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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44第八章第一節拜訪王若望

第八章 明天我被捕[1] (1982.11~1983.5)
   
   第一節 拜訪王若望[2]
   
   「你想見見王若望嗎?」有一天程麗萍笑嘻嘻地問我。她說王若望的女兒也在我們學院讀書,住在她的隔壁宿舍,如果我願意見王若望的話,她可以去和王若望的女兒說。

   「好呀。」
   我想見王若望有兩個理由,一是我尊敬他,七九年的幾件事,使他成為上海高層異議運動中的著名人物;二是我為傅申奇民刊寫的那篇文章,一直沒有讓人看。我自以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可惜傅申奇看不懂,所以一直想讓高水平的人看看,聽聽意見。
   我很早就知道王若望的大名,因為他是上海作家中光榮的右派分子。
   文革初期,我曾經到離家不遠的上海「文聯」去看大字報。當時那裡正在開批鬥會,一批受難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都是男的,王若望也在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白髮蒼蒼的詩人蘆芒。在瘋狂的口號聲中,紅衛兵們命令他彎下腰低下頭,但他不肯屈服。頭被按下去又抬了起來,幾次三番,氣得紅衛兵嗷嗷大叫。我沒有再看下去就離開了,因為我知道接下去會發生甚麼樣的事。一個文質彬彬的詩人,一個受人尊敬的作家,會被當眾侮辱和毆打。我不敢聽打耳光發出的清脆的啪啪聲,更不敢看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被帶銅頭的皮帶毒打,躺在地上發出痛苦呻吟的樣子。
   
   文革後我又注意王若望,是因為七九年第一期的《收獲》文學雜誌上登了他的中篇小說《饑餓三部曲》。那期《收獲》印了創紀錄的四十多萬冊。我們班上有位同學買到一本,好多同學都問他借。學校圖書館有各種雜誌,但這一期的《收獲》因為這篇文章而被人借了不還。
   那篇小說的確寫的精彩,震撼著每一個讀者的心靈。它是王若望於不同歷史時期坐牢的真實回憶。它的文字生動樸實,可能是王若望文學作品中最好的。這篇小說一下子在全國掀起了一股王若望熱,王因此成為和劉賓雁齊名的民眾最喜愛的作家,從此有了南王北劉的說法。
   但是仔細分析的話,王若望和劉賓雁在作品思想深度上還有一些差距。寫中國的監獄,把共產黨時期和國民黨時期相比,讓讀者知道共產黨比國民黨更黑暗更殘酷,王若望是中共政權下第一人。劉賓雁寫共產黨政權下的貪污腐敗,因為國民黨也有貪污,所以人們的印象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一樣壞。王若望思想的深刻性來自他獨特的悲慘遭遇,他不但五十年代當了右派,而且文革中又因思想言論坐牢,而劉賓雁畢竟沒有坐過牢。
   
    那時候我們經常談論王若望,但是,我們最津津樂道的卻不是《饑餓三部曲》這部小說,而是關於王若望在七九年遇到的兩件事。這是不公開的內部傳聞,但上海知道這些事的人並不少。毛頭阿姨、右派剛脫帽的大姐夫,還有我的一個朋友梅,他的父親是上海著名畫家,都在傳說這件事。
      第一件事,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現一篇題為《歌德和缺德》的文章,文章認為中國的作家應該對中共政府歌功頌德,誰要是揭露社會的陰暗面,誰就是缺德。王若望撰文反駁,題為〈春天裡的一股冷風〉,先刊於《光明日報》,後又轉載於《人民日報》,轟動一時。社會輿論都表示支持王若望,一些作家也講話聲援。我們當然是王若望最堅定的支持者。從此「歌德派」和「歌德派文學」在中國成了貶意詞。
   被批者不服,寫信給胡耀邦。胡打圓場說:「王若望是我黨的老近衛軍戰士,他的批評失之於尖刻,你們不必計較,而《歌德和缺德》那篇文章是確實不符合三中全會的大方向。」
   「近衛軍」的說法可能源自俄國小說《青年近衛軍》,意指黨內最忠勇的一批年青人。王若望當時已上了歲數,而且黨內資格老,所以胡稱之為老近衛軍。這話出自當時的政治明星胡耀邦,不但對王若望是很高的榮譽,而且也說明胡耀邦的好惡。
   王若望一九三三年參加中共活動,三七年參加中共,在黨內的幹部級別是十一級。當時在中共幹部中,這樣的老革命已經不多了。
   第二件事,七九年九月,王若望有一篇文章〈談文藝的無為而治〉發表於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上。這篇文章也十分大膽,又一次表現了王若望的遠見卓識。文章表面批評當時文藝界存在的諸多禁區陋規,其實卻是批判作為中共文藝經典的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其結論是文藝應該實行「無為而治」,也就是要求中共不要干預文藝。
   像這樣的文章,膽小怕事的《紅旗》主編熊復原來是不會登的,但是因為胡耀邦前不久曾稱讚王若望,讓他聯想到王的背後是胡耀邦,胡的背後又是鄧小平,所以熊復最後還是刊登了。時任中共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立即很不高興,因為他一直代表黨管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的工作,不要黨的領導就是不要他的領導,就是否定他的權威。而且從歷史上說他和許多中共幹部一樣都是靠毛澤東思想起家的,他們的歷史和經驗都於此緊密相聯。
   胡喬木想用黨內通報的老辦法,報上不公開批評,然後脅迫王若望在一定範圍內作檢查。這事又請示胡耀邦。胡指示:「不必公開批評,不要作者檢討,《紅旗》是我黨的機關刊物,由黨中央的機關報認錯沒有先例,影響也不好,作為一家爭鳴,讓他去鳴,好在問題不大。」
    這個指示保護了王若望,一場風波就這樣平息,胡喬木也沒有辦法。鄧小平沒有說話,因為他那時對胡耀邦十分相信。而按鄧小平以後用於電影《苦戀》的標準,王若望的這篇文章一定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作。
   
