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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松: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刘青松: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真话集之一
   
   时间:2010-05-05 09:44 作者:刘青松文章来源:共识网> 历史解读 > 旧文新读
   
   《真话》简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从世景到人心大转型的三十年,宏大叙事之外,史书的边角处,那些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新语词、流行语词、语录、民谣、顺口溜等,浓缩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折射了一幅鲜活的改革图景。本书从三十年间的民间语文入手,抉取1978至2008年间真实的中国言辞,加以独到而有趣的解读、阐发乃至调侃、反讽,以此梳理出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从制度到观念的转型过程和发展脉络,留存一份兼具人文思辨和知识趣味的历史记忆——正是那些跃动的心,真实的声音,像偏旁,昂然站立,构成了史书上的文字,构成了一部雄阔的中国当代史。 共识网从本书中摘录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语录或新词,以真话集系列的格式陆续刊载。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中的头两句。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纷纷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警察们在一旁观察动静。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个月中出了9期。
   
   而此时,一个全民读朦胧诗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时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
   
   多年后,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胡)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党鼓舞我们去改革
   
   “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1980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的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发出这样的疑问。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
   
   “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
   
   198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政协一份报告上批示。
   
   “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就思想战线问题对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出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他说:“回忆一下历史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
   
   邓小平又说到电影《太阳和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真理和错误,香花和毒草,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争辩,由人民来评定。这样,不但不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反而会使人们得到锻炼,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1981年第1期《读书》发表于浩成的《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文中如此说。于浩成认为:“不少人把开明君主的‘纳谏’,让臣下大胆讲话,甚至‘高价收买批评’,称之为民主,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主义的传统和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头脑中的遗留可说是既深且广。许多人想问题,看问题总离不开封建主义的老框框,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好官身上,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
   
   1981年,《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到任不久的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杭州日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1997年,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是《敬畏人民》。
   
   “顾客就是皇帝,那共产党干啥?”
   
   1981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矗立起来。
   
   这句口号是由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的袁庚提出来的。本来这句口号还有后两句: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当时有人反对:“顾客就是皇帝,那共产党干啥?在皇帝面前得叩首称臣,跪在地上。”袁庚做出了让步:“‘顾客是皇帝’可以不写进口号里,但要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口号提出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有些人的强烈反对,有人还给它贴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标签。还好,后来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句口号。
   
   1984年国庆,深圳有两辆彩车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通过电视和报纸传遍大江南北。
   
   当年那块巨型标语牌,现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
   
   剑桥大学派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与外宾接洽时谦逊地问道:“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
   
   剑桥大学派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与外宾接洽时谦逊地问道:“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翻译有心遮掩一下,对方已经有一位懂汉语的人笑出了声。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2005年7月21日,《东方早报》发表一篇文章:《皇马中国行因此地人傻钱多》。文中说:
   
   小别中国两年之后,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又来了!虽然此前有媒体调侃说,“皇马”和中国已经因为从“一夜情”变成“多夜情”而激情不再,但考虑到2003年“皇马”在昆明曾经让我们遭遇的尴尬,我觉得还是有事先提醒一下的必要。
   
   对此次“皇马”中国行,我有三个愿望:
   
   一愿政府官员不要再干那种拿“荣誉市民”当廉价旅游纪念品大肆派送的傻事,上次昆明还不是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昆明市为什么会遭到如此轻慢?就是因为把身段放得太低了,过分仰视了“皇马”。至于那种“今后无论是皇马俱乐部官员,还是教练、球员到云南,都将享受全程免费接待”允诺,纯属“崽卖爷田心不痛”,慷纳税人之慨,我再也不要听到。
   
   二愿“皇马”在中国期间,万一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要平衡。他们当年到昆明时,云南省大姚县刚刚发生了里氏6.2级地震。结果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的民房倒塌、灾民啼饥号寒,但并不妨碍昆明街头出现由女骑警、少数民族少女和盛装大象组成的超豪华迎接阵容。云南的主要媒体也把全部的目光都锁定在皇马的一举一动上,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地震灾情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
   
   三愿“皇马”们在给欧洲的朋友通电话时,不会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不要对民工,连几百块钱的工资都给得不痛快,对“皇马”却一掷千万而无吝色。
   
   有人说,“近年来中国最精彩的写实小说”是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有人考证,这是发自杭州市宝石山下一出租房的汇款单上的简短附言,是一位按摩女给家乡妹妹汇款时随手涂鸦的。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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