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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

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
   
   作者:许纪霖
   学术中国 >> 公共视野 >> 10年3月 >> 公共论题
   发布时间:2010-03-27

   
   2010年1月23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演讲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3月14日,原文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中国的崛起,今天不是一个愿望,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实。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声音,认为中国是大而不强,还有说中国只是虚胖,中国的“强”只是万里长城的“墙”,是“墙国”而已。
   
   去年欧美有一本非常影响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是马丁•雅克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到了2050年,中国将主宰世界、统治世界,那个时候全世界代替美元的全球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将替代纽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汉语将像英语一样风靡全世界,孔子就像柏拉图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他的经典。他说,过去英国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中国到了2050年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将以文明统治全世界。
   
   真的有这么好的美景吗?这几年的确让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每个出国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2010年上海世博会,好戏不断,真是一派盛世景象。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一方面“不差钱”,财大气粗,但似乎人心坏了,我们听到的盛世危言似乎也更多了。关于中国今天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论的现象,特别是马丁•雅克这本书出版之后,国外有很多不同意的批评声音。中国真的崛起了吗?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它会走到哪里?
   
   中国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她将继续往那个方向发展,让全世界都非常迷惑不解。中国现在是GDP大国,今年马上就要超越日本成为全球老二,连老大美国人也要看着中国的脸色。中国驻法国前大使吴建民就说,中国现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准备,我们自己更缺乏准备。本来邓小平制定的国策是韬光隐晦,不出头,甘于边缘,一门心思搞建设。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开始衰退,中国继续高速发展,一下子让全世界聚焦中国。中国成为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 马丁•雅克说中国将会以文明大国崛起,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中国将往哪里去,首先要了解的是中国是从哪里来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今天我想从晚清以后的中国历史讲起,看看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富强梦,个中有什么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历史看未来,反思中国的崛起。
   
   我的演讲将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晚清以来的强国梦包含着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然而,但是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历史当中,上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富强压倒了文明。第二个问题,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的现实。第三个问题,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中国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的特色?
   
   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是近代人所特有的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我这些年在欧洲、亚洲和北美不少国家访问,发现这种致富的欲望和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最早出现在西欧,但到了这个世纪之交,竟然在华人社会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过去的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作为孔子的后代,重义轻利的的儒教徒,中国人虽然不看轻物质和民生,也重视钱,但并不认为富裕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富裕只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个人生活的小康,有恒产者只是为了有恒心,成就个人的德性。究竟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脱胎换骨,不再讲和谐,而是讲竞争、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国强兵,信奉永不满足的欲望追求的?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原来的学生小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老师大清帝国,原来是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而是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败。于是到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他有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特的伦理规则,但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却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上上下下为止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是世界的公理,只有竞争,国家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讲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力,你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这个追求没有断过,从大清朝到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这就是竞争。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我们要能够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晚清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论强权》,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之公理也,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套观念从晚清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
   
   中国人一直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权力和权利。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但中国在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越高,谁的权力就越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越多。晚清以后的竞争,便成为争夺特权和强权,人人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所以在中国,开车的不会让路给走路的,因为开车阶级自认为比行人高人一等,拥有特权,岂有上等人为下等人让路之理!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却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船尖炮利,看重的是物。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过去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所谓核心竞争力。什么事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体力还可以理解,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为了一种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归结为有竞争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自由的人格,具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呵呵,这不是老板经常对我们讲的话吗?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是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并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力超群之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为什么强盛,日本为什么日本可以打败中华帝国,除了富强之外之外,另外一个秘密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个内容是刚才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信政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不断在变革制度。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只要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都要往这个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到文明问题,不涉及到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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