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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作者:陈行之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学术与争鸣 >> 学人文集
   日期:2010-5-23 9:55:26

   
   1
   
   我曾经认为,一部国家机器可以不断制造出符合其规范的社会产品,这或许是专制主义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这里说的“社会产品”指的是人。
   
   我的这种见解来源于历史与现实。
   
   纳粹在德国掌权以后,德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被煽动和鼓惑成为了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对非日耳曼民族的野蛮歧视,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蹂躏,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屠戮,都是由一些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具体执行的,这些不被人在意的个体——作为个体考察,他们自身似乎并不具备意义——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罪恶。
   
   斯大林主义横虐俄罗斯的时候,这个给人类社会贡献出许许多多伟大文学家、思想家的国度,也突然涌现出了大批告密者,这些告密者心理之阴暗、人格之卑下、人性之扭曲,在其他社会形式中是极为罕见的,无数善良人并不是被国家机器直接送进监狱的,是身边那些口蜜腹剑的朋友把他们送到了通往古拉格的道路上,个体的残暴构成了国家的残暴,凡是被置于极权主义专制机器绞刑架下的人都是某些具体的人的牺牲品,换一句话说,我们从《古拉格群岛》等著作中中读到令人发指的国家罪恶,看起来都是由并非妖魔鬼怪的人制造出来的。
   
   在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较之德国与苏联更为坚固,形形色色的权力罪恶更是由许许多多丧尽天良的人,尤其是在中下层官僚和普通或者不普通的知识分子帮衬下才得以实施的。凡六十年来,中下层官僚对民众肆无忌惮的欺压和掠夺,精神被骟割了的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卖淫,给这个伟大民族造成的苦痛无以复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记得,毛泽东一句“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就使全国数以亿计的青年人热血沸腾起来,这个被称之为“红卫兵”的庞大社会人群在破坏社会自然进程和社会正常结构方面、在屠杀摧残人的肉体和侮辱猥亵人的精神方面,较之古往今来任何邪恶力量都来得血腥和残暴。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把一桶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扣在一位工友头上,工友的脑袋瞬间就被烧灼得溃烂不堪,肿成了巨大的冬瓜,后来这位工友被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用棍子捅到开水锅炉底下活生生烫死了。那时候我年幼,尚不知道此类罪恶只是国家罪恶的一种具体方式,我唯一的感慨是:人为什么如此残忍?
   
   后来明白了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知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人的状态了,看问题才有了新的角度: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系统中,没有抽象的人,人是社会过程中一个能动的分子,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是国家性质和人性共同决定着社会人群的伦理特征……这就是说,人并非完全成因于人的本性,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产品。如果把国家看成一部机器,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是这部机器的内在结构决定着它的产成品的样式。
   
   我得出结论:极权主义作为政治形态获得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财富的野蛮掠夺)支撑以后,国家机器汲取历史经验修复了锈蚀和坏损的部分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固,它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将有增无减,仍旧会成批地生产(或者说制造)出符合国家政治标准的社会产品。
   
   这是一个悲观的结论。
   
   2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接触一位年轻作家,这位作家按照现在的说法应当属于“七零后”,当时他把持了一本省级文化娱乐类刊物,好像是主编或者执行主编的身份。有一天我到他那里,看到他正在为刊物挑选封面图片,他选中的是一幅美女图片。在我看来那幅图片很诡异:慵懒冷漠,表情阴郁,并且不知道为什么面部汗涔涔的。
   
   “你看她像不像刚被‘日’过?”
   
   我吃惊地看着这位留着时髦长发的朋友,问:“这就是你选中它的理由吗?”
   
   “就是啊!读者会想象的,想象能创造美。”
   
   我不知道把某个女人想象为被“日”过为什么会是“美”,只嘲笑说:“你那个读者纯粹是病态。”
   
   这幅照片果真被印在刊物上了。
   
   文学之路从来都十分拥挤,我接触的这位年轻作家属于志向高远、自恃在中国无人可以比肩的人,可惜我从来不喜欢他的诗作——中国社会有多少荡人心魄的故事可以诉说,有多少复杂的情感可以抒发,可我们这位年轻作家却把文学理想的实现全部都寄寓在了“爱情”主题上,几乎所有作品都用来描述完全不具备灵魂支撑的相思相恋之类。尤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决心成为著名作家的人,竟然不读书,无论哲学、历史还是社会学、文学书籍,一本也不读。
   
   我曾经问他:“你怎么不看书啊?!”
   
