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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来源:争鸣
    二○一○年五月十三日,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节目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採访的内容。温家宝说:“政府也高度重视,对於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的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於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採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有几分诚意,毕竟他是唯一公开表示“心里难过”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贵为一国总理,仅仅是对接二连三的惨案表示“重视”,仅仅是对诸多孩子的死难表示“难过”,是不够的。

“飞地发展”必然导致暴力泛滥


   在访谈中,温家宝承认,在若干血腥的屠童案件的背后,还有“深层原因”。然而,并未明确指出“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抛出虚幻的承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来。这些案件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国社会远非“和谐社会”,也根本没有“以人为本”。

   近期中国的屠童案此起彼伏,其本质与美国时有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完全不同。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多发生在大学和中学,凶手多为青春期情绪波动的青少年,因此并不能推导出美国存在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屠杀孩童的案件多发生在幼儿园与小学,凶手多为从外面闯入的成年人,他们大都未患有精神疾病,之所以精心选择最弱小的孩童下手,乃是对温家宝所宣扬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义”绝望之后的疯狂之举.这些残忍的杀戮已然显出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夜,靠扩大警力维稳无异於抱薪救火,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屠童案件密集发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公义的模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剖析苏俄政权崩溃的傑作《帝国》一书中,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苏俄社会的特徵,即“飞地发展”。卡普钦斯基如此描述说:“在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如说荷兰和瑞士,周遭的物质环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准发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户上有嵌画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动线区分得很好,各处商店均有充足的存货,餐厅温暖乾净,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在『飞地发展』的国家里,景象看起来就不同了。一间优雅的银行矗立在破烂的公寓建筑间;一间奢华的旅馆被贫民区包围;一个人从照明光亮的机场走进一个阴森、污秽城市的黑暗之中;在奥迪精品店光辉灿烂的展示橱窗旁,是当地肮髒、空荡、没有开灯的商店;在豪华的私人轿车旁是老旧、发臭、拥挤的城市公交车;首府建构了它芳香和发光的圣堂,发展出这些棒极了的『飞地』,却没有意愿也不想要发展国家的其他部分了。”今天中国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从北京奥运场馆的中心区步行十分钟,从上海世博会核心区步行十分钟,在恢宏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就可以发现连绵起伏、破旧不堪的贫民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计其数的怨愤、绝望的人群──那些丧心病狂的凶手,也许就泯然於这些人群之中。这就是中国的“国际大都市”惨不忍睹的真相。
   昔日的苏联因社会不公正而崩溃,今天甚至更加不公正的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温家宝尽管权力有限,但他至少可以将财政收入向医疗和社保方面略微倾斜,至少可以约束自己的家人远离腐败、停止化公为私的“资本运作”。他有没有这样做呢?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唯有自由才能消解暴力


   温家宝的话音刚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次日在公安部的新闻发佈会上立即高调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胆敢再採取这种手段,我们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枪枝的规定,坚决执法,毫不客气。”言下之意就是,在面对特殊情况的时候,警察开枪杀人的权力可以扩张,充满杀气腾腾的味道。而在相关报道中,橡胶警棍、瓦斯喷射罐、防卫钢叉等器械已经开始配备给校园保安人员.这种思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然而,以暴力阻止暴力何时成功过呢?
   武和平又说:“对有可能造成危险的人员,要通过群众的举报採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实际上,此前多起屠杀孩童惨案的凶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而以武和平为代表的警方的观点,则将凶手统统视为精神疾病患者,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惨案都归结为偶发事件,以消除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
   消除暴力的最佳方法,绝对不是让民众生活在更加不自由的境况之中。我想向温家宝和武和平推荐学者唐逸於二○○二年写作的一篇论文。这篇题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文章,倘若早被在上掌权者读到并引以为鉴,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童无辜死难了。然而,“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唐逸的谆谆告诫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极权统治下的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压抑、仇恨乃是变形暴力的温床。如果没有长期的压制和扭曲,怎么会突发文革的普遍暴力呢?”唐逸认为,总体上,人活得越自在,相互间的仇恨越少,则暴力越少。在此意义上,自由体制化解暴力的可能性较大。弘扬自由的精神,以此构成社会的基础价值和体制,乃是消解暴力和实现内在理性秩序的必由之路。

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


   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活得没有尊严,比起在他经济上处於劣势来,挫败感会更为强烈,而採取极端手段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不讲理”的社会,或者说“理”都被权力者所垄断的社会,必然造成许多人愤懑、焦虑乃至绝望,并将情绪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这就是校园血案“群发”的“深层原因”。温家宝此前提出“尊严”一词,确实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呢?除了立即和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别无他法。
   今天的中国人民普遍活得没有尊严,连生存权也成了问题.那些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於有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於问题疫苗的孩子,那些被凶手残杀的孩子,他们的生存权在哪里呢?温家宝不能继续用无法落实的承诺来欺骗人民了。温家宝余下的任期已经屈指可数,如果他还不在实现民众的人权和尊严上真正有所作为,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千古罪人。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2010/06/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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