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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熊飞骏
   
   中国历史每逢到了转折时期,就会出现改革与革命的车轮赛跑。
   除了纪元前四世纪渭河流域发生的那场以“商鞅变法”命名的深层社会变革外,中国的改革车轮总是永远落后于革命的车轮。

   所以中国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自相残杀的血腥内战。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变法国”由一个蛮荒落后的化外小邦在短期内走上世界超级文明大国行列,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高执人类世界物质文明的牛耳。
   秦帝国以后的历次惨烈革命内战则再度把中国推入黑暗的蛮荒,把一个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的世界雄狮“革命”成了白痴样的东亚病夫。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暴力革命的代价远大于政治变革。
   对于执掌政治经济大权的特权阶层来说,一旦发生革命,代价则比平民大众要沉重百倍。革命的后果通常都是原有特权阶层的整体毁灭,不但会丧失所有既得利益,还会把全家的生命也搭进去,落得个家破人亡人才两空,就算侥幸活下来也会失去最基本的尊严。
   用革命的手段消灭特权阶层虽然能暂时让平民大众获得报复的快感,但好景注定是昙花一现。用血腥暴力手段走上权力之路的武夫们会再度成为新的特权阶层,继承并发扬前朝的腐败手段,继续贪贿弄权,对民众巧取豪夺愚弄欺骗,人民憧憬的平等自由依旧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所以革命对特权阶层和平民大众来说是一条“双输”之路,只是特权阶层输得更惨一些。经常暴发“革命”的国家也注定会一步步堕落退化下去。
   政治改革与革命手段完全不同,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取代另一个阶级的无情屠杀,而是特权阶层与平民大众采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来沟通交流,通过谈判协商的手段来求得双方的共识,双方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做出妥协让步。特权阶层主动放弃全部或部分特权,在重新架构的政治平台上和平民机会均等,让平民参政议政并监督政府执政。平民大众则放弃原始的平均观念,淡化报复情绪,承认特权阶层多数成员的部分既得利益;除了民愤极大者外,不对特权阶层的“原罪”进行暴力清算,就算清算也要遵从理性法律手段……
   政治改革是一条“双赢”之路。平民大众虽然没有机会夺回被特权阶层侵占的利益,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感,但此后柳暗花明,争取到了真正的“平等”和政治权力,赢得了自我发展的广阔空间,过上了真正尊严的生活。特权阶层虽然丧失了不劳而获作威作福的特权,但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和人身安全,多数还能保住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从而比普通平民拥有更高的起点和更多的机会,容易进化成绅士型的贵族世家。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改革也是最好的结局。一个没有从内部分裂,在理性和法治轨道上运转的国家无疑会日益文明进步的。
   政治变革通常都是在特权阶层主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径。政治变革能否启动并走向成功,取决于特权阶层的精英人士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远见和民族责任心。
   暴力革命则是由民众发动自下而上进行的,遵循无序破坏性的途径。中国人是人类世界忍受力最强又最容易满足的族群,如果特权阶层主动启动政治变革,通常不会聚集到革命的旗帜下去玩命。所以中国的政治变革是走积极的改革之路还是走悲剧性的革命之路,主层权掌握在特权阶层手中。
   既然政治改革是“双赢之路”,中国历史上的特权阶层为何偏要一条道走到黑选择“双输”的革命死胡同呢?
   这是中国传统的特权专制体制结出的恶之花。
   中国传统的特权专制体制奉行“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逆淘汰规则。
   在特权专制政治后期,在劣胜优汰人事体制的长期作用下,特权阶层就会充斥“关系大于能力”,“明于人暗于事”的浆糊脑袋。
   当体制内浆糊脑袋的数量远大于清醒人士时,特权阶层就无法对时局作出清醒的判断:一无远见看到既将来临的风险,意识到政治改革的迫在眉睫,把大限前的病态经济繁荣误读成“国力强盛安定团结”,误认为自己还可继续作威作福很长时间。二无慧眼认清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谁是有利于自己长远利益的盟友?经常“两害相权取其重,两利相衡取其轻”,错把体制森林内勇于说真话的啄木鸟看成“敌对势力”;而把能毁灭一切林木的蝗虫当成“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并利用蝗虫去对付啄木鸟?等到蝗虫驱逐了啄木鸟回头来吞噬整个体制森林时,特权阶层意识到大祸临头为时已晚。三无必要的能力和大气魄来领导政治改革走向成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去理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知道中国的问题“貌似复杂实简单”,只要抓住根本和症结多数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四是没有必要的职位责任心来推进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抱着过一时算一时“我走后哪怕洪水涛天”的颓废心态,在任只顾捞油水玩享受推责任……
   