   他回答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值得我读的书。”
   
   我完全傻掉了,呐呐着无言以对。
   
   他充满同情地看着傻瓜似的我,解释说:“我决定亲自写一本值得读的书。”
   
   他后来真的写出来了,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凑足了买书号的费用,然后拿到印刷厂自费印制,“值得读的书”得以问世。拿到这本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文字垃圾的请我“雅正”的书,说实在的,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始终认为这位朋友至少比我聪明,他有条件成为好作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堕落成为这样一个没有形状的精神流民。我知道,是连续不断的文化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是八十年代末那桩重大政治事件惊骇了他,是弥漫在文坛的腐朽浮躁之气毁坏了他。
   
   社会毁坏一个人其实很简单,稍作暗示即可。
   
   在一般人观念里,作家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著名”,“著名”就是一个好作家,不“著名”就不是一个好作家。而作家又是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注重名声的人,因此,怎样变得“著名”就成为了作家进行事业谋求的关键。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和整个思想界一样都噤若寒蝉,国家为作家之“著名”划出了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权力鼓励你写的东西,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人的真实处境,低俗一些也不要紧。如果你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好作家”,权力会保证你的作品在最重要刊物上发表,你的书籍会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你会很风光地出现在文学研讨会上,你甚至会得到各种各样国家级奖项的鼓励,受到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官员的接见,你还很有可能成为作家协会的官员,按照行政级别配备小车和司机,你或许还会获得“大师”的称号,代表中国作家出国与国外作家进行交流……权力就是这样以施行两千多年而不衰的“利出一孔”的机制,一代一代地制造着并非作家的作家。
   
   “并非作家的作家”也并非全部是逃避生活向权力讨巧卖乖的作家,平庸和低俗在很多时候更是作家、艺术家们的生存之道——权力敏锐地意识到,相对于直面社会人生的作品,平庸和低俗在政治上有一种消极的积极作用,是值得纵容的,于是就不择手段纵容了起来。这是我那位作家朋友将文学从真实的生活中剥离,使之成为毫无意义的梦呓的唯一原因,广而论之,这也是我们当前文学艺术创作远离现实、精神萎靡的根本原因。
   
   这种见解甚至影响了我对“80后作家”的看法——你不能要求他们超越自身就很羸弱并且日渐衰微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这两代作家已经用平庸为自己书写了完整的历史,这就是说,你不能再指望他们写出超越其自身条件的作品了,他们的路狭窄而短促,并且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你不能指望肩膀还很稚嫩的年轻人担当起思想者的责任,去复兴文学的内在精神,你知道是何种强大力量阻碍着他们。
   
   我那位作家朋友也是一样。
   
   3
   
   2009年,中国有两件触动民间情绪的大事,一个是“西藏事件”,一个是“汶川大地震”。我愿意相信“民间情绪”与被政治动机支配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同,基本上是真实的内心反映,包括因为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校舍倒塌学生死亡而指责政府、情绪几乎失控的网友,包括在允许游行的国家一边游行一边对不允许游行的国内民众高呼“中国加油!汶川加油!”的海外学子,表达的都是各自内心的声音。
   
   但是我随后注意到,在非民主状态下“民间情绪”是有可能隐含意识形态期许乃至于意识形态蛊惑的。在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为什么一些学生弃民众苦难于不顾,逃避自己本应当承担的公民责任?在美国享受西方式“民主”、“自由”,为什么一些学生非但没有利用这个条件揭露谎言、追究巨大灾难深处的腐败和权力罪恶,反而摇着小旗子呼喊一些令国人不齿的政治口号?为什么在民族大难面前出现了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家破人亡民众的“含泪劝告”?为什么每一次社会事件发生以后都会出现许许多多满嘴胡言乱语的所谓“专家学者”?为什么一旦民族有难,马上就会有大批所谓的爱国主义者(被网民们讥讽为“爱国贼”者)跳出来,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干扰和破坏人们的正义诉求?
   
   所有的“为什么”都在指证:强固的国家机器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制造合格的社会产品的能力。
   
   我那位作家朋友如何了呢?
   
   尽管怀有鸿鹄之志,十几年以后,由于不再把持刊物——这通常意味丧失了在体制内交换利益的条件——发表作品也很难了,只好在博客中刊载一些抒发胸臆的短文和诗作。一般来说,坎坷会使人成熟,然而我在“西藏事件”和“汶川大地震”期间看到,我那位朋友竟然写了很多可以被称之为“轻薄的爱国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短语和口号,这意味着,这个已年届四十的人始终没有让自己的灵魂深刻起来,其精神品质还停留在欣赏女人被“日”以后是一种美的阶段。
   
   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人成了这个样子?其实,我前面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那么,我把它称之为:“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不是政治哲学的抽象名词,在你我他的生存环境中,它是极为具体的,具体到可以让人感觉不到“国家”这两个字的程度——当你面对成功和失败两种人生结果的时候,利益与良知孰轻孰重?当你必须指认和遮掩真相与谎言,并由此决定你人生处境的时候,你会将良知置于何处?当你在体制内面对升迁和荣誉的时候,在得到与失去之间你将作怎样的取舍?当你只要向权力有一次精神卖淫就可以从不“著名”变得“著名”起来的时候,你将何去何从?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哈姆莱特的问题从来不是哈姆莱特的个人问题,我们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哈姆莱特逼到了向自己发出生死之问的境地。除了极少数视死如归、灵魂特别高洁的人,在超级力量“国家意志”的诱惑胁迫下,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灵魂的贞洁,很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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