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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中道”导读

安乐业:“中道”导读——达赖喇嘛中间道路
   
   
   
   文章摘要: 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道”强调的“解决人类面临困境的第一要素为消除无知,造就人才,为人着想”之道 是指明人类引入应用计谋,互利互助,共生共存的坐标。只有如此,才能人类慢慢走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能够开创计谋共处的明亮时代。

   
   
   作者 : 安乐业,
   
   
   發表時間:5/14/2010 《自由聖火》
   
   
   众所周知,“中间道路”(Middle Way of Approach简称“中道”)是由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思想为基础,互利为前提的解决“西藏问 题”而提出。而且,有助于解决各种问题和国际争端而新生的,并兼具普世价值至上的理论。作为一部理论体系,她必须要经过产生,发展,弘扬或走向世界,结出硕果等实践阶段。虽然这部理论还没有经过全部实践过程,但得到了几乎各国政府政要一致的肯定和赞扬,也 非没有遇到过挫折及艰难的进程。
   
   如在西藏流亡议会第十三届第七次会议上有不到点一半的议员通过了一项决议,重新审议西藏流亡政府的现行中国政策,即 重新审议“中间道路”。又在西藏流亡议会历时十天的第十三届第八次议会会议上,由四十六人组成的议会2004年9月9日近超过一半的议员通过投票 表决,继续支持流亡政府的中国政策,即坚持“中间道路”,取消了上次通过的重新审议“中间道路”的决议,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并继续在 国际上呼吁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分析,“中道”所面临的挑战及将来的趋向难以推测,这当然不是理论本身的矛盾,而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及时真正对待解决“西藏问题”的法宝而采取的反锁行动有直接关系。
   笔者认为,现在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国际社会重新解读“中道”以及怎样推动或应用“中道”来解决各种大小问题为时不迟。就“西藏问题”而言,如国际法学专家洛桑僧格博士向《西藏快报》(藏文)记者回答的那样,“从国际法角度,虽然解决西 藏问题有几种途径。比如,向国际法院或国际特赦法院控告,联合国机制内逐层争取解决西藏问题,积极争取国际论坛,推进西藏 问题国际化致使藏人争取自决权等。但目前的角度看,‘中道’最符合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1}为此,人们首先应该从“中道”的产生,发展,弘扬或走向世界等入手,逐步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是可行而 有益于打开“互利之门”的最佳手段。尽管如此,笔者手头的资料有限,但一想到地球村范围内正在无限中此生的各种矛盾,很乐 意尝试一下进入解读“中道”的行程,有误之处谨请雅正!
   
   (1)从国际角度看,正值冷战中 期或中苏断绝外交关系,美苏矛盾日夜升华,并导致美中联合抗苏的步伐正在加快以及美苏接触等因素催促苏联步入解体的时期。 这里以下发生的三个事件值得注意:
   (一),于1971年12月25日,联合国第二 十六届大会讨论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提出所谓“中国代表权”议案,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成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北京政府因此取 得联合国席位。2758号决议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立即将台湾的代表从她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事件。 可想而知美国从中发挥的作用大于以上76票,中共对76票付出的物质代价大于国内建设。
   (二),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停止援助西藏游击队事件。客观而言,这些事件都是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发展的国际 大气候,也是不利于西藏问题及其他问题所面临的严酷而无情的现实。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适者生存,逆者亡”是人类历经数 万年进化过程中得出的真正经验,所以,以智慧的高度,以怜闷的深处挖掘出佛学中的主要哲理“中道”引向解决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小问题 的举措是个巨大而集聚深远意义的创举。
   (三),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趋于解体,德国实现统一,南斯拉夫问题复杂化,东欧发生剧变,中国的“六四民主运 动”等对“中道”正面提供了“独立”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答案,因为,若是“独立”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必要“独立”之 后在争什么“权利”之类的东西。也无必那么多精英别离家乡求存他乡。尤其是欧盟,东盟,阿拉伯酋长国,全球经济一体化,人 权高于主权理论的诞生等现象从侧面开了一个宽阔而人类长期可以互利共存的前景。当然,这些仅仅是“中道”产生的外因部分,并非全部意 义上的历史背景。
   
   (2)从境内外西藏的角度看, (一),自从中共联苏武力迫使藏人勉强接受所谓“十七条协议”以来,藏中经过八年九个月十七天(1951/5/23_1959/3/10)的相处之后,中共单方面 于1959年3月27日,由时任总理 周恩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所谓“......彻底消灭反动暴乱,西 藏军区司令部担任反对祖国与破坏稳定之西藏地方政府消灭的重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意译)(2),并军政委员 会完全替代西藏噶厦政府而告终。在此期间的波折,毛泽东所言的“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又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 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不 愿意实行那末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旧,我们的理由愈多,他们的理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 而有理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笔者)等好事,以争取群 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3}真如人们从中可能看 到的那样,藏中进入同床异梦直至最终破离的决定性因素是那个呢?应当说“于1954年11月2日,李维汉结集达赖喇嘛,班 禅喇嘛和住藏军政官员宣布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决定了成立‘西 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及其于1956年4月22日在拉萨大厅正式 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4}是最能代表的旁证性事件。 因为,当每个人面临“你听着一切我说了算”的味道又如何呢?这些举动是否背离于所谓“十七条协议”?而且,是不是一个明目张胆的“篡 权夺主事件”?可否称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借用“时机成熟”逐步削弱及其取代“西藏噶厦政府”而采取的“覆灭行动”?
   
   “达赖喇嘛中道”导读

   从左达赖喇嘛,毛泽东,班禅喇嘛
   
   请参阅所谓“十七 条协议”全文可能起到破砖引玉的作用: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通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又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通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 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变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时,得采取与西 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 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 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领帮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 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级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 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的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 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李维汉(盖章签字)
   代表 张经武(盖章签字)
   张国华(盖章签字)
   孙志远(盖章签字)
   
   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盖章签字)
   代表 凯墨.索安王堆(盖章签字)
   土丹旦达(盖章签字)
   桑颇.登增顿珠(盖章签字)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5)
   
   读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有利于读者思考以上例举的发问,还会衍生出一些有趣的后继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口口声声说过的或继续争辩的占领西藏的理由是“解放西藏的目的在于三大领主统治下受苦的农奴要翻身当家作主”。但是,为什么所谓“十 七条协议”中强调的只是‘领主的权益’?除了‘改善人民生活’等字样之外为何只字不提所谓‘农奴的权益’?尤其是“对于西藏的现行制 度,中央不予变更”意味着什么?是否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肆宣扬“达赖喇嘛是准备恢复农奴制度的政治流亡者”之类的说辞也 是不是显得‘纵火人往往比救火人喊得高’?同理,为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群体和群体之间塑造“平衡”起见,这些问题不应该看成一个 民族或个别群体所面临的问题,经过以上逐层显示的问题对人们的启发,今后人类社会处理大小事务时遇到类似事件该怎么办的一个问题。然 而,这段历史仅仅是“中道”推向日常生活中生产的早期内因或最先的前奏曲。
   
   (二),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噶厦政府逼迫选择流亡以后,一方面否定所谓“十七条协议”以及寻求国际援助。当时,联 合国大部分成员国持有中国派兵进入西藏是纯属侵略行为的观点。基于此点,1959年,1961年,1965年分别联大上有明显的 表明。另一方面,出示积极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开展谈判的善意。如1959年6月份,达赖喇嘛在印度穆索 里召开的记者会上指出,“我们西藏人并不敌视或仇恨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必须共同找出必要的努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 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西藏问题”而言,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定决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而未能看到回应的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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