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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民主的区分之四——如何对待人民


   
   一谈到民主,就会联想起不少语句,如:人民主权、人民统治、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政府经人民同意、最高权力来自人民等等,谈民主离不开“人民”这二字,那么,人民是什么?如何看待和对待人民?试问,这些对民主的不同说法里,那“人民”二字的意义是同一的吗?回答是:不!它们对人民的看法和态度是有差异的,有的甚至是天差地别,如洛克与卢梭就是这样。按照洛克的政治学说建立的国家里的人民,与按照卢梭的政治学说建立的国家里的人民,相比之下简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洛克说,人民是不同利益、不同意见的个体的集合;卢梭说,人民是由拥有一致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个体组成的。

   
   洛克说,人民是独立的、有差异的个体的集合,贫与富、强与弱、精英与庸众等等的分化现象是社会的常态;卢梭说,分化的状态中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分化状态中的人类是邪恶的人类,人民应该是由同质同量的个体融合而成的统一体。
   
   洛克说,人民自愿地、和平地、经过协商按多数原则产生共同的权威,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卢梭说,人民通过“迫使”及“全体与每个人的对立”(卢梭说:全体的利益的一致是由于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对立而形成的),形成全体一致服从的绝对权威,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洛克说,人民保留自我保护的权利,拥有结社、组织党派、选举议员或代表的权利,不同阶层的人们通过不同团体、不同政党来争取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必要时对抗侵害人权侵害自由的政府;卢梭说,人民不许结社,不许组织党派,不许选举代表、议员,人民抱成一团,每个人只与共同体或集体发生关系,个人的一切都只能依赖集体和共同体,谁想脱离这种关系“就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
   
   洛克和卢梭对人民的不同观念和态度,是他们各自的政治学说的组成部分。
   
   按照洛克的政治学说,对于有差异的个体组成的有分化的社会,重点要解决“侵害他人”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和制止“侵害他人”的问题,以达到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人类社会最初的办法,是组成建立国家设置政府,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负责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但历史的教训是,政府可能成为“侵害他人”的源头,而且造成最巨大、最严重、最广泛的恶果;于是,重点变成了解决政府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和制止政府侵害民众权益的问题。洛克的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强调政府受制于人民,建立的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人民定期选举产生议员组成立法机构及执行机构,不经人民同意而成立的政府皆为非法,人民有权监督、改组、重组政府,政府如果使用强力侵害民众权益,人民有权使用强力推翻政府。
   
   按照卢梭的政治学说,重点在于,要消除个体的差异和社会的分化,解决不平等问题;卢梭认为,“侵害他人”现象的根子不仅仅止于政府,在于政府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源头在于不平等,政府之所以侵害民众权益、压迫穷人弱者,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政府是不平等的产物,是为维持不平等而建立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铲除不平等以及维护不平等的政府,从而建立完美而巩固的平等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必须建立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实施对人民的剥夺、对人民的改造,将人民制于统一意志的指引和领导之下。
   
   按照洛克的学说,人民按自己的意愿产生最高权威,最高权威必须对人民负责;按照卢梭的学说,在人民之上有一个最高权威,人民服从这个最高权威,受其指引和领导。如何对待人民,如何看待人民跟最高权威的关系,两人的学说正好相反,正是这一根本分歧,对他们身后二百多年间两大民主潮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梭对人民的态度和观念,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作更深入地了解:以大智大德自居而蔑视人类;以救世主的姿态俯视人民。
   
   在卢梭的文字中,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如下语句:
   
   “关于人的一个主要原理是:自然曾使人幸福而善良;但社会使人堕落而悲苦。”(《对话录Ⅲ》)
   
   人类在“成为社会人的时候变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恶多端。”(《日内瓦手稿》)
   
   “人啊,别再问是谁在作恶了,作恶的人就是你自己”(《爱弥儿》下卷)
   
   “所有的人都产生一种损害他人的阴险意图和一种隐蔽的嫉妒心。”(《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人人都时时隐藏着损人利己之心”(同上)
   
   社会“使人的理性趋于完善,同时却使整个人类败坏下去。在使人成为社会的人的同时,却使人变成了邪恶的生物。”(同上)
   
   “现在的人都是邪恶的,悲惨和继续不断的经验已使我们无须再加以证明。”(同上)
   
   “富人的豪夺、穷人的抢劫以及一切人毫无节制的情欲,扼杀了自然怜悯心和还很微弱的公正的声音,于是使人变得慳吝、贪婪和邪恶。”
   
   “新产生的社会让位于最可怕的战争状态;堕落而悲惨的人类……终于使自己走到了毁灭的边缘。”(同上)
   
   “社会,在贤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失去淳朴本性的人和人为的情欲的集合体。”(同上)
   
   “你喜欢怎样赞美人类社会就怎样赞美吧,可是无论如何人类社会必然是:人们的利害关系越错综复杂,相互忌恨的心里便越增长。于是人们表面上象是互相帮助,实际上却无所不至地在互相残害。”(同上)
   
