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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来源:民主中国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他逐下宝座。
   ——柏杨《读通鉴•论历史》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七年间先后五次去医院看望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季羡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荣,大概正是那些做梦也要当帝王师的文化人的最高理想吧。温家宝固然要通过探望老知识分子的方式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去探访什么人,却经过精心的斟酌和挑选。他是不会去探访蒋彦永、丁子霖、刘晓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那么,他们器重的是那些人呢?首先,当然是科技方面为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士,比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钱学森;其次,就是在文化上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的人士,季羡林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也最积极主动地与当局合作,于是就成为不二之选。冉云飞在《季羡林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如此分析说:“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可谓一语中的。
   温家宝前后“五顾季庐”,除了完成其“职务性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他本人对季羡林的“个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羡林,温家宝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温季之间谈笑风生,十分投机,预留的时间都大大“超支”。季羡林去世之后,有记者整理出一篇题为《总理与一代大师:温家宝与季羡林之间的情缘》的报道,详细记载了温季两人的几次谈话。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温季两人确实是“气味相投”,他们对许多话题都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伪善”,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对“忘年交”。

温季如何“惺惺相惜”


   温家宝第三次探望季羡林的时候,对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文章的好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家宝喜欢季羡林的文字,当然无可厚非。但硬要说季羡林的文字“耐读”,显然是过誉了。季羡林的文字像白开水、像小学生作文,可以说浅显和朴素,但确实不耐读,我约略扫一遍便读不小去了,也真佩服总理阁下可以读好即便,可谓耐心非凡也。
   当季羡林撒娇式地感叹“我这一生几起几落”的时候,温家宝接着话题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家宝难道不知道:季羡林的“困难”是谁造成的呢?是谁将季羡林投入“牛棚”的呢?还不是你们这个党吗?当人民和国家被党用武力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只能乖乖地为党服务、甚至遭到党的“误解”也要甘之如饴。如果将温家宝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奴隶,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将党当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会见中,季羡林与温家宝探讨了“和谐”的话题。季羡林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这番对话,互相掉书袋,却空洞无物。
   下一次见面时,温家宝又给季羡林戴上一顶高帽子,他说:“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季羡林的建议经过温家宝的中转,居然成了中央全会决议的一部分,作为帝王师,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我却质疑:中共连外部的社会的和谐都无法实现,哪有能力来管人自身的和谐呢?中共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病根和最不和谐的因素。温家宝和季羡林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呼吁人的道德伦理的回归,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吗?
   下面的这番对话更是互相吹捧——季羡林对温家宝说:“现在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平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则深有感触地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常常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状的温家宝,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贴心人。但是,难道是国人强迫或选举温家宝们当国家领导人的吗?用一句俗话说,你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国家主义的魔咒几时可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羡林遂充当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羡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羡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羡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权吗?他也曾在八九民运中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死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羡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羡林说:“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羡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羡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羡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羡林认为灾难对自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们,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季羡林当年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羡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

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官方最热衷于打造道德完人。季羡林乐于被温家宝当作圣人、乐于被共产党塑造成圣人。温家宝与季羡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一次,温家宝特意带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温家宝说:“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说:“对,‘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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