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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能救中国吗?——浅议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2010/06]

土豆能救中国吗?——浅议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武坚

   据华盛顿邮报2010-05-31报道:“中国不断加快对土豆的科研、生产和相关培训。”其原因在于:“随着中国人口不断增长,城市面积持续扩大,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中国开始寄希望于发展土豆来解决该国的粮食供给和安全问题,以便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和谐。”“由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水严重缺乏,中国长期面临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的巨大挑战。中国拥有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却必须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同时,中国城市面积不断扩大,致使农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根据预计,中国人口2030年将达15亿,届时每年将需要多生产一亿吨的粮食。......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豆研究专家谢开云称,土豆在中国有非常大的潜力。他认为,中国对水稻、小麦和玉米的潜力开发已经差不多到头,而土豆还大有潜力可挖。”

   读到这则新闻不禁联想起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爱尔兰大饥荒。爱尔兰大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2年间的饥荒。事件发生的背景是,自1801年以来爱尔兰人口激增到8百万左右,同时土地兼并问题十分严重。当时爱尔兰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靠农业为生的佃农,他们所获得的土地面积非常小,只有种植马铃薯才能养活家人。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晚疫病(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卵菌造成马铃薯腐烂。在这7年的时间内,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个数目除了饿死,病死者,也包括了近两百万因灾荒而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

   在本人所写的《决定当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一文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人口、环境、资源约束是决定当代中国社会演进的首要因素。一方面是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公众消费欲望的膨胀,加之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土地资源短缺所导致的粮食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虽然技术革新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缓解生产能力与消费欲望之间的巨大落差,但是一旦生产能力的提升受到阻碍,消费欲望增长的巨大惯性将导致“生产能力与消费欲望之间的落差加大、从而引发社会动乱”。

   “尽管历届中国政府都将粮食的供应问题作为首要问题,但是时至今日,粮食供应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自然性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仍然是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面对13亿的供养人口,以及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印度一半、土地复种系数较低的现实,客观地说,中国的政府和农民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已经竭尽全力。然而,现实的结果却昭示着这样的趋势:粮食进口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土地肥力严重透支;为维持现有粮食产量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逐年加大;可用于灌溉的土地面积已接近极限;化肥对粮食增产的效果呈衰减趋势,并造成严重的水土污染;农业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农业生产规模的逐年萎缩;更令人担忧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周边和沿海地区高产耕地被大量廉价圈占。随着土地资源状况的恶化和人口的惯性增长,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渐趋恶化。”[武坚《决定当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也许可以乐观地寄希望于通过资源进口解决本国的资源短缺,但是在全球性的资源短缺背景下,中国对资源需求量的剧增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粮食、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巨额采购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国际粮食市场上,源于中国对粮食进口增加造成的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将会给本已被粮食短缺问题所困扰的众多不发达国家造成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于那些高度依赖粮食进口以养活其不断增加人口的穷国来说,粮食价格的小幅度上升就有可能耗尽他们宝贵的外汇存量,使其由于无力维持粮食进口而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最终引发粮食暴动。虽然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多有批驳,但是这些批驳并没有建立在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因而不可能缓解其它国家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所可能产生的全球性效应的担忧。

   在“获取外部资源能力的孱弱”和“崇尚扩张型发展模式”的双重因素支配下,承袭着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的当代中国政府为了维系本国资源的供需平衡而无可避免地选择“压制占人口多数的(本国)下层民众的基本需求以满足上流阶层奢华享受”的内敛化解方式。这一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业用地的侵占。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年减少到1.43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3.75亩)、不及加拿大的1/15、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1/2的国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附近经济发达地区的优质耕地平均每年以36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1981-2000年数据)。仅仅在最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狂潮中,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其中2003年一年的耕地减少量就达3800万亩。近年来呈加速发展趋势的城市家庭汽车普及化,更令中国的土地问题雪上加霜:依照欧洲和日本标准,用于铺设公路和修建停车场占用的土地为平均每辆汽车0.02公顷,假定50%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1辆汽车,则全国汽车拥有量将达5000万辆,占用土地100万公顷(1500万亩)。由于中国人口分布极为不平衡,因此这100万公顷的土地无疑将大部分来自现有的优质可耕地。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这一对矛盾最尖锐地反映在中国的农业与农民问题上,这是农业与农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头等问题的内在原因,并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政府管治的正当性危机。庞大的人口数量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减,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因城市化、工业化等人为需求以及沙化、盐碱化等自然性原因而减少。广大农村人口在失去作为福利保障的土地之后,必然会加速向城市流动,如果作为城乡二元化社会既得利益者的城市居民拒绝容纳失去土地的农民,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一次面临大规模的利益冲突。任何借助于等级观念与集权机制化解困境的企图,都只能暂时性地压制和掩盖问题,并导致丧失解决危机的时机,而无法避免危机的最终爆发。

