這使我大為吃驚,我擔心的不僅是信的下落,而是擔心我和程聯盟的破裂。
   正在這時,溫定凱來我家找我,他告訴說,程麗萍說我的帳目可能不清,有些東西的價格有差錯。程曾經做過帳,也幫我賣過一些貨,所以在旁人聽來,她是了解情況的。
   我假裝很生氣的樣子,說:「怎麼可以信她的話,你都知道我和程麗萍分手了,所以她故意造謠。」
   溫顯得很冷靜,「那麼甚麼時候你把商品清單搞好,由我來核對一遍。」
   我說沒問題。
   現在我稍稍放心,程正在按照我的意思在辦事。至於信的下落,我想過幾天去問她,不管怎樣,我要給蘇州秦林山的那位朋友一個交代。但是要和程聯係並不容易,因為我們要給除了小朱和程的妹妹程麗敏以外的其他人一個印象,我和程的關係完全破裂了,反目為仇。打電話是絕對不行的,因為程家附近的公用電話早已被警方監聽,唯一的辦法是讓小朱晚上偷偷地去程家。
   剛剛結婚幾天,我怎麼對朱蓓莉開這個口呢?她一定想如何忘掉這段慘痛的回憶。
   
   *
   
   結婚是件大事,完了以後小朱開始做她認為必須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動員我去學校分配的單位,上海第十百貨商店報到上班。她以常理看待一切,丈夫必須去上班,這樣家庭才有穩定的基礎。婚前的一些煩惱好像是揉縐的服裝,現在她作為新主婦,要把縐巴巴的地方全部熨平。
   我從八三年一月份被學校分配後就一直沒有去報到。我很快就要被捕了,何必去一個新單位報到上班呢?我想沒這個必要。
   四月上旬,在報上看到中國對美國政府接受胡娜政治庇護表示憤怒的消息和葉驪發在三月份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新聞。那時我擔心自己連婚禮都參加不上,但是,直到婚禮結束,我卻沒有遭到逮捕,連身上的毫毛都一根沒有少。
   我開始懷疑自己推斷錯了,或許中方不想用我們作為報復美國的籌碼,或許鄧小平比較理智,對胡娜案的報復僅僅限於表面的停止文體交流活動一段時期而已。
   
   開始到處打聽,想看一看倒底這是怎麼回事。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二月份彭真領導的中共政法委有個文件,要肅清幾種社會不安定因素,其中第一種人就是和外國人士來往的反革命分子。我想這可能就是指的我。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在南京路上偶然碰到我的一個同班女同學,她被留在學校當教師,知道學校的一些情況。她第一句話就問我,你有沒有去新單位報到上班?我說還沒有。她立刻叫了起來,「你怎麼還沒有去上班,怪不得公安局來學校問你的情況。他們要學校派人勸你馬上去新單位報到。」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警方遲遲不抓我的原因。因為中共有個規定,除非證據確實,否則不用司法手段對付大學生。中共的另一個規定是,一個人的社會身份由擋案所在的單位決定。我還沒有到永安公司報到,我就還是財經學院的人,我的檔案還在學校裡;一旦我去報到,我就是永安公司的職工。中共認為抓大學生和抓職工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事。警方就是準備等我報到以後才抓我。
   第二天我就去了永安公司報到,永安公司是上海名列第二的大型百貨公司,以前是上海富豪郭家的產業,六十年代改名為第十百貨商店。
   穿過商場十分寬敝的大理石走道,走過一層又一層黃銅鑲嵌的樓梯,我走進五樓的黨委辦公室。想不到的是接待我的居然是我崇明農場十七連隊的陳指導員。她以幹部的身份調到上海商業一局工作了。我已經有八年沒有見她了,她人還是老樣子,沒有一點官架子,只是眼角有了一點縐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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