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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悬赏挑错与商鞅立木为信

   清史专家阎崇年被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要求兑现挑错奖金告上法庭一案,日前在京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阎崇年在《答辩状》中辩称,他从来没有委托任何媒体发布过悬赏广告。“重金求错”只是他与《北京晨报》记者刘婷两人聊天时的说法。对此,白平反驳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记者刘婷则称自己的报道“没有问题”, “一切以报道为准”。(《南方都市报》6月8日)
   
   央视第十套节目的《百家讲坛》曾红极一时,继易中天、王力群、于丹之后,阎崇年因为在《百家讲坛》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而名满天下。当今之世,名利往往可以相互转化而相得益彰,富豪可以成为名人,而名人也可以成为富豪。易中天等人因为出书而赚得盘满钵满,阎崇年亦未能免俗,讲毕明亡清兴的那些事儿,他也忍不住动起了出书的念头。
   
   2009年6月,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三个月后,自不量力的阎崇年就此书发表“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的声明。随后,一些媒体对该声明事件做了报道。一时间,购买此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当然,其中也不乏冲着阎崇年的声明“不怀好意”的读者,这些人买它正是为了挑错和考验阎崇年的诚信。

   
   名不见经传者需要以诚信来取信于他人,对于知名人士而言,诚信则更是无价之宝,一个人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缺乏诚信,则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其才学在很多人的眼中也必然大打折扣。古语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阎崇年既然敢于在此前公开发表声明悬赏挑错,如今就不应该在有人要与其较真时做缩头乌龟,关上“悬赏门”只会使得原本就对其人品有所质疑者进一步大失所望。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百家争鸣,但各家各派都不会不推崇诚信,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更是对诚信推崇备至。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入秦后,商鞅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华和学识说服了秦孝公变法图强。古往今来,变法之事都会遭遇重重阻力,要想变法成功,需要争取广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商鞅变法的法令其实很早就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尺高的木头,并告示百姓,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金。这样的木头没有几个人搬不动,虽然很多人“临木羡金”,但仍然不相信天下会有这等好事。见百姓无动于衷,商鞅复出告示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给他五十金,以表明自己言必有信。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行。
   
   商鞅虽然早已作古,但其立木为信的故事却一直在民间流传,它告示我们诚信的重要。从政治地位上讲,阎崇年和商鞅确实没有可比性,但是诚信并非政治家的专利,不管你是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都需以诚信立身。阎崇年作为知名学者,对于传统道德的研究应该比普通人更多,不可能不知道诚信度的高低对一个知名人士的影响。
   
   阎崇年发表悬赏挑错的声明,不外乎两种原因,或是对自己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太自信,认为无懈可击,或是以此为噱头,吸引读者购买。阎崇年的声明报道问世之初,赢得公众的如潮好评,有媒体甚至拿“一字千金”的吕不韦与阎崇年作比,认为阎崇年治学严谨,并以此对其他学者含沙射影,一时间,阎崇年似乎登上了学术道德的巅峰。不过,高处不胜寒,很多时候,被人抬得越高就意味着可能被摔得越重。
   
   阎崇年悬赏挑错,应该是受到了吕不韦的启发,但是,以笔者看来,吕不韦和阎崇年“一字千金”虽然表面上都是出于文化目的,但是,实际上却目的各不相同,前者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后者则有着浓厚的金钱色彩。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炒作的影子无处不在,已经不再限于娱乐圈,文化界也早已是被炒作弄得乌烟瘴气。
   
   阎崇年言而无信已经让他露出了炒作的尾巴,远离了治学严谨的正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阎崇年想学吕不韦,却又不具备赵高那般指鹿为马的权势,更不具备商鞅那般南门立木的诚信,何以让天下人心服口服?阎崇年从悬赏挑错到关闭“悬赏门”可谓是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徒留笑柄于世间。
   
   2010年6月9日
(2010/06/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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