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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逻辑思维能力低下吗?)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欧洲intellectual 与东方的“士子”这两类人,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的,也最终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性格,他们的隔阂是如此之深,乃至彼此完全不能彻底沟通和融合。
   
   
   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衣食无忧的美好岁月,后来慢慢地变成穷山恶水与刁民的世界,就再也没有哲学思辨出现了。在那段美好岁月里,出现过老子,这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杰出的intellectual,道德经是一部充满了思辨乐趣的著作,现在读起来仍然能令人感到先人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说,老子是最接近欧洲intellectual的一个同类。近代的中国,能够持守独立自由之精神,超然忘我于自由世界的,大概只有蔡元培陈寅恪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学者而已。
   
   可惜的是,老子的道家系统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辨的乐趣,在老子以后嘎然而止,成为文化史上的绝响。孔子的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是,论语里并不包含思辨的成分。论语通篇都是孔子的教导,他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良民,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如何待人处世,如何处理人生的各种关系,用我所喜爱的作家王小波的话说,“就是人际关系那一套东西”。孔子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不是思辨者。论语里没有思辨的乐趣,只有一些人生的经验和教导,供人学习和参考。
   
   
   儒学不是以启迪的方式开启人的智慧,也不主张独立思考。他教导你如何去做,你只要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就可以了。这就是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性格,一方面他们循规蹈矩唯贤是尊;另一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匍匐于先贤和权力的脚下,逐渐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超然的思辨能力,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就慢慢地成为了与”intellectual”截然不同的两种群体。
   
   慢慢地,中国人就发展成为整体性“思辨能力缺乏症”,不讲究明确的概念,不讲究严密的逻辑,不讲究以理性为基准的推理,因而他们没有是非,不辩对错,没有原因和结论,一切皆以实用性和功利性为出发点进行思维。
   
   
   2.普遍性思辨缺乏的现实例证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世界里。比如,法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到和灿烂之处,但那不是我的文化。我的生活里也没有法国人的因素。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或者在虚幻的网络上经常能碰到的,能接触的,能交锋的,基本都是同种文化的人。这样,我们就能深刻和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文化的特征。
   
   据说鲁迅先生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支那人的性格》翻译出版。他有一个遗愿,大意就是说“很想看到有人把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性格》翻译出来”。可见这本书对支那人的分析定有独到之处。后来有人翻译了,书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思维与西洋人不同之处。作者举例说:“你若问一个中国厨子,你做面包为什么不放点盐呢?中国人往往回答你:是的先生,我们做面包不放盐”。作者在列举了许多类似的例子以后总结道:中国人不会按照理性去推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思考问题的答案和事情的原因,他们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
   
   前几年我在某网络上看到过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发表的高论,面对众人对大跃进的批判,她说她感谢大跃进。理由是什么呢?她说她爸爸是北京军区的一位官阶很高的军官,大跃进年代她们家一点儿也没有受影响,别人家都没有吃的,她们家什么都有,甚至有罕见的奶糖和其他奢侈品,因此她说,她感激大跃进。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因果关系脱节”的思考例证,很多网友气愤冲天,对她破口大骂。我只想说,很显然,这位伟大的中国女士把因果关系完全搞错了。她应该感谢的是她爸爸,确切地说,她要感谢她爸爸的官阶和特权,她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皆来自于特权,而不是来自于大跃进。换句话说,有没有大跃进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她爸爸是高级官员,她任何时候都能吃到奶糖和饼干。
   
   还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习惯,就是无法按照一贯性的思维去思考,不断地转换话题,直到把问题搞得面目全非。我所喜爱的作家鲍尔吉原野,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很形象地描述了他在商店里遇到的这类尴尬。他本来想买山西产的蜜枣,问了商店里的女服务员,答曰“只有陕西蜜枣”。曰:“我要买山西蜜枣,陕西的我就不买了”,刚要走,女服务员不满地发起牢骚:“山西不就是陕西么!不就差了一个字么!就你那么矫情!”作者回过身来想说明山西和陕西不一样,如同贵州不是苏州,但是服务员已经将话题转换了:“显得你有学问是不是?不就是个知识分子么,你有啥了不起啊?你说,你有啥了不起?!”。
   
