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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来源:民主中国
    温家宝在西方访问的时候,或者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经常为中国的“不民主”辩护。他的两大论点是:第一,中国的国情很特殊,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第二,中国的民众素质很低,所以不能着急,要慢慢来。看来,在他心目中,“中国特色”还是高于“普世价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的独裁地位还是高于民众的基本人权的。毫无疑问,温家宝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地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跟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等同僚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集团。温家宝与政治局同侪的差异,仅仅是他作秀的本领高出一筹,所以大家便推举他出来扮演“不和谐社会”的“吉祥物”。

温家宝拒绝给出一张人大直选的时间表


   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问温家宝说:“有人说问这个政治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选?”
   温家宝回答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他还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又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顾左右而言他”,打太极拳,是中国官场必须具备的特殊本领。被许多人认为敢说真话的温家宝也不例外。人家问的问题清清楚楚,十年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能实现直接选举,你的回答应当简单明了,一个字就可以了,“是”,或者“否”。温家宝却刻意回避该问题的实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大话、空话和套话,最终还是没有回答人家的问题。温家宝最害怕的就是给出一张民主选举的时间表。因为他的心态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他根本不敢对现有体制实施伤筋动骨的手术。
   在另外一次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温家宝拿出美国的例子来搪塞之:“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一八六三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一百年。中国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这里等于间接回答了巴伯的那个问题:十年太短,我们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人大选举,至于党政系统的选举,等个五百年也不算长吧。
   温家宝本人的职位就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因为选举他的那些人大代表亦非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温家宝说过:“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那么,为什么当年在文盲占大多数的解放区农村,中共都敢搞“豆子选举”;如今在中国民众的教育水准已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中共反倒以民众素质低和国情特殊来抵制和延宕选举呢?为什么积极监督和批评政府的刘晓波和谭作人却被你们关进了监狱,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吴南生给了温家宝一记响亮的耳光


   温家宝的“国情特殊论”和“民主素质低论”,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种族主义”,是将中国人看得低人一等。如果民主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公园的话,那么温家宝自己就挂出一个牌子来宣布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对此,即便是在中共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仲夷去世之后,广东党内元老中思想最开放的当推吴南生。吴南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缺乏民主传统是事实,但这并不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就像小孩不识字才要去学习一样,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最快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惟一途径,我们不可能等到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大学生以后才去实行民主。中国人目前的文化素质总比二三百年前的欧美国家强吧!但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由拒绝民主呢?”另一方面,中共以民众素质低作为拒绝民主的借口,那么香港民众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算是一流的吧,中共为何还要剥夺香港居民直选特首的权利呢?
   吴南生十四岁读中学时参加革命,十五岁入党,十六岁出任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宣工作。文革结束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筹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任书记、市长。在一九七九年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义无反顾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一言既出,“杀头工程”之说不胫而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鼓励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回忆说,思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在毛主义禁锢之下的中共干部,一时之间要接受“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还真不容易。“我就曾闹过笑话。我一到深圳,就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头发,发现了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啊。后来,我儿子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啊。我一想是啊,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头发怎么算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呢?”
   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在中央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支持,在地方则归功于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人的实践。二十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奇迹独领风骚,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受到上海、浙江的挑战。但是,广东始终未能成为“政治特区”。政协系统的《同舟共进》杂志仅仅因为说了一点真话便被改组。这不能不说是吴南生的一大遗憾。近期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感慨说:“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确实悟出一个道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一条真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具有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实践探索出来的文明,是人类共同财富。”
   少年时代,吴南生被国民党军官讥讽为“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如今年逾八旬,他方悟出民主自由之可贵。他说:“中国迟早要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些老家伙算是看透了。”他所理解的民主卑之无甚高论:“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其共性大致包括自由选举、权力制衡、竞争政治、言论自由、保护人权、人民军队等内容。”这些内容大都是《零八宪章》论述的重点。温家宝不愿意接受《零八宪章》的建议,那么为什么连吴南生这样的老前辈的忠言都听不进去呢?

温家宝是一个当代“巨混”


   卑之无甚高论,中国的国情并不特殊,中国人的人性也不特殊。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一样,都是本能地热爱自由、民主和法治,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说,“人不能够让自己服从于另一个人的任意的权力”,这乃是“上帝的伟大设计”。本来,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胡锦涛、温家宝偏偏喜欢说违背常识的话,喜欢做违背常识的事,以“国情特殊”和“人种特殊”来否定中国人需要民主的事实,甚至用“一搞民主就乱”来恐吓国人。对此,吴南生指出,民主并没有那么可怕,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开放舆论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遗憾的是,吴南生是在退休之后才悟出这些道理的,而且是在退休之后才敢说出几句真话来。即便如此,如果说中共党内还有开明派和改革派的话,吴南生大致可以算是一个了。如果我们将吴南生的观点与温家宝的答记者问一对比,就能清晰地发现,温家宝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期待的开明派或改革派,温家宝最多就是一个“维持派”。其实,人们对温家宝的期望并不高,他只要像吴南生所说的那样,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改革,就可以在历史上赢得与胡耀邦和赵紫阳近似的崇高地位。但是,温家宝做过什么呢?他上台之后,好话倒是说了不少,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做过什么有益于民主改革的事情。他固然不像某些僵化派那样常常对民众喊打喊杀,对民主自由“污名化”,相反,他经常为某一民众的遭际而动情甚至垂泪,但他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坐视中国这艘大船慢慢地沉没,而不愿以牺牲自己及其家族的利益为代价,做出力挽狂澜的抉择。
   难道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才导致温家宝无所作为吗?不,不是环境决定一切,个人的信仰与信仰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对于此类官僚,台湾作家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种定义——“巨混”。东晋时代的宰相王导便是一名“巨混”,柏杨评论说:“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式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对内脏的溃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制和民间舆论也都麻木不仁了,“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
   为什么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温家宝的“可爱”呢?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如果将“王导”换成“温家宝”,是何等地贴切啊。明明是一个“巨混”,却是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循环的历史啊。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治通鉴”的领导者,少之又少;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尸位的本性的老百姓,亦同样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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