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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向南、再向南——定庵情事并“丁香花案”

   向南、向南、再向南——定庵情事并“丁香花案”
   
   商女我也爱国
   
   文章来源:故乡 >> 历史 >> 故史新编  发布日期: 2006年9月20日

   
   我以小人之心揣度,国人最初认识龚定庵,可能多数人皆源于小学课本中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一诗。我最初知道定庵其人,也是在小学语文课学习该诗时,从老师的讲解中知道龚定庵是清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幼时诵习该诗,因该诗异常雄浑、并充满社会责任感之故,诗如其人——于是,龚定庵便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概和大丈夫形象伫立于我心头,直到我渐谙世事。
   
   历史的真相常常让人觉得好笑,了解定庵的历史真实面目也让我对文化名人们的认识产生了困惑。晚清的另一个文化名人曾朴有一部纪实体小说《孽海花》,对龚定庵死亡的历史真相做过描写,但学界对《孽海花》中龚孝琪所言之事,一直不用来作为龚定庵死因真实揭秘的证据,并常常以小说之言不足为据云云,来指出小说中所写并非定庵之死的历史实录,因而定庵之死便成为一段文坛公案争论纷纷。我的理解,以为《孽海花》记载非史实者大概是为名人讳的缘故罢。
   
   要把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弄清,得从道光乙亥四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839年5月16日。定庵的死亡故事应该是从这一天正式上演的,但同时,定庵的情事也应该是从这天结束的,定庵之死正是因为他这段已拉上大幕的情事。这段情事的落幕也只能从《孽海花》第四回中探寻究竟:“……记得是太清笔迹:‘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我老子看了,连夜向南。”于是在公元1839年5月17日凌晨,两驾马车仓皇出逃,从烟柳沉沉的都城的长安大街,丧家之犬般疾驰出城门,其时车上的逃亡者便是清朝大名鼎鼎的大诗人——龚定庵先生。
   
   就是因了太清的这一封书信,使得我们的龚大诗人,抛弃了他为之奋斗了N年的前途、事业、家庭和他的情爱,一路向南,向南,再向南,成为一个不敢现身于光明中的逃亡者。太清何许人也?为何她的一封信便使龚大诗人——我幼时心目中的大丈夫如此狂奔出京,我只能用《沙家浜》中的唱词“这个女人不寻常”来形容。要想了解这段尘封已久的情事,只能从定庵出版的《乙亥杂诗》、《无著词》和顾太清的《天游阁集》等诗词集中找寻答案了。龚顾两人在感情上一定有点什么瓜葛,而且,正是因为这份感情上的瓜葛——婚外情之类的暴露,有人在利用这事大做文章才使得龚狂逃出京都。
   
   顾太清(本名春,太清是她的字号),道光皇帝全侄子荣亲王奕绘的第二任夫人,时被誉为满清第一女词人,启功老在他为顾太清集所作的序中说得很清楚,“论有清填词大家,首推纳兰成德,稍降则推西林觉罗太清夫人。”从这些看,她的文学成就是勿庸置疑。也正是在这篇序中,启老对顾龚两人感情上是否有染也提出了置疑:“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曾朴没有亲眼看见,冒鹤亭先生也没亲眼看见两人卿卿我我,于是,启老以为,龚顾之婚外恋便不成为事实。曾朴著《孽海花》,描述了龚顾情事;冒鹤亭从其外祖父周星怡处听说了龚顾八卦逸闻,就把这事告诉了曾朴,并写《太清遗事诗》记录了自己对这件情事的感怀。启老于是便在序中加以批驳,启老作为我最崇敬的学者之一,如今业已仙去,我对他老人家序中为尊者讳的笔法不便置喙——也没资格,学界对龚顾情事真相自有公论。
   
   从稗本《龚自珍全传》来看,龚顾二人相识,大约是在公元1819年。当时龚是华夏诗坛的一颗新星,象极了现而今的本年度超级女生冠军一样,颇为少男少女们痴狂。从《定庵先生年谱外记》和《清稗类抄》所载看,定庵的形象比较丑陋和猥琐,尖脸配一对鼓眼,矮小瘦削的身材,衣着极不讲究,欠缺些白马王子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气质,这就是真实的定庵形象,走的是实力派路子,偶象派路子于他断是走不通,硬件上只有那点条件,包装并不是万能的。这倒符合我对文化人长相的一贯看法,造物予人时,给了你思想和智慧方面好处多一点,肯定在容貌方面就要少一些,反之亦然。太清其时在荣亲王府任书房侍女,都还未成为奕绘亲王的侧室,时年21岁,正是狂热追星的青春年岁。两人开始在现北京宣武门内太平街的风景区相见并开始约会,凭借着踏青、赏花、进香许愿等等籍口,频繁晤面。龚定庵时年28岁,两颗年轻的心燃烧着爱情之火,这时的太清还是自由之身,两人完全可以结百年之好,但两人终未能结秦晋之好。假如龚顾的情事只发展到这里,便不在死灰复燃,也不会有定庵在1839年向南,向南,再向南的情事大逃亡了。
   