   由上不难看出,卢梭对于人类社会,不管是以往的或当时的,一概怀着强烈而深厚的感情——厌恶和鄙视。他诅咒这样的人类和社会,用尽了恶毒的词语,败坏、慳吝、贪婪、堕落、邪恶,相互残害而处于战争状态,走到毁灭的边缘,等等。特别要注意,卢梭说到人的时候,不是指某些人,而是指“所有人”、“一切人”、“穷人和富人”、大写的“人”、“整个人类”。在卢梭的心中,所有的人都一无是处,所有的人都不能依靠;要改造社会、挽救人类,先得改变人性,要剥夺他的自然的、绝对的生存,赋予他新的意志、人格和力量。
   
   那末,谁来改造社会、挽救人类?依靠哲学家吗?依靠那些富有智慧的学问家吗?不!卢梭对于“人”当中的哲学家,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带有酸味的憎恨和厌恶。下面引述他的两段话,没有办法删节,只好大段引来。
   
   在《爱弥儿》下卷中,卢梭写道:“我请教许多哲学家,我阅读他们的著作,我研究他们的各种看法。我发现他们都很骄傲、武断、自以为是的,即使在他们所谓的怀疑论中,他们也说他们无一不知,说他们不愿意追根究底,说他们要彼此嘲笑;最后这一点,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具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就是他们唯一说得正确的地方。他们得意洋洋地攻击别人,然而他们却没有自卫的能力。如果衡量一下他们所说的道理,他们的道理都是有害于人的;如果问他们赞成哪一个人的说法,每个人就说他赞成自己;他们是为了争论才凑合在一起。”
   
   他还写道:“即使哲学家们有发现真理的能力,但他们当中哪一个人对真理又感到兴趣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那一套说法并不比别人的说法更有依据,但是每一个人都硬说他的说法是对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在看出真伪之后,就抛弃自己的荒谬的论点而采纳别人所说的真理,这样的人在他们当中是一个也没有的。哪里找得到一个哲学家能够为了自己的荣誉而不欺骗人类呢?哪里去找在内心深处没有显扬名声的打算的哲学家呢?只要能出人头地,只要能胜过同他相争论的人,他哪里管你真理不真理?最重要的是要跟别人的看法不同。”
   
   连哲学家这种有智慧的人,也跟着整个人类、社会同样地败坏了,谁都不能依靠,看来,只剩下一个人能够担当改造社会、挽救人类的重任,这个人当然是能够对这一切冷眼观之,并能够看透这一切;这个人怀有最崇高的道德和最高级的智慧,能够洞察人类社会的罪恶,能够挖掘出罪恶的根源;这个人有把握改造人类,将人类引向通往美好社会的光明大道。
   
   正如卢梭所说:“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社会契约论》)
   
   “要为人类制订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同上)
   
   这个神明般的最高智慧俯视着人民,看着这败坏的、愚昧的、盲目的芸芸众生,怀着慈悲之心要指引和教导他们,他说道:“常常是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些什么东西的盲目的群众,——因为什么东西对于自己好,他们知道得太少了,——又怎么能亲自来执行像立法体系这样一桩既重大而又困难的事业呢?人民永远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却并不能永远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公意永远是正确的,但是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并不永远都是明智的。所以就必须使它能看到对象的真相,有时还能看到对象所应该呈现的假象;必须为它指出一条它所寻求的美好道路,保障它不至于受个别意志的诱惑,使它能看清时间与地点,并能以遥远的隐患来平衡当前切身利益的引诱。个人看得到幸福却不要它;公众在愿望着幸福却又看不见它。两者都同等地需要指导。……正因此,才需要一个立法者。”
   
   这个立法者不但具有神明般的最高智慧,而且具有非凡之大能大勇,正如卢梭所说:“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非凡人物”。卢梭还非常具体地描绘立法者所具有的能耐和胆量:“敢于为一国人民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以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从而每个公民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
   
   这个人,当然就是卢梭自己!卢梭曾企图作这样一位立法者,并于1765年写成《科西嘉制宪拟议》,1773年写成《波兰政府论》。
   
   不过,卢梭深深感到,若要有十分把握,还得做一件大事,何等大事?且听他说:“这里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困难。智者们若想用自己的语言而不用俗人的语言来向俗人说法,那就不会为他们所理解。可是,有千百种观念是不可能翻译成通俗语言的。太概括的观念与太遥远的目标,都同样地超乎人们的能力之外的;每一个个人所喜欢的政府计划,不外是与他自己的个别利益有关的计划,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可以良好的法律要求他们所作的不断牺牲之中得到怎样的好处。……这样,立法者便不能使用强力,也不能使用说理;因此就有必要求之于另外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了。这就是在一切时代里迫使得各民族的父老们都去求助于上天的干预,并以他们固有的智慧来敬仰神明的缘故了……这种超乎俗人们的能力之外的崇高的道理,也就是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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