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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为何多发“群体性事件”

   中华大地为何多发“群体性事件”
   ——熊飞骏
   
   今天的中国,“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且不说“翁安事件”、“陇南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通钢事件”这些国家级“群体性事件”吸引了多数民众的注意力,我们普通人身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多得不胜枚举。

   试问一下:中国有哪个县级政府没有经受过“群体性事件”的围堵?
   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数量也绝对是少数。
   在我的家乡县,群众围堵政府办公大楼的事件每年都要发生几起,到了年终则前后相继。
   今天“群体性事件”已经发展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别说聚众找政府诉求被忽视践踏的正当权益,就连司空见惯的医患纠纷和交通事故,民众也多求助于“群体性事件”解决问题。
   在“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国家,每个人都会感觉很“累”很“烦”。
   不但“群体性事件”的殃及对象感觉“累”和“烦”;“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参与者也一样感觉“累”和“烦”。谁不愿意不受干扰的工作生活,没有人侵害践踏自己的正当权益,出了纠纷该怎样就怎样呢?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社会的不正常现象,也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地球现象。
   在美、英、德这些成熟法治国家,你终其一生也许很难看到一起“群体性事件”,民众解决纠纷也多是通过法院而不是求助“群体造势”。两辆车相撞了,双方礼貌地交换一下驾驶执照各自走人,自有交警出面依法公平解决纠纷。
   民众有秩序的游行示威不属“群体性事件”。
   依靠“群体性事件”解决问题是一种高风险高成本高浪费的途径。医院死了人引发医患纠纷,通过法律有序解决几乎没有什么浪费。如果患者从家乡亲友群里召集百多号人来医院闹事,仅一大堆人的食宿、交通、误工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就更不用说干扰医院的正常业务运转损失的经营性收入了。如果发生翁安那种民众焚烧政府大楼的恶性事件,就不只是经济损失能够衡量的。
   
   中国为何有那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呢?
   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没有正常的疏导途径。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被堵死或部分堵死。
   疏导社会矛盾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可很多地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服务职能已经接近瘫痪状态。
   在“奖恶惩善、劣胜优汰”专制体制的长期作用下,多数地区基层政权运转的主要动力是“钱”和“急功近利”,“能否捞到钱和利”是官员决定是否出头露面的主要因素。
   在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矛盾多半是强势集团侵害践踏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引发的。一个理性健康的政府应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打击仗势欺人的强权人物,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以“钱和利”为主要驱动力的基层贪腐政权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多数情况下是锄弱扶强奖暴惩良,因为违法理屈的强势集团能给他们奉送更多的“贿赂”,而理直气壮的弱势群体则认为政府主持公道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基层贪腐政权就算不明目张胆的锄弱扶强,通常情况下也拒绝履行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的社会职能。平民向官员申诉就象向石头申诉,根本不会有任何回音。总之一句话:“要想办事就给钱,不给钱就不会给你办事!”
   我们的传统体制也严重妨碍了政府履行“主持社会公道”的职能。
   拿医疗纠纷来说事,“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通常设在卫生主管部门,隶属“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也多是从当地公立医院抽调,公立医院都是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二级单位。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对于卫生主管部门和鉴定专家来说,医院属“自己人”,自然倾向于偏袒医院一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职能不是“鉴定”而是“造假”,为自己开脱责任。
   在这种不公平的体制阴影下,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受伤害患者如果不采用“聚众闹事”的途径,就很难指望权力机关会为你主持公道。
   
   民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聚集成庞大的群体围堵政府或侵害其利益的强势集团。当基层政府意识到“聚众闹事群众”影响到当地安定繁荣的表象,进而影响到官员个人的仕途升迁时,就会在“闹事群众”面前让步,出面满足“弱势群体”的部分甚至全部诉求。
   于是“群众围一围,政府撤一撤”。
   所以基层贪腐政权是“群体性事件”的始作俑者。
   当民众意识到“聚众闹事”是争取权益解决问题的最便捷途径时,就会越来越频繁地乞灵于“聚众闹事”,大事小事都想到要召集乡民亲友围一围堵一堵。刁民甚至于聚众向无辜者提出无理诉求。
   某地有一个村民因家庭矛盾喝农药自杀了,可死者亲友却把死者的尸体抬到当地县人民医院,硬说是医生抢救不力导致患者死亡,结果硬生生敲诈了一笔可观的安葬费……
   
   结果“群体性事件”普及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到很多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很多人终其一生都要受到“群体性事件”的困扰。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累”太“烦”了!
   
   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遏止“群体性事件”,社会总有一天会走向失控,中华民族将面临“暴力洗牌”的巨大风险。
   遏止“群体性事件”不能靠盲目打压闹事群众和组织者,而是要政府切实履行起锄暴安良主持公道的社会职能,努力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对群众的正当诉求坚决支持;对刁民无理取闹坚决抵制,对侵害民众权益的富人官僚恶棍绳之以法,对“不给钱不办事,给钱乱办事”的贪腐官员一律撤职查办。
   
   星火燎原的“群体性事件”给中国社会敲响了警世钟,我们再也不能象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里,把“四面楚歌”上报成“盛世交响曲”了!
   
   
   二00九年八月五日
(2010/06/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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