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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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博、毛、周“三国志”:评《博古和毛泽东》)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六)遵义会议周扶毛上台与劝退博古
   
   此为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旧说对周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会议做的准备工作,完全不提,此书第一次披露:是周向博古提议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大转移进行一次初步的总结。博古信任周,让周主持会议,并向周提出,此次会议应纠正“政府比党大,有禁不止”,在政治局内搞“中央三人组”小宗派的问题。所谓“中央三人组”是指编在“红章纵队”的毛、张闻天、王稼祥,“天天聚在一起”,常常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页105),被认为是在博、周、李德“三人团”之外的“小三人团”。
   
   秦书认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周在会议前夕,将跟随毛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二十师调上来,替代1934年9月由项英挑选的忠诚可靠的干部组成的原中央警卫营,博古认为,“明摆着是武力威胁,不达目的就动武”(页123),后经周的解释和宽慰,才使博古的心结释然。第二,周临时改变与博古商定的会议议程,支持张闻天的发言,还通过自我批判,把会议引到对中央的批判。第三,在会后与博古谈心,使博古心悦诚服地交出“总书记”一职。
   
   周扶毛上台,难道不知毛的缺点?他在劝博古下台时谈到:老毛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至于“肃反扩大化”,责任在中央,毛是借风使船,清除异己,以大手笔统一江西各路红军。周向博古解释,何以“老毛”缺点明显,但还要推毛出上,乃是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页128-129)。不久,博古和潘汉年谈话,叫他向王明汇报时详细记下他的话,其中就谈到博古为什么同意重新起用毛: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有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虽然毛泽东有不少缺点,尤其是有浓厚的封建帝王意识,排除异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没有一个像曹孟德那样的人还不行。(页140)
   
   (七)毛何以对徐向前长期不加重用
   
   此在官方论说中不提,但在民间,特别是网络上,是军史爱好者长期讨论的热点,新说:明确点出乃是因徐向前不听毛的劝告,执意随张国焘南下,毛临离开前警告徐,勿忘黄仲岳之教训。以后事实说明,毛是说到做到,在收编了徐部后,徐向前果然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
   
   (八)“潘汉年案”的终始原因
   
   “潘案”的解释多有变化,从旧说“内奸”到1980年代平反,虽知此案与毛有较大干系,但一般都以为是潘私见汪精卫又长期不向组织汇报才致使毛震怒而不对潘宽恕。秦书提出,潘之结怨于毛,乃是潘与博古、王明交厚,深受彼等信任,被委之于担任国内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唯一联系人,而潘身带莫斯科最新编制电讯密码九个月,却奉王明命,先与国民党谈判,不先回陕北交密码,从而不被毛信任。
   
   (九)季、黄冤案与李特、黄超被秘杀
   
   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前线,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投奔红军,史称“宁都起义”,随即成立红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副职;并以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赵博生、董振堂后为中共烈士,事迹广为人知,但季振同、黄仲岳的史实却长期被埋没,两人直到1980年代才被平反,说是被极左路线杀害了。事实上,将彼等送上黄泉路的并不是虚无飘渺的“路线”,而是有具体的人。秦书说,最初毛要调黄的手枪营,黄不同意,毛大怒,以谋反罪要抓季、黄等。本来上海临时中央已同意黄等提出的去苏联学习的请求,毛担心他们去上海后会向临时中央告状,就给李克农下令,将几个人逮捕,周恩来也同意,季、黄后被公审判处死刑,由于项英坚决反对杀季、黄,才分别改判十年和八年监禁。季、黄被处死应是在长征前的1934年9月,但书中未加点明,只是模糊说季、黄“以后”被杀。季、黄究竟是谁杀的?博古在其中起何作用?博古对此是否认的(页182-183),而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季、黄被杀负有责任。
   
   另一桩秘杀案也是在1990年代末才在内部低调平反。李特是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是四方面军第五军政委,他们在张国焘和毛的争斗中支持张,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转战到迪化。秦书说:李、黄听说王明从苏联回国已到迪化,没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要求面见王明,向共产国际告毛状。李特、黄超在领事馆被康生截下,然后通知陪同王明等同机而来的苏联顾问,说此两人要谋杀王明,苏联顾问急忙报告苏联领事,后者与盛世才通电话,盛下令要领事馆的卫兵就地处理。几天后,黄、李死于督办地下室的麻袋里。康生回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受到毛赏识(页169-170),而知道内情的李先念从此噤口不语。
   
   (十)博古与米夫等的关系,博古与苏区肃反等关系
   
   旧说都认为博古等是米夫的亲信,苏区肃反是“王明路线”的罪恶等,在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文中交代了他和米夫、王明、张闻天及周恩来等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他说,他及中国党,甚至联共都是不知道“国际为米夫匪帮所盘踞”(页179)。博古强调在苏区肃反时,他“绝没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杀任何人”,“绝未使用保卫机关作党内斗争的工具”。针对康生等怀疑博古是奉国民党命在中共内部进行破坏的指控,博古申明,这是对他的“污蔑”,表示自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并与它做殊死斗争的,“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的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页180-183)。从该提纲可看出,米夫被斯大林处决一事成为王明、博古失败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高层整风会议上,对博古的批判火药味极浓,康生和彭真是最重要的炮手。
   
   此书新说举其要者十端,与旧说差别之大,十分令人惊异。关注中共党史的人,自会知道秦书这些说法的巨大冲击性,并且自然会追问:作者所说的是真实的吗?他有什么证据,资料来源可靠吗?
   