    *
   
   王若望是常州人,常州位於江蘇省南部,離上海不遠,是個富庶的地方,歷史上出過一些名人。
   王若望出生在一個四世同堂有幾十口人的大家族。他家開了一家兼賣米和柴的商店,經濟上不算太富裕,但也不算貧窮,是小康人家。後來這個大家族分家,王若望的父親分到五亩地。按中共四九年農村按土地資產的多少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在未分家時,這個大家庭就是地主成份,在分家後,王若望的父親算是富農。
   他的曾祖父被清朝未年造反的農民起義軍──太平天國的軍隊殺死。他的父親是農村小學校的教師,當時中國的教育還不普及,那所小學校只有王若望父親一個教員。他是個很聰明的人,上課時他要教所有課程,從語文、算術、音樂到圖畫。對王的童年影響最大的還有他的大伯父。大伯父是個按方位地理預測吉凶的風水先生,鄉民們遇到婚喪喜慶都要請他去,所以在當地也受到大家尊敬。大伯父人很能幹,會很多手藝。在他祖母生日時,他特意製做了一根龍頭拐杖,龍的眼睛是活動的,而且還會亮,龍嘴裡含著一顆核桃。
    王若望起先在他父親擔任教師的鄉村學校裡讀書,以後又轉到一個比較正規的師範學校。他主要的教科書是傳統的《朱子家訓》,講的是孔孟之道。因為一件小事,王被學校開除。王沒辦法只能報名去上海一家藥廠當學徒。這時,他的當過秀才的外祖父教訓他說,「做工只不過是引車買漿之徒,仁義道德才是做人根本,你可要特別謹慎小心,不要辱沒了世代書香的外公家。」
    十五歲的王若望來到繁華的大上海,舉目無親,生活、工作全靠他自己。在藥廠他求知欲很強,為了晚上讀書而不影響別人睡覺,他在一個大木箱裡點了一根蠟燭,然後躺在裡面看書看到天亮。
   一九三七年,上海發生了抗日的淞滬戰役,中國人群情激奮。王若望也十分活躍,他參加了中共的青年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共的文化團體「左翼作家聯盟」。遵照上級的命令,一方面他給報刊寫議論時局的雜文和詩歌,另一方面又去散發傳單和煽動工人反抗政府。他做學徒時每月的薪水是五元錢,參加中共地下黨活動後,中共組織給他每個月九元錢。中共從建黨開始,十多年的經費主要來自俄國共產黨。
    一年多以後,王若望因為這些活動被捕,被判十年徒刑。四年以後,因為抗日戰爭的爆發,國民黨和共產黨決定合作,王若望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國民黨政府釋放。這之後,王若望去了延安和山東,主要工作是搞壁報,即編輯一些文章貼在墻上讓大家看,他自己也寫了幾篇要求黨內有更多自由的短文。因此他被懷疑為「反黨分子」,差一點被殺頭處決。幸好那時的山東軍區的領導英明,及時救了他一命。這使王若望深刻認識到中共的殘酷無情,也認識到中共控制地區並沒有中共宣傳所說的民主和自由。但尚未意識到他的文章是在爭取言論自由,所以和中共的專制政治發生了衝突。他對這些打擊並不後悔,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那信念就是為人民的利益說話是一個革命作家的光榮職責。
   
    四九年,王若望隨著勝利的中共軍隊來到上海,先後擔任上海宣傳部門、工會的官員,以及一個大廠的黨委書記。這一時期是王若望一生中最安定的時期。五五年他參與了批判胡風的運動,寫了幾篇官式批判文章。在王若望的晚年,他對這件事感到後悔。
   批判胡風後沒過幾年,適逢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王若望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成為和胡風一類的共產黨的敵人。王若望認為這事和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有關,因為他們在延安時期因為生活上的問題有些過節。
   但是王若望的這種懷疑,仔細分析起來理由不是很充分。
   王若望的單位──上海「文聯」名義上是上海的作家團體,但實際上它的成員都是些不同程度的紅色作家。有的是來自中共隊伍的文人,王若望就是一個例子;有的是以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左翼文學青年,還有就是由原來中間立場轉為親共立場的作家。反共的、和國民黨有關係的作家,以及不關心政治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初期都已進了監獄或停筆改行。在那些紅色作家中,大家經過四九年後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批判胡風後,也都噤如寒蟬。在他們的思想中,再也沒有自由創作的概念和要求。上海文壇一片沉寂,像沙漠一樣毫無生氣和綠色。
   巴金和茅盾都是上海三十年代優秀作家,那時也失去了創作的熱情,偶爾寫一點小文章,以完成上級交代的政治任務。當時在上海文壇舞文弄墨的都是中共的文痞和打手,最著名的就是後來成為四人幫的張春橋和姚文元。
   王若望當時是中共官員,對來自中共方面的危險不甚在意,因此聽信了毛澤東的話,以為中共真的鼓勵人民批評中共的錯誤缺點。在短短一個多月內,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報刊上發表十多篇文章,公開揭露宣傳部門說假話和壓制言論自由。結果被戴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和公職,罰往農村勞改。
   毛澤東對右派分子的定義是向黨進攻的知識分子,不發一言的人不會成為右派分子,所以右派分子只能在發言和寫作的人中去找。如果當時許多人都在寫作,都在批評當局,柯慶施選中王若望而不選中別人,可能是柯慶思挾嫌報復,但情況不是那樣,多數人都不寫作,或僅作頌辭,所以柯慶施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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