   现代化大国的浆糊政客还有一个可笑的思维误区:认为他们掌握着平民大众无可匹敌的雄厚军力,来自平民阶层的所有反抗都会被有效地镇压在摇篮之中。因为对武装力量的超自信,也就丧失了政治变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浆糊政客可能忘记了前苏联的教训:前苏联特权阶层拥有的军力比我们强大百倍,体制外也不存在可以与苏共匹敌的在野反对党,可前苏联的瓦解只在一夜之间?
   诚然,在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代一去不返。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井冈山能够成功抵抗核武器的进玫。争夺土地控制权的平民革命成为历史,但并不等于所有的“革命”手段都成为历史。强大军力能有效地扑灭根据地的革命烈火,但对“街头革命”和“体制内独裁革命”则无可奈何。
   发达的军事科学对于特权阶层和平民大众起到的作用其实是相等的。
   核武器时代的政治革命主要表现为“街头革命”和“体制内独裁革命”。
   罗马尼亚民众反抗齐奥塞斯库的暴动是“街头革命”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前苏联大清洗则是“体制内独裁革命”的两种表现形式。
   中国爆发罗马尼亚式街头革命的可能性不大,但“体制内独裁革命”则山雨欲来风满楼。
    “体制内独裁革命”是在保留现政权主要框架的前提下,由体制内的铁腕强人和体制外的平民大众结盟,对特权阶层的绝大多数幸运儿实施整体清算,把政治权力集中于独裁者一人之手。
   因为保留了现政权,特权阶层很容易盲目乐观,误认为自己依旧站在胜利那一边。这是完全的自欺欺人,和“戴着镣铐跳舞”一样愚不可及。
   对于特权阶层来说,“体制内独裁革命”比“街头革命”更残酷更无情。
   纵观前苏联的大清洗,体制内特权阶层付出的代价超过苏俄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和内战。党政军高干的损失比全军覆没和改朝换代还要沉重几倍。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特权阶层的整体清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惨剧就是最好的脚注。
   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没有前苏联那样的幸运。
   前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暴政和大清洗黑幕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曝光,使体制内外的多数人对斯大林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大清洗的反人类反文明本质。当前苏联在后专制时代官场腐败公权横行贫富悬殊时,多数民众没有倾向于怀念斯大林大清洗方式来报复特权阶层,而是求助于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推进社会公平。结果前苏联在理性有序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转型,在更高的层面重组自己的政治文明。
   中国今天的社会背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苏联很相似,腐败不公程度则更进一步。社会日益分裂为特权阶层和平民大众两大对立的阶级,后者对前者满腔仇恨并梦想取而代之。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对文革的反思只停留在表层,并随之浅尝辄止,随后又一直把文革列为讨论禁区,导致多数国民对文革的反文明反人性本质没有必要的认识,甚至于误认为文革是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当平民大众对腐败不公的忍耐达到极限时,因为对西方的长期恶意宣传,民众不了解民主法治是实现长久社会公平的最好方式,而是倾向于回归文革时代,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向特权阶层实施整体清算。
   特权阶层长期把文革列为讨论禁区的初衷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和先进性,没想到最终结果是“自己搬砖砸自己的脚”。
   六年前我在《小聪明与健忘症》一文中曾对文革幽灵的回归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2003年8月28日)
   六年后的今天,我的忧虑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第二次文革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社会积累了强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就业困难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庞大学生群体又为文革的重来提供了生力军。这时高层如果出现一位能够左右民意的铁腕强人,就可号召平民大众向特权阶层宣战!当此人充当群体领袖领导民众大刀阔斧地砍杀贪官时,就会赢得广大民众狂热的拥护。 有了这个一边倒的民意基础,一个新的独裁者就水到渠成。清算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不会自动停止,等到特权阶层杀得差不多时,民众就会发现伟大领袖对自己一样不仁慈。
   
   如果特权阶层不尽快启动政治变革,这个群众领袖会很快出现。
   今天的特权阶层也许自信能够应对危局,因为他们中的多数已未雨绸缪,事先利用职权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去了,一旦情况不对头就脚底抹油走人。
   特权阶层到时会如愿以偿吗?
   也许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人算不如天算。
   今天的中国,改革的车轮已经明显滞后,第二次文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历史悲剧也许又要再度重演。
   
   二0一0年元月三日
(2010/06/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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