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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本文献给政治运动中苦难的母亲们

母亲——本文献给政治运动中苦难的母亲们
   
   作者:宁朽不雕 文章来源:炎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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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天下狗崽子同哭
   狗崽子是文革期间对出身反动家庭和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们的污蔑性称呼。称呼充满野蛮、暴力和血腥,即使文革期间,也没有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中,就是中央文革也不敢使用这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17年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我每当使用文革语言时,心中觉得隐隐作痛。写文革,又无法避免文革语言。我希望,告别文革的同时,彻底告别文革语言。
   
   文革元年(1966年),我已经28岁了,不能称为“崽子”了。直觉告诉我,我始终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们共命运,所以自称“狗崽子”。我是个幸运的狗崽子,因为狗崽子最难跨越的两个坎:升学和就业,由于时间差,我都跨越了。和那些出身不好的未成年的青少年相比,我的命运是很不错的。
   
   我读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毕业分配在冶金部直属研究院。如果诚惶诚恐地接受改造,一心一意地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我可能成为技术官僚或者在特定领域里徒有虚名的学者名流。
   
   1966年一副红卫兵对联风靡神州大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虽然我的政治地位不是太坏,但是一种恐怖感油然而生。可能是阶级本能所致,我不可能和好汉们同流,注定与混蛋的狗崽子合污。经历文革,我理解狗崽子的悲惨和痛苦,我愿与天下狗崽子同哭,我要和天下所有的反动家庭分享忧愁。
   
   我和天下所有的反动家庭分享忧愁,父兄有罪应该接受公正的法律惩处,凭什么运动群氓将他们批倒批臭?
   
   我与天下狗崽子同哭,父母接受批斗,狗崽子必须参加斗争的行列,不许悲伤,不许流泪,不许难过,当然更加不能有任何抵触情绪,还要摆出高兴的样子与革命派敌忾同仇,热情地成为积极支持群氓打击亲生父母的打手。
   
   我和天下所有的反动家庭分享忧愁,为什么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不能有点原谅和宽容?他们中有辛亥革命的志士、北伐的战士和抗日的英雄;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沐猴而冠似的高歌“宜将剩勇追穷寇”?父兄已是阶下囚,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狗崽子饮下败军之将酿造的苦酒。
   
   我与天下狗崽子同哭,哭声震动秦始皇的幽灵;泪水汇集成河,刷尽昔日的耻辱,浸透遇罗克(注)的坟头。
   
   我和天下所有的反动家庭分享忧愁,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难道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血海深仇?为什么不能够团结起来,手牵手,共同追求幸福自由!
   
   注:遇罗克(1942年—1970年),男,北京人。家庭出身资本家,父亲为工程师。生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1966年,遇罗克由于写下《出身论》等文章,痛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于1970年3月5日和另一批“死刑犯”被中国当局处决,年仅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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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斗争会上的万岁声
   1968年6月2日,长沙矿山研究院礼堂里鸦雀无声。几个愤怒的民兵,拳打脚踢将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押上批斗台,老人一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打破了礼堂的寂静。震人心弦的场面,突如其来的口号声,令全场群众目瞪口呆。
   
   这是一场悲剧,其斗争力度在研究院斗争牛鬼蛇神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又是一场闹剧,因为它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被德国法西斯关押而释放的政治犯,他儿子在火车站迎接他的第一句话竟是“希特勒万岁!”遗憾的是这场斗争的对象不是孩子,而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熟悉中国历史,精读唐诗宋词的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她就是我的母亲。
   
   作为悲剧,因其惨烈而不堪回首;又作为闹剧,因其荒唐而不愿回首。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我的一位朋友,在昆明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的群众队伍中,他年幼的儿子问他:“什么是皇帝?”他答:“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儿子又问:“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他无言以对。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小朋友都知道地主是坏蛋,而万岁是地主阶级总代表的专用名词。奇怪的是在这阶级斗争为纲、地主成为过街老鼠的国度里,万岁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在万岁声中有人走向辉煌,有人走向灭亡。处处是五体投地,时时都在顶礼膜拜。在斗别人和挨斗的过程中,人们逐步觉醒,可面对红色的万岁海洋,更多的是无奈和迷惘。
   
   时间在流逝,岁月在消失,我希望永远忘掉这段痛苦的历史。转眼我们已进入21世纪,可是我看得出周围还有不少人喜欢皇帝,甚至将共和国创始者和皇帝相提并论,其中不乏教授级的共产党人。也许悲剧暂告一个阶段,可闹剧还远远没有落下帷幕。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让人们了解这段悲剧和闹剧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我翻开了记忆中最痛苦的一页。
   
   时间不可能磨去记忆,讲述一些当时平常甚至琐碎,但对我们的后代可能认为不平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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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不会自杀”
   批斗会后,一位朋友偷偷及时地提醒我:“防止出事!”暗示防止母亲自杀。但我想起母亲肃反时的一句话:“我不会自杀”。我又想起母亲的一位姓刘的朋友,她曾出席过世界母亲大会,后来成为右派。农场劳动改造时失足跌入井中。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不能死”。当时死意味着“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被压迫者只有受凌辱的义务,连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位典型的中国母亲的代表人物,首先考虑的是作为一个母亲,不能让孩子背上更沉重的历史包袱。
   
   为了孩子,很多母亲顽强地痛苦地甚至受尽屈辱地活着。一天深夜,母亲突然提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并向我介绍文中包括被毛泽东引用而脍炙人口的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然后母亲用她特有的声韵背诵: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母亲一边背诵一边讲述这些古老的故事。说西伯姬昌(周文王)、丞相李斯、淮阴侯韩信等几个功高盖世、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因为没有在“罪至罔加”(犯罪而刑具加身)之前而“引决自裁”(自杀)而受尽凌辱。讲完这些故事,母亲凄凉地说:“和这些人物相比,我算得了什么?”
   