   二、史源的疑问
   
   编者说此书“先天不足”(页208),应该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加之作者身份的特殊,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此书的史源和客观性格外关注。
   
   作者说,本书所写的都是他从长辈中听来的“故事”,在人们一般的认识和理解中,“史”与“故事”是有区别的:演义或传奇可称为“故事”,其特点是有虚构,有想象和夸张;“史”,则应是非虚构的和确实曾发生的。
   
   是不是未经整理或片段化的口述,即为故事?而经史家验定查证的,即为史?或由官家认定的才是史?虽然按“后现代”史观,故事可以就是史,史也就是“故事”。只是作者在谈他写的文字是“故事”的时候,不是用的“后现代视角”,他所强调的无非是,这些故事虽然是“真实的记述”,但是“毕竟不是讲述人当时的录音和记录,而是后来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页313),书中所说的内容在未经正统党史“查证和确认”之前,可将其以“故事”视之,这大概就是作者使用“故事”一词的原因。
   
   此书也不似一般口述史,将口述者的回忆准确地记录下来,再查证于史料,此所谓“口述史”,但也须有基本要素:口述者叙述的时间、地点,记录者旁观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严格地说,此书尚不符合上述条件。
   
   在我看来,此书兼具回忆和研究的双重性质,但又不完全符合“回忆”与“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回忆主体模糊,例如:西路军、黄超、李特被杀等部分,是从哪儿听来的?秦书没有提供口述者具体回忆的时间、地点。其次,书中一部分内容明显是吸取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却没有为资料和观点注以出处。整理者虽然作了说明,似乎可谅,但如此这般就将“回忆”与“研究”煮成了一锅,无形中就误导了读者。例如“毛与李先念的一次谈话”,就是从朱玉主编的《李先念传》中的若干章节摘抄而改写的。以上特点使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而对于一般读者或历史研究者,他们最关心的是作者这种听来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在考证这个关键问题之前,首先须了解作者的身份及这本书主要内容的来源。
   
   作者是博古的侄儿,其父杨琳是资深中共党人,1930年代初就与陈云相识,在陈云领导下以商人身份做中共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而周已撤离,在陈云的安排下,周恩来夫妇曾在杨琳开的文具烟酒店的阁楼上居住。1935年夏,杨琳与陈云、严朴等同船去苏联,又同坐一个火车包箱前往莫斯科,1938年被陈云派往香港为中共做资金调转、采买物资的工作,是今天著名的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华润公司”的创办人,1960年出任外经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据作者称,他的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听之于其父,有关遵义会议前后的那些内容,就是其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里从陈云、严朴处听来的。到达莫斯科后,杨琳在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研究室工作,接触过一些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往来文件,还亲眼看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几次会议给国际的报告。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抗战前期的武汉,主要就是1938年,当时杨琳为押运物资并取回黄金,经常往返香港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在中共代表团任职的博古是有机会和住在武汉办事处的杨琳长谈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二个人是博古的好友潘汉年。作者说,1954年前他多次去上海潘家,有关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周、博谈话,博古和潘汉年的关系等内容,都是从潘汉年那儿听来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三个人是严朴。在中共党史上,严朴知名度不高,此人且于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病逝,其事迹就更少为人所知。1961年,其女严慰冰曾创作出版一部文学剧本《于立鹤》,就是以其父严朴为原型的。文革中,已去世多年的严朴受女婿陆定一和女儿严慰冰的牵连,墓地遭到毁坏。严朴和博古同为无锡人,早年有交往,又和陈云交厚,1935年春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前去上海,再与杨琳等同船前往苏联远东边疆区转去莫斯科汇报。作者说,有关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九月军委会议,六届五中全会,都是从严朴那儿听到的。
   
   和作者说的最多的还是其父杨琳,在文革中已知不久于世的特殊背景下,杨琳是有可能“放开”对其子说一些历史上的旧事的。当然,所有这些私下说话,在延安整风后都是犯忌的:延安整风之后,由毛与那些不了解苏区历史的笔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等共同创造的党史解释成为定论,毛已上升为神,加之不久全国革命胜利,毛的威望如日中天,了解内情的人早都噤口不语,可是这几个人还是敢说,都是有特别原因的。严朴敢说,那是因为身体非常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听的对象又是好友之后;杨琳愿意说,那是在文革中,又是对儿子说;潘汉年则情况特殊,经历过长期的党内斗争且曾遭打击,而且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的潘汉年怎么会对一个缺少阅历的年轻人谈那么机密的党内历史的秘事?但照此书说法,毛早在1936年就对潘有成见了,那么潘对毛也不会没有看法。潘缺少军队和根据地生活的长期淬炼,对毛之新权威多有隔阂,私下对好友之后说一通,偶犯一些“自由主义”,也不是不可能,这也说明就是在那个时代,毛也不见得能把每个人的嘴都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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