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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吗?

民主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吗?
   ——熊飞骏
   
   在民主问题上,多数国民有一个可悲可叹的思维误区:民主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发达国家才配谈民主?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优先解决的应该是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步入发达国家后才有资格考虑民主问题?
   中国目前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则远未成熟?民主应该是几十年甚至百年之后的事。

   两千年前的封建政治学家贾谊就有一句名言:“仓禀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尚有也……”
   国民的这一认识似乎不无道理,因为这个星球上的成熟民主国家多为经济富裕的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么是赤祼祼的专制政体;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民主政体。
   民主真的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民主国家的历史。
   今天的成熟民主国家确然多为富强的发达国家,可这些国家在选择民主的那一天也是富强的发达国家吗?
   不是!!!
   英、美两国是民主国家的代表,这两个国家在选择民主政体的那一天不但与“富强发达”四字无缘;相反经济水准比今天的中国落后百倍,甚至在当时的星球上也与“强国”二字沾不上边。
   英国是在1642年的内战之后走上民主之路的。那时的英国只有英格兰区区几万平方公里国土,北方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还没纳入其行政版图,是货真价实的“撮尔小国”!民主前英国不但国小民贫,还饱受战火的蹂躏,先是被北欧海盗部队(维京人)烧杀抢掠了几个世纪;接着又和法国断断续续大战了一百多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同时又被“黑死病”夺走了近一半人口;然后又在“红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了几十年;接下来又被新兴的欧洲军事强国西班牙列入狩猎名单,不惜出动“无敌舰队”入侵英吉利海峡;虽然在本国海盗的帮助下虎口逃生,但已是“杯弓蛇影”,国力进一步受到重挫……
   美国是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立国的。立国之初国土只局限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十三州的狭小地域,人口只有区区三百万人。西边则是当时的欧洲军事霸主法国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拉”,有效地阻断了新兴美国的西进扩张之路。当时的美国不但国小民寡,经济水准也相当落后。经济总量不但不能和英国、西班牙、法兰西等欧洲强国相比,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黑西哥!因此美国在走上民主之路的那一天是货真价实的“小国寡民”,用“贫穷落后”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英、美两国走上民主之路以后发生的奇迹: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的一百年间,打败了欧洲殖民强国西班牙、法兰西,取代“海上马车夫”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国土也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急遽膨胀,先后把北美十三洲、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的庞大领土纳入政治版图;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又把国土扩张到澳大利亚、缅甸、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苏丹、南非……并向东击败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已拥有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国土和两亿五千万人口。相比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英国国土扩张了几百倍,人口则增长了五十倍!不仅如此,英国还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相当于世界的经济总和!
   这都是“民主”的功绩!民主使一个战乱频仍的“撮尔小国”奇迹般成长为“日不落帝国”!
   接下来我们回顾美国的“民主奇迹”:
   美国在立国后的半个世纪,在“民主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波澜壮阔的“西进运动”。首先用智慧的手段从法国手中取得了路易斯安拉,不但国土扩大了一倍,还打开了美国西进的大门;接下来相继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罗里达,为美国的第一条大河密西西比河收获了宝贵的出海口;从英国手中取得了俄勒岗;从俄国手中取得了阿拉斯加。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轻易击败了军事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夺取了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大片领土。同时“民主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美国公民的主动性和冒险精神,冒着印弟安人“毒箭”和“剥头皮”的巨大风险,在开拓国土上“人自为战”,单枪匹马向西拓荒,在满怀敌意的印弟安人群体中扎下自己生命的根,一点一点地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一直把自己的家园和国土推进到太平洋……使美国从一个“小国寡民”跃升为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不仅如此,美国在西进运动的同时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的铁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相当于全球铁路里程的总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因为早期美国人多为来自英国的“精英”,建立的民主体制远比英国理性成熟,因此“民主精神”能更大地调动国民的“积极人性”,能体现出比英国更大的优势,“文明”前进的步伐也就远比英国快捷。