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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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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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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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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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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来源:民主中国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他逐下宝座。
   ——柏杨《读通鉴•论历史》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七年间先后五次去医院看望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季羡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荣,大概正是那些做梦也要当帝王师的文化人的最高理想吧。温家宝固然要通过探望老知识分子的方式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去探访什么人,却经过精心的斟酌和挑选。他是不会去探访蒋彦永、丁子霖、刘晓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那么,他们器重的是那些人呢?首先,当然是科技方面为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士,比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钱学森;其次,就是在文化上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的人士,季羡林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也最积极主动地与当局合作,于是就成为不二之选。冉云飞在《季羡林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如此分析说:“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可谓一语中的。
   温家宝前后“五顾季庐”,除了完成其“职务性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他本人对季羡林的“个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羡林,温家宝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温季之间谈笑风生,十分投机,预留的时间都大大“超支”。季羡林去世之后,有记者整理出一篇题为《总理与一代大师:温家宝与季羡林之间的情缘》的报道,详细记载了温季两人的几次谈话。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温季两人确实是“气味相投”,他们对许多话题都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伪善”,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对“忘年交”。

温季如何“惺惺相惜”


   温家宝第三次探望季羡林的时候,对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文章的好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家宝喜欢季羡林的文字,当然无可厚非。但硬要说季羡林的文字“耐读”,显然是过誉了。季羡林的文字像白开水、像小学生作文,可以说浅显和朴素,但确实不耐读,我约略扫一遍便读不小去了,也真佩服总理阁下可以读好即便,可谓耐心非凡也。
   当季羡林撒娇式地感叹“我这一生几起几落”的时候,温家宝接着话题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家宝难道不知道:季羡林的“困难”是谁造成的呢?是谁将季羡林投入“牛棚”的呢?还不是你们这个党吗?当人民和国家被党用武力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只能乖乖地为党服务、甚至遭到党的“误解”也要甘之如饴。如果将温家宝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奴隶,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将党当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会见中,季羡林与温家宝探讨了“和谐”的话题。季羡林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这番对话,互相掉书袋,却空洞无物。
   下一次见面时,温家宝又给季羡林戴上一顶高帽子,他说:“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季羡林的建议经过温家宝的中转,居然成了中央全会决议的一部分,作为帝王师,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我却质疑:中共连外部的社会的和谐都无法实现,哪有能力来管人自身的和谐呢?中共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病根和最不和谐的因素。温家宝和季羡林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呼吁人的道德伦理的回归,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吗?
   下面的这番对话更是互相吹捧——季羡林对温家宝说:“现在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平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则深有感触地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常常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状的温家宝,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贴心人。但是,难道是国人强迫或选举温家宝们当国家领导人的吗?用一句俗话说,你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国家主义的魔咒几时可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羡林遂充当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羡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羡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羡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权吗?他也曾在八九民运中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死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羡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羡林说:“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羡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羡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羡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羡林认为灾难对自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们,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季羡林当年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羡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

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官方最热衷于打造道德完人。季羡林乐于被温家宝当作圣人、乐于被共产党塑造成圣人。温家宝与季羡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一次,温家宝特意带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温家宝说:“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说:“对,‘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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