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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反思是最好的纪念

   十月革命:反思是最好的纪念
   
   作者:何方
   文章来源:学术中国 >> 阅读在线 >> 07年11月 >> 他山之玉
   发布时间:2007-11-22

   
   何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问题专家、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曾任张闻天同志秘书,我国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
   
   我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布)党史》中长大的,从小对十月革命就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以来,参加的纪念活动有几十次,但实在没有想到,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占地球六分之一领土的苏维埃大国,进行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打败了希特勒、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后,竟在10多年前,平平安安地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最使我感到惊奇的还有,统一的苏联红军也都和平地一下子分成15个新独立国家的国防军。那一阵我正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地访问,由于思想上的老框框还很多,所以对苏联东欧的红旗落地感到十分惋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且对当地群众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感到不可理解,也同接触过的人们辩论过。回到国内,更是见到许多人怅然、沮丧。据说当时有些领导曾提出要写一篇高举社会主义红旗继续前进的社论,意思是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已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多亏邓小平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方针,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此后我改行学习中共党史,这就需要重温一些理论书籍和查阅一些史料。正好这时俄罗斯当局陆续为大批档案解密,虽然我只直接或间接看到很少一点与我写《党史笔记》有关的材料,却发现自己过去受造神造假的影响极为深重,不但戴了有色眼镜学理论因而没学懂,还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造假也信以为真。按理说,中共党史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我亲自经历过的,应该能够辨别真假和是非了吧。然而不然。这是由于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自己不可能了解事件真相和全貌,而且接受了照顾大局的革命功利主义学说,养成了不论真假都要和主流舆论保持一致的习惯。只是“文革”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改习党史后,才觉得头脑逐渐清醒了些。
   
   “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有不真实的地方。1980年代,一次中央开会,有人提到现在有的文章要重新评价布哈林。一位老领导就说,怎么能为布哈林翻案,他不是刺杀过列宁吗?这就是上了电影的当。不久前崔永元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口气大了些),提到他做《电影传奇》节目中苏联的老影片,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他:“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崔永元就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讲讲。”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这个能力,因此毫不客气地问:“你现在能好好说说“托派”吗?”
   
   这一问,有道理。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给多年来挨整的托派正式平反呢。在十月革命及其后叱咤风云的托洛茨基早已从历史上抹掉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斯大林却成了仅次于列宁的主要角色。我们过去以《联共党史》为主要教材培养出来好几代人,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时却没有做应有的拨乱反正工作,致使许多人还保留着旧观念,总在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给改革开放添乱。可见,批判《联共(布)党史》、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只是少数学者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和成为文明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实际上没有经过什么流血冲突。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都是电影编的。米高扬就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由于是自发的,胜利后有点群龙无首,并很快形成两个并存的政权:一方面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组成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同属第二国际,被称为“社会主义党派”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苏维埃。临时政府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加上七月事件中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群众和组织前线进攻遭到溃败,已经完全丧失军心民心,处于不能自保的境地;苏维埃则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夺得政权,所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提出采取和平手段,通过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就使二月革命后的七八个月里,国内政治斗争的重点是在参加苏维埃的三大政党之间进行的,而且力量的消长变化也非常快。孟社两党由于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参加临时政府(最后一任总理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在斗争中力量遭到迅速削弱。布尔什维克既有深得人心的政策口号(和平、面包、土地),又有列宁的坚强领导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再加上灵活的策略手段(例如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就使它取得十月革命的领导权,然后回过头来镇压孟社两党。列宁也从此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另行建立了第三国际。所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以至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有很大变化,认为二月革命仍属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不流血(或者很少流血)的政变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观点,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只适于较短时期,列宁把它变成了少数对多数的专政。他说:“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
   
   那时的兄弟国家在一起常常互相诉苦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实验,不仅影响到俄国和以俄为师的国家,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20世纪一个主要社会潮流,对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为资本主义改革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照搬十月革命创造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1950年代我在驻苏使馆当研究室主任,亲身经历苏联物资的严重短缺和群众生活特别是住和行的困难。1955年,欧亚各国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苏联东欧国家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当时的说法是,苏联受战争破坏严重和西欧有美国的援助。其实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和德国破坏得更严重些,但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苏联。
   
   战后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中等以上国家)是靠外援发展起来的。东西德在比赛中,东德落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一次宴会上,我曾当场看到时任东德总理的格罗提渥同李富春谈话,他要中国支援若干万吨大豆搞人造黄油,说东德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主橱窗,怎么也要赶上西德。李说,中国目前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艰苦,大豆也很紧张。格说,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了共同事业,每人少吃一点就可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我国的政策,是必然会给予一定支援的。奇怪的是,那时的兄弟国家在一起常常互相诉苦,但对群众和对外宣传却总要大肆夸富,其水分之大简直惊人。例如苏联1976年最后一次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67%,可是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统计,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总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过去中国从苏联学来的各种统计也不能再引用了。再以芬兰为例,当年它是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十月革命后取得独立,到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人均15000美元左右,而比它条件好的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人均产值还不到4000美元。斯大林死后,苏联当局开始为一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有些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的人住进了莫斯科的精神病院和各种疗养院。我曾去过其中一个疗养院,有不少院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被整得东倒西歪,精神失常,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个字:真惨。
   
   如何全面评价十月革命
   
   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事实。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还直接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这就使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同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又“走俄国人的路”,立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然后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三大改造,实现全盘苏化,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实行闭关自守。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结果是中国白白断送了30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沦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后来多亏实行改革开放,才扭转了这一局势。
   
   这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没起过积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但客观地说,也有消极作用。连党内大理论家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他还公开批判:“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以上均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胡乔木对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能有一些反思,实在难能可贵。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又过了20几年,对十月革命进行重新认识,也实在是迫切需要。中国在经济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约束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还有陷入布尔什维克化框架的迹象。若能适应世界和时代潮流,像走经济市场化道路那样,决心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现代化,中国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也必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认真吸取苏联走过道路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11期)
(2010/05/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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