189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取得了全球的经济霸权;然后又在一战中取代英国赢得海上霸权,从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前进为最大的债权国,世界金融中心在一战结束的那一年从英国伦敦转向美国纽约……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民主体制不但使英、美两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从悲剧性的“小国寡民”奇迹般地成长为国富民强的超级大国;还因为民主体制时刻关注“社会公平”,使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确切保障,有效地防范了社会分裂,国民的凝聚力空前强化,结果避免了专制中国在“开元盛世”后因贫富悬殊激发全民族的内战,一转眼就从“小邑犹存万家室,公私仓禀俱丰实”的“大好形势”加速坠落到人吃人的悲惨境地。英国在走上民主之路后没有暴发一次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美国虽然在十九世纪中期暴发了悲剧性的内战,但原因不是因为贫富悬殊,而是源于南北方的价值理念冲突,地方和中央的权利冲突。民主是一种勇于并且善于“纠错”的政治机制,美国人很快从悲剧中汲取教训,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没有再重演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悲剧。
   英、美两国的近现代史说明:民主不是富国和强国的专利,经济落后的“小国寡民”一样可以在民主之路上走向成功。民主虽然不以“富强”为存在条件;但民主却能使贫穷落后的国家加速度走向“文明富强”!
   众所周知,瑞士是这个星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田园诗般国度,但很少有人知道瑞士是最早选择民主体制的国家,走上民主之路的时间比英国还早。那时的瑞士可是欧洲最小最贫穷的山地小国。
   我们再往前追溯几千年,看看历史上的古代文明。
   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时期,在铁制工具没有普遍推广之前,因为史前人的石刀石斧和少量的青铜工具无法对付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参天大树,以灌木为主的半干旱地区,尤其是土质疏松的大河两岸的灌溉农业区就成为最适合耕种的文明区。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就是典型代表,这四个地方孕育出了人类历史早期的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地球上最富庶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王国,因为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在化肥还没有发明的古代,肥沃的河泥每年都给已耕种的熟土地自动施上一层肥料,使土地没有“休耕”和“因地力耗竭需要不断开荒寻找新土地”的必要,自然成为“强国中的富国”。按照中国人的逻辑这四大文明古国在当时最容易选择民主体制。可这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例外采用了赤裸裸的专制体制,埃及的专制体制则最为野蛮。如果说远古时期科学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富强国家,希腊、罗马文明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古希腊地区是一块地表崎岖不平且岩石裸露极不适合农耕的土地,上面生存着以雅典、斯巴达、科林斯为代表的几十个互不统属的城邦小国,这些小国用“国小民贫”来形容应该名副其实,和上述四大文明古国相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乞丐”和“蚂蚁”。这些希腊小国一样存在于科学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期,且比四大文明古国贫穷弱小得多,可雅典这个希腊小国却孕育出了著名的民主体制;斯巴达的民族内部民主也很充分;其它希腊小国的政治体制也和雅典、斯巴达大同小异。雅典的公民人数不到两万人;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在最强盛时期也只有区区九千人,两国小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罗马帝国在立国之初只是台伯河畔的一个村落群体,在意大利半岛可以称得上是力量最小的国家,北方敌国可以随心所欲来罗马掠夺美女。可罗马在弱小时期却采用了民主体制,国家权利集中在选举产生的议会(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保民官”的设置有效地防范了权力阶层侵害多数人的利益。民主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罗马人的潜力,罗马军团四面出击开疆拓土,先后击败了力量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北方山地强国、地中海霸主迦太基、统一了意大利半岛。随后罗马军团东征北西讨,南征北战,征服了亚历山大后帝国和山北高卢,把伊比利亚半岛、西腊半岛、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北非绿洲、西欧和英伦三岛的庞大领土并入罗马共和国版图,使罗马共和国成为当时地球上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罗马成长为力量可怕的庞然大物时,民主却成为不受欢迎的东西,共和国竟然阴错阳差地堕入专制体制。抛弃民主要了罗马人的命,强大的罗马帝国在经历昙花一现的繁荣之后很快衰落下去,人民不断内战,曾经在罗马共和国面前不堪一击的蛮族反客为主,不断突破罗马的边境防线,象潮水一样涌入帝国烧杀抢掠。罗马帝国很快分崩离析,曾经繁华盖世,号称用大理石筑成的首都罗马城在匈奴和日耳曼族的蹂躏下成了真正的废墟。
   一个撮尔小邦因为选择民主加速成长为超级强国;又因为抛弃民主分崩离析国破家亡,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这个小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依旧沉醉在专制的黑夜不能自拔;却在被国际抛弃、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的八十年代走上了民主之路,并一直走向成功。进一步说明“富强”并不是“民主”的决定条件。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自然条件优越的“强国”反而不利于滋生民主力量;在逆境中求生的弱国却有利于民主理念的滋长,容易选择民主体制并走向成功。
   
   在多数国民心中,下面的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要想富国强兵,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待国家富强起来以后再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逻辑其实很荒谬,因为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为发展经济打开了广阔的前景。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比中国贫穷落后很多,充其量只是中华帝国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近代日本富国强兵的途径就是优先从事政治体制改革;同时的中华帝国则从事被后人称为“洋务运动”的经济体制改革。结果日本在短短三十年国力突飞猛进,把先经济后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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