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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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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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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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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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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温家宝的那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发表之后,诸多海外中文媒体纷纷对其作“过度阐释”,某些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口吐莲花,似乎这就是胡温要在任内最后两年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我对这些言论不禁哑然失笑。如果一个人说了三五次谎都没有被识破,说明这个人说谎的能力颇高;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说谎,却还有人当他是在说真话,这就跟说谎者的本领无关,这就是听众的信息接收和判断系统出了问题。

温家宝从来不是政治局中的“异议分子”


   《南方周末》评论员郭光东在《温家宝忆胡耀邦文的不凡之处》一文中再三强调温家宝文章的“个人名义”,并说:“在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这样的文字、文风是相当罕见的。如果领导人能够不再限于用公文、报告的语调发布政见,而是多用一些《再回兴义忆耀邦》这样的人性文字,相信能为政坛带来一股活泼的新风。”我真疑心这位作者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仿佛是刚刚从月球空降中国一般。在中共极其严格的宣传机制之下,高官们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哪里有什么“个人名义”?个人永远服从于组织,即便是贵为总理的温家宝发表署名文章,也必定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是一种集体意图的表达。
   那么,官方为什么允许温家宝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呢?为什么其他常委都不发表此类署名文章,偏偏由温家宝出面呢?为什么胡锦涛要将这样收买民心的“好处”让给温家宝呢?在我看来,这不是温家宝具备了敢于充当一名政治局中的“异议分子”的勇气,而是最高领袖胡锦涛和政治局集体的精心安排。在政治局的九个小矮人中,需要选出一个人来扮演人民的慈母的角色,以维系民众对这个政权最后的希望,而温家宝的位置和性情都最适宜扮演这个角色。与之相比,作为最高领袖的胡锦涛需要躲在幕后,保持喜怒不形于色的神秘性。在此意义上,温家宝丝毫不比其他八个人心地善良、人品高贵和政见开明。如果温家宝真的跟其他八个人存在严重分歧,他哪里可能安稳地度过这么长的任期,更不必说以“三代老臣”的身份熬成首辅了。温家宝服务过的两届总书记先后中箭落马,他这个大内总管却安如磐石,难道还不能说明此人在权术和自保上有过人之处吗?

   胡温当政以来,比起江泽民时代来,官场之腐败如同脱缰野马,贫富悬殊在全球名列前茅,新闻控制和文化封锁造成万马齐喑,“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逆时代潮流,铁腕“维稳”更是草菅人命。就政权之劣质化而言,胡温远远超过江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不是如同某些善于为胡温开脱责任的海外人士猜测的那样,是早已退休的江泽民的制约;相反,乃是胡温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就比江朱更加僵化,胡温时代既得利益集团的纠缠也更为牢固。以温家宝为例,他自己装模作样地穿一双修修补补的破鞋,而他的妻儿均富可敌国,这两个自相矛盾的镜像,该相信哪个呢?显然,温家宝不是体制的牺牲品或异议者,而就是体制的代言人与吉祥物。如果连这个事实都认识不清,如果继续对温家宝过于夸张的话剧表演激情欢呼,那就比之《动物庄园》中的“奴在心者”的动物都不如了。
   温家宝在文章中用诸多细节表明他对胡耀邦如何有情有义,即便胡耀邦下台之后,他仍然常常去门前冷落的胡宅问寒问暖。因此,《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说:“从温家宝对待胡耀邦的态度上,我们依稀看到古风犹存,中国人士人风范还在。”其实,所谓“中国人士人风范”,根本就是作者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士人风范”,即便有,也保存在民间,而非朝堂。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从来都是“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有一丝人性的温情呢?温家宝之所以去探望胡耀邦,与他此次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一样,与他当年陪同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一样,不是由他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乃是得到“核心”的批准甚至根本就是“核心”所授意的。否则,温家宝与胡耀邦接触的时间并没有与赵紫阳的多,照理说,他与赵紫阳的关系更为亲密,那么,他去探访胡耀邦,为什么不去探访赵紫阳呢?赵紫阳被幽禁致死的遭遇,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即便他人不能到场,但连一个花圈都不送,这难道就符合中国的“古风”吗?
   可见,温家宝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什么事情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做什么事情会给自己带来正面影响。胡耀邦是可以去探望的,还可以刺探些消息来向邓小平汇报;而赵紫阳是不可以去探望的,如果去了,就是与“敌人”和“叛徒”划不清界限,就是立场不坚定,就不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所以,温家宝的这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什么也说明不了,背后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玄机”。

