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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新立異 見仁見智---評《梟雄與士林》

   李劼新著《梟雄與士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演變和文化滄桑》(晨鐘書局,2010年4月出版),洋洋30萬言。內中不少一家之言,引人注目,兼富爭議。

   開篇的代序《本鄉本土上海本地人》,便作驚人之語:

   “若要將高尚與上海本地人聯到一起,首先想到的就是杜月笙。”“杜氏手中的權柄固然不及蔣氏,然其政治智慧,卻遠在蔣氏之上。倘若當年是杜氏而不是蔣氏執掌天下,那麼中國後來的歷史,有可能截然不同。從境界上說,蔣杜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此類驚世駭俗的斷語,在全書中,幾乎比比皆是。一針見血 痛快淋漓

   總體而論,作者以明快的語言,概述近百年神州大地上演的政治活劇,可讀性極強。而“上篇”的一大特色,是聯系政治與經濟環境,從文化的角度切入,著重於話語權力及權力話語的構建。其中,對斯大林、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分析頗有新意。

   作者指出作為“新沙皇”的斯大林是個國家主義者,只注重為其治下的蘇聯帝國謀利益。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無非都是幌子罷了。而毛澤東則注重個人權位,他不僅繼承秦始皇等封建帝王的衣缽,還借助於將歷代幫會傳統發揚光大,流氓習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心狠手辣口蜜腹劍,青幫出身的蔣氏望塵莫及。毛尤其善于占据话语高地,諸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之類,富於煽動性而又易懂好记,與傳統文化水乳交融,紮根民間,深得人心。至於鄧小平,作者為之畫像也相當傳神。鄧、毛之間的相反相成,固然有別於毛、周的君臣定位;也迥異於鄧、胡、趙的三角關係。

   但作者標新立異,顛覆傳統定論,固然勇氣可嘉,卻往往失之論證欠周,有武斷之嫌。尤其對孫中山、蔣介石和杜月笙之為毀為譽,似難令人信服。孙蔣功績不容抹殺

   書中謂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指的是20年代“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作者将当时存在的“军阀割据”称之为“地方自治”,并颂扬之曰:

   “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

   以上的立论貌似有理,但由于“联省自治”实际從未出现,故以此否定孙中山发动的北伐,进而对之横加指责,理據不足。不管孙氏本人的民主思想素养如何欠缺,其“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如何存在弊病,整体上民国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却是不争的事实。作者从根本上全盘否定孙的功绩,大肆抨击其个人品格,视之为政治流氓,顯然流於偏激。 說到蒋介石,其完成北伐有利于国家建设,坚持抗日直到胜利均功不可没,堪称民族英雄。杜月笙雖具民族大義,毀家紓難以助抗戰,但其地位作用根本無法與蔣同日而語。僅以品格而論,贬蒋而揚杜亦不可思议。

   春申杜氏 豈足為訓

   眾所周知,杜作為浦東一介目不識丁的窮家小子,自投靠上海法租界青幫頭子黃金榮始,以販賣鴉片起家。1927年“四•一二”蔣發動“清黨”,杜誘殺中共工運領袖,血洗上海灘。至40年代中的重慶時期高踞全國黑幫之首。其發跡史能和“高尚”沾邊嗎?書中卻對之讚揚備至,甚至將毛拉出來與之作對比道:

   “要說到《東方紅》和杜月笙的區別,應該在於,一者是獨霸天下,一者是協商分享。……杜月笙的脫穎而出,不在於比別人更流氓,而在於給對手留余地。在一部晚近中國歷史上,杜月笙是極少數懂得互利雙贏的政治家之一。”

   筆者魯鈍,實在無法將黑幫老大與政治家相疊影,更無法想像杜氏可以成為當時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眾望所歸的元首。至於書中引述章太炎、楊度、章士釗等學界泰斗或政界名人對杜氏的褒揚,那僅屬一面之詞。二章一楊均曾受惠於杜,甚至寄食於其門下,思恩圖報,人之常情,何足為據?