   两人缘于外因断绝情愫后,龚宣布戒诗。在我想来,这次的爱情割断,一定是太清因某些原因做出的抉择,所以龚才伤心欲绝以至于金盆洗手,不再写诗。定庵回到老家浙江小驻时日,回京后一直便在中央史志办治一些关于钩沉查籍的学问,在修编官史中消磨自己的光阴和感情。这一时期的定庵,除了在文化party中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在现实中,感情上非常失败和颓废,仕途上也混得极不如意,于是惟以酒销愁,并常常酩酊,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举止来,定庵这些举动所获的只有 “龚呆子”这一外号。此后,龚顾两人的感情生活暂时归于平静。太清于5年后,嫁给了荣亲王奕绘,过上了恩爱夫妻的生活。从我所读过的史籍来感受太清的老公荣亲王奕绘,这位出身高贵的亲王,除了是一位忠实的文学粉丝,还是一位忠厚、宽容、仁义的长者(请允许我使用长者一词),有中国传统儒家经典文化人的人格,尽管他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卒不忍睹,但他为人方面的确让人景仰,这从我后面的叙述中能看出一二来。
   
   使君自有妇,罗敷亦有夫。以常理推,龚顾的情事应该是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造物弄人,在大学士阮元和组织部、人事部副部长郎容斋的文化party里,龚顾二人却又不期而遇,当时,龚的两部大作刚出版发行,并畅销市场,太清自然是拜读过横扫当时文坛的《无著词》与《小弥奢词》这两部龚的新作。自古玩文学的人多情缠绵,定庵也莫能免于此,甚至他在对待红颜和爱情上,比别人更一往情深和多愁善感,他把他的一往情深和多愁善感化成一句句“衣淡黄衫,倚栏吹笛”的伤感,写进了他的作品。正是这些饱含深情的作品,再次叩开了太清感情的心扉,两人情不自禁的再一次掉进精神恋爱的漩涡,这一次好象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都是诗歌惹的祸,用现代人的眼光衡量,和那些从不见面的网恋没什么两样,只是在精神的虚拟世界里,进行着精神通奸和感情上的意淫罢了,什么实质性的事也没有。换成任何一个现代人,这种感情上的意淫可能都不会坚持太久,现代人的感情故事,在很多时候是需要用肉体方面实质性的接触作为内容来填充。
   
   然后不幸的是在那个对男女间情事之防“甚于防川”的时代,这种情事又与皇族王爷相关,加之龚定庵自身大嘴一张,在言论上常常把不住自己的嘴,素来喜欢在朋友面前炫耀才女太清也喜欢他,关于这件事的某些说法便如轻烟般在京城圈子里荡开了,一些暧昧的东西有如烟笼寒水月笼沙般笼罩在两个当事人头上。好在荣亲王奕绘是个好人,他对此事一直不作评说,与龚自珍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一招也堵住了很多关于龚顾情事的流言蜚语,保护了龚的生存安全。要知道,以奕绘其时的身份地位,要打倒或整死龚定庵,只需他噜一下嘴或使一个眼神。1835年时,奕绘以时任中办分管机关事务的副秘书长(宗人府总管)身份,把身处逆境的龚定庵调到了自己分管的工作部门来工作,委以主事之职,这更是大大地保护了龚的人身安全和他的情事安全。可惜好景不长,奕绘不久被最高机构免去行政职务,在郁郁寡欢中,奕绘于1837年撒手西归,不能再那么深情无悔地保护他爱人和他情敌二人间的精神奸情了。
   
   失去了奕绘保护的龚顾情事在风花雪月诗吟词诵中慢慢酝酿,逐渐成长发育着,其间也不是未曾出现过柳暗花明的美好迹象和良好趋势,阮元大学士也被说动愿意来作支持太清改嫁的说客。龚定庵好吹嘘自己情感艳遇的老毛病又犯了,在许多不适宜的场合,张开他的大嘴,只顾逞自己一时口舌之快,把很多不该与外人道焉的内幕抖露出去了。不慎于言这个性格缺陷,其实也是定庵一生仕途不得志的根本原因。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龚顾两人还开罪过京城中的一些文化人,如陈云伯之流,这些被开罪过的文化人便施展其巧舌如簧之本领,在圈子中为龚顾二人的情事大打免费广告,在内容编排上无所不用其极,在宣传方式上立体滚滚播出。事情便进一步闹开了,奕绘这把保护伞已失去,荣亲王府的接班人,也就是奕绘的大儿子载钧,在这时粉墨登场。先是把奕绘遗孀太清夫人和她的四个孩子请出了王府,然后便是龚定庵在1839年5月的向南逃亡。
   
   定庵从京城得以逃脱,便南向行,此后的两年间他跟现今通缉犯的生活并无二致,一直南行潜逃,在醉生梦死中麻醉着自己,在各大欢场中狎妓寻欢,过着一种时日不多的最后狂欢生活。不过,这一段日子却是他诗作高产的岁月,他一生中最精华的诗作都是产于这个阶段。由此看来,诗人必须生活在流离和不幸中才能吟咏出传世佳作来。1841年,龚自珍到现江东省丹阳县任县学的讲师,他以为在这个离京师很远的小县城没人来骚扰他,况乎其表弟在这里任县长助理,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他在这两年间一直是很谨慎地进行着自我保护,也仅疏忽大意了这一次,恰恰就是这次的麻痹和大意,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是年8月12日,在丹阳的县学里,他于酒后暴卒,死因蹊巧,数日后才发现他猝死在县学书院里。随身带的旅行箱里贮有一小束很久以前便已枯萎的丁香花,还有一幅太清的自画像,这给龚自珍的死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和疑惑,历史上称这段疑案为“丁香花案”,倒也令人幽思绵绵,仿佛有说不完掩不尽的风流。
(2010/06/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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