胡耀邦违背邓小平命令,改善魏京生在狱中的待遇


   温家宝常说,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殊不知,这句话用在他本人的身上更加合适。如果对温家宝“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会发现,温家宝与胡耀邦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从胡耀邦对待魏京生和温家宝对待刘晓波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发生,魏京生被捕之后,胡耀邦虽然未能阻止来自邓小平的命令,但他仍然在诸多公开场合表达不同意见。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障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他还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3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这些话放在今天仍然掷地有声。温家宝引用了胡耀邦的很多言论,为什么偏偏不引用这些言论呢?当温家宝政府抓捕刘晓波并判处重刑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胡耀邦所批评的对象?
   最近,魏京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承认,是胡耀邦救了他一命。1984年,魏京生被公安医院确诊患有冠心病,邓小平亲自下令,将他送往青海高原,并且规定了极为恶劣的生活待遇,不给治病、不给电视报纸、不给改善伙食。连警察们都看出来,这是把人往死里整的措施。次年胡耀邦访问西藏、青海,专门抽出时间找司法系统的干部开会,听取了有关几个政治犯的情况汇报,并指示说:魏京生等政治犯患有疾病,目前的形势不能保外就医;但是也不能按照普通犯人的待遇。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对此,魏京生深怀感激之情说:“在那关键的几年中,胡耀邦确实救了我一命。由此我也相信有关胡耀邦的传闻是真实的。他的确是共产党内的异议人士;是一个存有善良之心的、敢于改正错误的好人。”
   在魏京生一案上,当年的胡耀邦敢于发表与太上皇邓小平不一样的意见,还作出切实的措施和指令,改善了魏京生狱中的生活条件,从而救了魏京生一命。要知道,那时邓小平的地位是一言九鼎,对魏京生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胡耀邦这样做是要付出极大的风险的。而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为了公平正义而置个人权位于度外的壮举。

温家宝参与重判刘晓波,带头践踏法治与人权


   与胡耀邦对魏京生的宽厚态度相比,温家宝在刘晓波一案做过些什么呢?将刘晓波这样一位为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关进黑牢,温家宝是参与者之一。面对这起发生在其任内的最恶劣的因言治罪的人权案件,温家宝既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同意见,也没有暗地里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正之。可以想象,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刘晓波案件的时候,如果温家宝对此案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至少可以让刘晓波获刑的时间减少一大半,至少可以以此挽回一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恶劣的国际形象。但从刘晓波获刑之重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料的结果来看,温家宝并未这样做过。
   迄今为止,对刘晓波的终审判决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照例他应当早被分发到监狱中服刑。但是,奇怪的是,他仍然被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这段时间,不仅他的亲人不能去探视,连律师的例行探视也被取消。他的妻子托国保送进去的书籍,居然遭到“有关部门”的无理扣押。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让其读书就是最大的折磨了,显然这是当局有意为之。40年前,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监狱中都可以读书;40年后,刘晓波在中共的监狱中却连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刘晓波所遭遇这些恶劣的待遇,温家宝真的一无所知吗?或者他知道了却无能为力?
   胡耀邦受制于中共僵硬的制度,未能成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对他充满了敬重与同情;而温家宝根本就是专制制度的“二把刀”,企图利用胡耀邦的名望来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局涂脂抹粉,我对此种虚伪而矫情的文字充满了厌恶。胡耀邦让人尊敬,不仅仅是他的亲民和简朴,更是因为他对异议者的宽容,以及对公民基本权利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认同。温家宝东施效颦地去学习胡耀邦的皮毛,却拒绝跟从当年胡耀邦的精神取向,可谓买椟还珠也。《南方人物周刊》评论员何三畏在《纪念政治人物离不开政治的意义》一文中道破了事实真相:“这些千百年来每一个亲民勤政和体察民情的政治家一直惯用的工作方法,就是现代政治的精髓,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政治策略吗?中国政治家真正需要突破的,是下层官员的‘安排’,而不是自下而上一级一级地筑起政治的合法性,建立持续稳定的制度保障。”所以,温家宝释放对民众的善意的最好方法,不是撰文纪念胡耀邦,而是立即释放刘晓波。我坚信,中国人民的尊严,是靠无数像刘晓波这样的普通民众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来争取到的,而不是靠温家宝空洞而虚幻的许诺与赏赐。
   2010年5月18日
(2010/05/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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