   在一个世界性资源短缺的时代,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资源需求剧增将极可能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联合制裁。即使世界范围的石油及粮食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量,仍然存在“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以及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价值观、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而引发冲突”的可能,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由于政治和经济制裁而提前进入危机时代。未来的世界性冲突必然由资源短缺引起,受扩张性价值观驱使而陶醉于对“现代化”迷恋的中国已经被置于这种冲突的风口浪尖之上。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在一个资源短缺正在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现象的时代,这个星球是否有能力解决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高速增长的资源需求——从奢华享受所需要的矿产能源需求到淡水和土地资源短缺造成的粮食需求?作为一个在严酷的全球生存竞争中居于弱势的国家,中国是否有能力要求同样面临资源紧缺困扰的其它国家允许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性资源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额?面临自身资源供给短缺的发达国家是否能够坦然接受未来中国的巨量资源需求?

   尽管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的现代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生态困境和社会困境),然而困境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思维逻辑:生态困境和社会困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们只有在充分现代化后才能被克服。然而现实的问题是:面对日渐加剧的生态困境和社会困境,我们的后代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弥补前人的过错?事实上,一个受扩张性价值观支配的社会不可能内生出制约欲望张扬的动力,因而无法消弭欲望膨胀远高于技术能力提升所导致的落差,沿着扩张型发展模式继续下去的最终结果将是:技术能力的提升空间由于智力和财力的约束而放缓脚步,惯性的欲望膨胀与技术能力提升的逐渐迟滞将导致两者间的落差越来越大,社会将因为这一难以弥合的落差而被撕裂成为“为争夺生存资源而相互敌视和仇杀”的不同利益集体。

   我们认为:首先,当代中国要有危机意识——特别是政府应该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坦率地向公众披露,唤醒公众的危机意识;其次,政府应该修正单纯依靠技术进步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方面依靠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能力(在农业领域包括推广旱作节水技术、鼓励尝试新型立体农业),另一方面应该倡导“节制、适度”的价值观,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欲望;第三,政府应该纠正社会资源严重分配不公的现状,为倡导“节制、适度”的价值观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第四,加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力度,如政府借助政策倾斜鼓励通过投资带动人口向国外迁徙、鼓励在海外承包土地;第五,倡导循环经济,加大对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程度,鼓励集雨节灌的雨养旱作技术,充分利用降水、回收回归水和处理利用劣质水;第六,提高土地利用程度,如限制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力发展高速铁路,鼓励旧城改造、限制征用农业用地用于城市和道路建设。

   [具体的节水技术包括:“首先,推广喷灌、滴灌、细流灌溉等微灌技术。其次,推广渠道防渗防蒸发技术和低压管道输水技术。第三,推广膜上灌水技术。第四,推广耕作保墒技术、地表覆盖技术和化学制剂技术。第五,选用抗旱种类、品种的作物,合理布局、培肥地力、精耕细作、巧用春墒、少耕免耕法。减少用水多的农产品,在特别缺水地区,推广抗旱作物和耐旱品种。”立体农业是指两个层面:一是套种技术,二是在高大的建筑物中用营养液培植农作物。把农业都转移到城市中去、在高大的建筑中种植农作物,这就是所谓的新型“立体农业”。其设想是在高层建筑中建立农场,食物的生产利用营养液培养或者aeroponic技术。这两种方法都不需要土壤。营养液培养是把植物种在一种水和营养液混合的溶剂里,aeroponic技术则是把植物种在满载营养的雾中。这两种方法用的水都比传统种植方法要少很多,有时甚至比传统方法少用90%的水。]

   主导传统中国社会的内敛化价值观提倡节俭、克制,并将这一适应中国自然条件的生存准则固化成道德规范。但是植根于扩张性的现代化将中国固有的传统打破了,西方式的物欲扩张和人性解放给传统的、已日趋稳态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由此导致了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尖锐化。对于诸多古老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消亡的记忆,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反思,使我们不得不生出这样的疑惑:拥抱扩张性价值观的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走向灾难的深渊?无论这样的疑惑是否最终被验证,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王力雄在《黄祸》中写的这句话:“人类无止境的物欲同有限的资源及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矛盾将使人类社会走向灭亡。而在这奔向灭亡的过程中,人均资源最少的大国中国将走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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