   與此相映成趣,書中大贊楚國貴族春申君黃歇,將其樹為“不設防”及臨危不懼處變不驚之楷模。而據在下閱讀《史記》的印象,四公子中春申君的“人氣”遠低於孟嘗君與信陵君,死得尤其窩囊。《春申君列傳》末段云: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黃歇行前不聽賓客朱英警告的“無妄成災”以致遇害,這恐怕只能表明其迂腐或者自視過高,而並不能歸之於坦蕩高尚,更非什麼臨“危”不懼的樣板。

   旗幟鮮明 標舉自由

   該書“下篇”题为:“人文图景 精神光谱”,内分五章,其中第五章又分12节,分别论及章太炎、梁启超、梁济、辜鸿铭、林琴南、熊十力、梁漱溟、钱穆、新月派诸子、钱钟书、施蛰存、林昭、顾准、高尔泰、朱光潜和李泽厚。

   貫串於“下篇”各章的,是陳寅恪畢生治學所秉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稱陳獨秀、胡適二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樹陳寅恪、王國維二位為頂級學術大師,對四人贊譽有加。此外,一大特點是对周氏兄弟的全人作認真的解剖。作者寫道:

   “鲁迅小说和鲁迅文章,是白话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鲁迅小说提供了一种文学景深,鲁迅的思想展示出批判者的大家风采。鲁迅的贡献,与陈独秀的思想开拓,胡适之的学问成就,周作人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构成新文化运动四大最具实质性的栋梁架构。”但他也尖銳地指出: “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就像毛泽东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现。实质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别一种说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鲁迅和毛泽东,则扮演大众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样的君临天下。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魯迅失態 氣量狹窄

   有關魯迅的為人,書中多所論列,限於篇幅,謹錄其三。一是兄弟失和,作者認為:“《阿Q正传》里的种种丑陋,既是民族的,也是鲁迅自己的。阿Q尚且敢向吴妈求爱,鲁迅连直面自己爱情的勇气都没有。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在爱情面前的失态,在婚姻面前的进退失据。假如当初鲁迅敢抗母命,跟自己所喜欢的日本房东女儿结婚,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是非。……好在周作人是祥和的,慈悲的,虽然表示断绝来往,却不与兄长计较。”周作人那封斷交信是這樣寫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兩相對比,品格高下立判。二是女師大倒楊蔭榆事件。書中寫道:“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作者指出:“杨荫榆女士乃民国时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庄、持重敬业的优秀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抗戰之初,楊“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三是托派陳其昌致函魯迅,遭其痛斥謂:“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這位陳其昌後來“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作者就此評論稱:“(陳其昌)因为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这与鲁迅拿着国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着红色的山大王,烧着斯大林苏联的高香,骂着看不顺眼的同行,无疑是不可等量齐观。也许鲁迅对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陈其昌后来反驳他的回信公之于众,而是悄悄压入箱底。再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联系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把日本军队拖进中国战场任其肆虐的险恶,深刻的鲁迅,顿时变得肤浅透顶,并且不免有助苏为虐之嫌。而天真的陈其昌,却无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图的障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家不想查证住在日租界里的鲁迅跟内山完造、日本军医须藤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迅反倒诬陷起了别人拿日本人的钱。要说汉奸,得有实据。然而要说亲日,周氏两兄弟全都当仁不让。”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大文豪魯迅也一樣。顯然作者無意“唱衰”魯迅,只是按照魯迅自己提倡的文學批評的辦法:“好處說好,壞處說壞”;而且顧及被評者的“全部作品”之餘,也顧及其“全人”。說歸齊,該書很值得一看,無論讀者同意其觀點與否。(2010-5-14)修訂,首發於《開放》雜誌5月號,題目改作:《備受爭議的佳作---評《梟雄與士林》》

(2010/06/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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