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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铁磨铁》序:读友
·网络上下的“杀人”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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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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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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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来源:民主中国
   “六四”像一根刺一样,嵌入我的身体和灵魂之中。我没有能力将这根刺拔出来,但我愿意用我的血肉滋养它。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认识了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们,认识了上书呼吁为“六四”正名的老军医蒋彦永,认识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包公”包遵信老师……我意识到,那一天我从不曾缺席,那一天于我是有份的。丁子霖老师死难的儿子蒋捷连仅仅比我年长一岁,如果那时我生活在北京的话,死去的那些孩子当中会不会也有我呢?所以,我也是一名“天安门之子”。

谁在帮我捍卫“六四”的记忆?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阳光灿烂的周日,我正准备出门去教会做礼拜,忽然接到派出所民警老李的电话。老李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接到命令,从现在起,你出门由我们负责接送,原因嘛,你自己也知道。
   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享受专车接送、保镖陪同的待遇。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经常遭遇到跟踪、监视、电话被窃听、电邮被偷看的事情,但专车上门服务的待遇始于奥运会。此后,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此种服务便不由分说地送上门来。这笔开支当然是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的一部分。

   这一次,国保们再一次兴师动众,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我一拍脑袋才想起来:原来,那个日子又临近了。去年,也在在那个日子之前的一周,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了!
   那个日子,那个杀人的日子,那个凶手恨不得从日历上抹掉的日子:“六四”。我真要感谢党和政府,每一年他们总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与你有关。再没有比国保跟尽忠职守的记忆的守护神了。
   其实,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在成都远郊的一个县城里,刚刚完成初中毕业考试。我没有亲历屠杀的整个过程,只是与父母一起在收音机前倾听千里之外的子弹的呼啸、伤者的呻吟以及逃亡者的哭喊。尽管从那一个夜晚开始,我过早地成熟了;但是,严格地说,我只是“六四”的旁观者和迟到者而已。
   作为一名精神意义上的幸存者,我必须为“六四”写作,必须为捍卫记忆和历史而作。当凶手依然趾高气扬地君临天下的时候,这种选择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我的写作迈过那条“红线”之后,我开始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任何一篇作品,我的名字成了被网络审查软件自动删除的“敏感词”,我的电话有另一双耳朵在监听,我的家门口出现了便衣游荡的身影……即便如此,我不会向一个杀死人的身体还试图杀死人的灵魂的政权屈服。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杀不死人的灵魂的。
   人不能被随意杀戮。在许多地方,这却是一个被放逐的常识。在回顾二十世纪的欧洲的时候,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指出:“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六四”就是我们的奥斯威辛,就是拷问我们的良知的尊严的标尺。刘晓波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与抗争,以及此后将承受的十一年监禁的苦难,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一天。
   在这个离“六四”还有六天的日子里,派出所的民警老李开车送我去教会,我坐在轿车的后排位置。副驾驶上坐的是一个外表斯文、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大概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手上还拿着一本新东方的托福单词手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知道二十一年前的“六四”那天发生过什么吗?他知道刘晓波和丁子霖的名字吗?那一刻,我想向他朗诵刘晓波入狱前夕写的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诗句:
   年轻的亡灵
   相信母亲吧
   母爱是火
   即使熄灭了
   也会用灰烬兑现诺言

“六四”这天,国保陪我去图书馆


   离“六四”越近,护送我的保镖便越多。从六月三日开始,只要我一出门,便有三个跟班如影随形。除了派出所的老李负责开车之外,同车的国保从前几天的一名增加到了两名。
   “六四”到了,早上起来为天安门母亲和刘晓波祷告,愿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早日降临这片背弃神的徒弟。然后,我又要出门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了。与昨天一样,早上九点我来到楼下,与三名护卫一起出发。一介书生去一趟图书馆,也能享受如此优待,只差前面没有安排一辆警车开道。
   享受三个保镖一路护送的待遇,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在中共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中,这大约达到了“部级待遇”的标准。即便是温家宝亲自探视过多次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去图书馆查资料的待遇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感谢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了我上图书馆的交通问题。
   九点半抵达首都图书馆,我进入社科图书阅览室,两名国保寸步不离。一名国保就坐在我的对面,居然选了一本名叫《法治不是童话》的书认真阅读起来。此时此刻读这本书,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出现在这里,就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的活生生的证据。他大概是中国最幸福的国保了,到图书馆看书还可以领工资。
   我找到一本名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的著作,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言论必须不断自由,政府必须不断地培育宽容的心态,这对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政治道德责任。”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高中教授,这个研究课题居然还是一个国家科研项目。温家宝如此喜欢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这本书呢?我真想向对面的国保推荐这本书,并让他通过特殊渠道将这本书送到温家宝手中。不过,我又想,他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喽罗,哪有资格给温家宝送书呢?
   到了中午十二点,突然有个年轻人走过问我说:“你是余杰老师吗?”原来,昨天我在推特上将国保陪同上图书馆的经历讲述了一番,并告知次日我还将到图书馆,欢迎大家前来“围观”。没有想到,果然有一个推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过来与我会面。
   国保也过来跟我说,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还可以聊聊天。我回答说,我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吃饭,更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聊天。我只跟朋友吃饭、喝茶和聊天,你们不是我的朋友,恕不奉陪。不过,我去哪里吃饭,你们要跟着,我也管不了,何况饭店不是我开的,你们要进去吃饭,饭店也不会拒绝的。
   于是,我跟这位“推友”一起走出图书馆找地方吃饭,恰好旁边就有一家只有三五张小桌子的专卖“驴肉火烧”的小店。这家店虽小,看上去还蛮正宗。我们挑了张靠里边的桌子坐下来,国保们则挑了另一张桌子。
   我跟“推友”边吃边谈。他大学毕业一年多,整整比我小一轮,二十五岁,也属牛,“六四”那年才四岁。这位“推友”说,他从网络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六四”的资料,当局不可能斩断关于“六四”的记忆。他还说,今天见面的场面真有趣,以前一看到“国保”这个名词,就联想到纳粹的“盖世太保”,心里真还有点害怕。当见到这些人之后,立即就不怕了,原来他们看上去也是普通人。我说,他们不是青面獠牙的怪兽,他们不敢让自己的恶行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大家都克服了对他们的惧怕,这些躲在黑暗里的家伙就会反过来害怕我们的。
   吃罢饭,跟“推友”告别,我继续到图书馆里看书,国保们也继续着他们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工作。在互联网上,这样的“推友”有千千万万,他们大部分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许多人是在“六四”后出生的,但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天安门之子”。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便衣依然是一把椅子、一杯水,守候在我家楼下
(2010/06/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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