   问题从“山西与陕西不一样”发展到了“你到底有啥了不起”,转变之迅速,令人措手不及,若非那种思维的高手,你最好马上逃走,否则她还会招来群众“评理”,这种“理”只能越评越乱套,作者只能落荒而逃。
   
   集体性思辨能力缺乏症,根源是传统文化的性格偏颇,到现代中国,更加上以乡村文盲为主体的中共这样一个执政集团,他们对文化的隔阂和蔑视,导致全民性的反智倾向愈演愈烈,执政集团唯一关心的是本利益集团的权力和利益,作为手段,就是让他的人民失去思辨的能力。不会思辨的人民,自然没有能力从本质上认识到这个政权的荒谬和反动。执政集团瞒天过海,日复一日地宣传类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天会更好”“稳定压倒一切”,用这样的口号给民众洗脑,并封杀一切可能的批判和质疑,所以,这些本来从逻辑上可以轻松被推翻的论述,恰恰成了大部分中国人深信不疑的“真理”,这类人我们经常能接触到。
   
   
   我在一个北美的网站上就碰到过类似的中国人。有人提出一个判断“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才有尊严”,这个判断按照“必要条件”是否成立?我对此很有兴趣,也参加了讨论,大家各自论述到最后,发现被论述的那个主题,从逻辑来说的确不符合“必要条件”,没想到那位自称为“逻辑学家”的先生却恼羞成怒地拿我的国籍来攻击我。我一看,陕西也成了山西,“必要条件问题”马上要变成“国籍问题”,我便落荒而走。
   
   在我看来,谈论“必要条件”,我们就按照逻辑推理来谈,跟其它的问题不相干。至于国籍之类,不过身外之物,跟逻辑推理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位,偶尔拿出基督教会崇拜的内容来显示自己对上帝的崇拜,但是通观其言其文,他并不把上帝放在一个崇拜的位置,他所引以为自豪的人生宗旨乃是“爱国主义”。我猜想,他是这样信奉上帝的,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这样说:创造天地的万能的天父,求你降下烈火和原子弹,把该死的日本鬼子们都烧死;把该死的美国鬼子们都炸死,保守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安无事,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崛起振兴于世界之林……
   
   这叫什么基督徒!
   
   以上提到的两位,都属于“海外爱国者”,对他们来说,爱国主义是最高的价值观,其他种种,包括人格成就乃至学问和信仰是次要的,是从属于“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之下的。这是他们的明显特征。他们都是在中共教育下,从求学阶段就深深地陷入爱国主义思维的怪圈的人,如今人到中年,仍无法改变自己的思辨混乱症,令人无可奈何。
   
   
   我想到很多欧洲著名的学者,在本国的政治生活处于黑暗年代时毅然去国,而且明言“这样的国家不是我的祖国!”,说这种话的,就是那种灵魂自由,超然物外,为了追求对与错而不顾一切的人。这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弗洛姆所主张的“普遍的伦理价值”的真实含义。弗洛姆推崇“人类的普遍价值”胜于“某个社会的内在价值”。我是这个理论的信奉者,因此我首先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才是一个有国籍有文化属性的“社会人”。
   
   
   3.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美的人文学者,历来都是以活泼自由的心灵来进行思辨活动的。在今天的欧美各个一流大学里,人文学科仍然是热门学科。哲学家,历史学家,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我们观察今天的中国,却发现这类人文学科却门可罗雀,中国一流大学的文史哲系备受冷落,招生人数都会担心完不成限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热衷于“MBA”,经营管理,财经股票,贸易,或者当律师,总之都在关心与“赚钱”直接相关的学科。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断言,欧美之领先,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我们应该坚信有一些人类共同的理念是不会变化的。健全的社会,发达的国家,绝不仅仅是器物的精巧与丰富,更在于国民灵魂的自由和思辨的健全。整体国民思辨的健全,对于一个国家的前途至关重要,而在一个常年充满了荒谬思维的社会,要使国民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思辨能力,必首先端赖少数精英人士的觉醒和宣传。诸君对此均可作如是观耳。
   
   2010/6/15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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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0年06月2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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