   和白天的喧闹对比,那真正是个像死一般的寂静的夜晚。白天高音喇叭声响彻云霄,大批判的檄文,毛主席最新指示,阶级斗争最新动向,要某某人至某处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的勒令,声嘶力竭的呼喊声不绝于耳。不用说抒情歌曲,稍微温和一点的革命歌曲都被打入冷宫,能够听到的只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作曲家们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将那些没有丝毫节奏感的《毛主席语录》谱写成乐曲。这些语录歌充斥大街小巷,当然我们单位的喇叭不会例外。歌颂毛泽东的革命豪情编织成的革命交响乐,振聋发聩,声声入耳。
   
   可一到晚上,安静得可怕而且恐怖。我的邻居是个30岁刚出头的善良的江南妇女,她相信因果报应,连烧饭淘米时浪费一点米都会自责,认为那是作孽,是罪过,要遭报应,甚至要遭雷劈的。可她在当时的环境里,也用浓厚的吴侬软语逐步学会极其粗鲁的骂娘,不止一次地报怨:“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可我一听敲门声,就心惊胆战。”
   
   那时候,电视没有普及,收音机也不多。我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本是上海名牌,好像是“飞乐”,连这种中性的名称也不许存在,只能改成“工农兵”这种革命品牌。除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气象预报外,收音机可以充分享受休息权。收音机一般有两个波段,长波和短波。短波按钮碰都不愿碰它,省得惹麻烦。有人就因为拥有高级收音机,就被诬蔑为“偷听敌台”。按当时“法律”,只要有犯罪的可能,即可定义有罪。
   
   除了革命歌声,没有任何音乐。一些有打牌瘾的人们,都改变了他们的习惯。吃完晚饭,很早就休息了。偶尔有人家很晚还亮着灯,爱管闲事的人便会猜测这家出了什么事,例如有病人,生孩子之类。
   
   就在这个连鬼神讲话都要敛声屏气的夜晚,母亲给我讲述那些不及时自杀而受尽凌辱的古人们的故事。
   
   奇怪的是,我竟那样地麻木,那样地迟钝,那样地无动于衷。我好像一台不会思索的录音机。大脑又像突然停摆的钟表,停止运转。而故事的内容又深深地记录在大脑中的永远不会遗忘的信息存储器中。
   
   母亲好像不是和我讲话,而是与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对话。那是正在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的西伯姬昌(周文王),在刑场上和同时俯首就刑的儿子讲话的秦丞相李斯,高叹“狡兔死,走狗烹”的淮阴侯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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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古人同悲
   30多年后,我对照司马迁的原文数了一下,和母亲对话的一共九人。这是改变中国古代史的九个人。母亲似乎和他们讨论,为什么不早点自杀。自杀可以免去多少痛苦,减轻多少屈辱。他们会怎样回答,我很难想象了。
   
   我一想起那可怕的夜晚,一种痛苦的自责涌向心头,那很可能是自杀的前兆,我连一句宽慰的话都没有说。尽管我认为母亲不会自杀,但那个夜晚,至少已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过,犹豫过,动摇过,思索过。
   
   当时我的思想充满愤怒,悲哀,被欺骗,被愚弄的情感。我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对抗这种罪恶和迫害,但潜意识有一种自信,还没有到自杀的时候。
   
   我好像是个反刍动物,囫囵吞枣吃进一堆草料。这堆草料竟在我的胃里平安地存放了三十多年,突然一天由于发酵回到口中重新咀嚼时,竟是那样地辛酸苦辣。味浓呛鼻,使鼻子发酸;色重刺眼,泪珠外流。特别是“和他们相比,我算得了什么”那句话,像万箭穿心似地刺激我的灵魂。
   
   当时传说昆明工学院教授竺良辅(著名气象与地理学家竺可桢之弟),正当红卫兵进入他家门时,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早已准备好的剃须刀,割开颈部动脉,从容死去。母亲听到这个故事,告诉我:“这就是司马迁笔下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受辱之前,就引决自裁。等到受辱之后,再自杀就为时过晚了。”
   
   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时,我没有心情阅读司马迁的原著,对母亲讲的词汇似懂非懂,我也无意刨根问底弄清楚这些词汇的含义。三十年后,我翻开《古文观止》找到了司马迁的千古名篇。我的古文水平比英文阅读能力好不了多少,得依靠字典阅读,尽管有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还有注释,我还得查字典。逐字阅读这段催人泪下的绝唱,老泪纵横的我,耳边重又响起母亲抑扬顿挫的如泣如诉的背诵古文声,好像看到司马迁的血与泪,二千年前的悲壮史诗在20世纪60年代重演。萧瑟秋风今又起,罪恶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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